新生錄取率過半的美國,上大學難在哪裡
2019年03月19日15:00

原標題:新生錄取率過半的美國,上大學難在哪裡

今年二月份,我在一座美國的寺廟里結識了May。

May是青島人,微胖,看上去善良和怯懦,戴眼鏡,臉上有青春痘,穿得很樸素。她管我叫“師姐“,我便樂意地應下,同她聊了起來。 原來她在美國讀高中,今年準備畢業,家住附近,連續幾年在這座華人寺廟里做義工。

她英文不好,很難融入美國文化,不過她所在的公立學校主要是墨西哥人和中國人,天然地分成兩派,派內互相聚集,她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她的父母關係不好,母親獨自帶她來美國。她期盼回國,但因為綠卡還沒有到手,所以還在等待,今年是第4年。

她喜歡白敬亭和Super Junior,夜裡助眠的一個方法是編出自己同她喜歡偶像之間的浪漫故事。她還偶爾寫點兒東西,放在喜歡的明星貼吧里。

一整天,May幾乎都在我身邊同我聊天。她說,同人講中文的感覺真是太好了,以前把中文當成空氣,沒覺得重要,換了個環境,才發現中文的魅力來。

告別時,May問了我一個問題。

她問我,如果她現在回國內考大學,還來得及麼?她在美國高中學分沒修夠,上不了普通大學。她很發愁,不知道自己的未來要去向哪裡。

May的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

美國升學的不難與難

May是2019年美國360萬高中畢業生中的一員,其中40萬來自於私立高中,另外320萬像May一樣就讀於公立高中。

根據美國全國大學生招生諮詢協會的數據,68%的私立學校都僱傭了升學顧問來為學生提供免費的申請諮詢,而在公立高中里,只有33%的學校僱傭了顧問,每個顧問平均為470名公立學校的學生提供諮詢服務。每名學生平均每週只有5分鍾。

美國上大學簡單麼?一個簡單的回答是,簡單。據美國教育部統計,超過80%的四年製大學和學院,新生錄取率都超過了50%。這意味著申請者只要申請2個學校,平均至少能拿到一個錄取(offer)。除此外,美國還有超過1000家的社區學院,對所有申請者開放,幾乎沒有任何門檻。

2016年秋季美國大學申請和註冊情況 數據來源: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點擊看大圖)

美國上大學難麼?一個合理的回答可能是,取決於你想要上的學校。美國東部的常春藤聯盟(美國一流私立名校)在2018年的錄取率平均為8.3%。而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學2018年的錄取率僅為4.3%,意味著大約20個學生在競爭一個錄取名額。

一所美國排名前十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像一座獨木橋,學生戰戰兢兢地前進,生怕一失足就跌落,家長投入大量財力物力為子女保駕護航,而公眾則對橋的彼岸充滿了好奇。但每個人都想知道:究竟如何才能過橋?

教育學者Rebecca Zwick的著作《錄取誰?》(Who Gets in?)分析和研究了那些高競爭大學(錄取率低於10%)的招生政策。她發現,大學預修課程(註:AP課程,由美國大學理事會讚助和授權的高中先修課程,可以在大學兌換學分,比一般高中課程難度更大和更複雜)的成績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所謂的美國“高考”成績——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和ACT(美國大學入考試)——因為其對少數族裔和低收入群體可能造成不公,更多地作為門檻來幫助精英學校初篩。除此外,少數族裔和低收入群體的身份、申請人的地理位置、是否為校友子女(legacy applicants)、是否具有傑出的運動或藝術才能、家庭的捐贈能力、是否對學校展現興趣以及是否具有支付能力都可以影響招生結果。

Zwick利用建模發現,如果申請者是少數族裔或者來自低收入群體,其在招生上的優勢等同於額外的200分SAT成績。這一額外考量一方面幫助推進教育的機會均等(即不以種族、性別、家庭背景阻礙學生獲得教育的機會),另一方面,多元的學生背景有利於學生從不同人身上獲得不一樣的經驗,並保持開放的心態。

如果申請者的家族有潛在大額捐贈的能力,等同於隱形地為其SAT成績增加300-400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知名學府多為私立大學,其經營和運作的主要經濟來源為校友捐贈和捐款,故招生不僅同培養人才這一目標有關,亦影響著學校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獲得的捐贈數額。

與之呼應,據《紐約時報》報導,哈佛大學在招生時有一些專門的術語來指代不同的申請人情況。“小獎勵(tips)”指的是那些針對於少數族裔、校友子女、哈佛員工子女、捐贈者親屬和運動員的額外考慮。“院長的感興趣名單(dean’s interest list)”指的是那些同哈佛捐贈方有利益關係以及同哈佛有關係的申請者,這份名單上的申請者錄取的概率會顯著增加。

除此外,哈佛還有一個專門的“Z名單(Z list)”,指代哈佛希望錄取但其學術成績處在錄取邊緣的申請人,每年大約60人,多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和廣泛的社會關係,哈佛會為他們提供推遲入學的錄取。

總之,納入諸如校友子女、家庭背景等考量因素,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大學的招生目標不是單純地為了聚集“最好的個體(best individuals)”,而是為了創造一個“最優的集合(best ensemble)”。 這個容納了多元背景的學生群體,像個萬花筒,千變萬化又色彩斑斕,滿足了學校在自身經營和創造多元學習體驗上的多重目標,使得整體的運作能夠實現最優。

但正如同電影票房無法完全告訴我們電影的質量好壞一樣,大學的錄取率也並不一定能夠真正衡量大學教育質量。過分沉溺於數字可能會使我們忽略大學教育的真正價值在於“人”的成長,而在人的發展中,“合適”這個詞可能扮演了更大的份量。

教育系統中的選擇與第二次機會

在左右衡量後,May覺得自己回國的可能性不大,一來跟不上,二來是因為綠卡遲遲未批,她不方便回國。她決定今年高中畢業後,先上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讀兩年,修夠學分後轉學到普通大學,繼續讀完剩下的兩年。我由衷地支持她的想法。

剛來美國時,我懷抱著一種虛妄的優越感,認為美國所謂的社區學院不過是職業技術學院,低門檻甚至零門檻意味著沒有篩選,魚龍混雜,質量難以保證。

之後因為在教育研究生院讀書,我才瞭解到,社區學院是美國一種獨特的教育系統,更像是個大雜燴,既包括職業教育,繼續教育,社區教育,還能提供兩年的本科教育,內容設置和普通大學相似,種類豐富,修讀的學分可以轉換,為那些之前未準備好的學生提供二次跳板。儘管如此,我仍堅定地認為,社區學院的教育質量同頂尖名校的質量不可相提並論。

改觀發生在3個月前,我在社區學院上了一個短期的編劇學習的項目,為期八週,每週五次課,每堂課兩個半小時,課後有作業,八週後一個最重要的產出是寫完一個至少90頁的長篇劇本。算下來學費平均每小時30美元,是我在一家常春藤大學研究生院讀書時的五分之一。

項目一共有12人報名,分別來自10個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愛爾蘭,比利時等等),年齡從19到40歲不等。所有人集體上一門關於編劇入門和技巧的大課,而後學院為了確保每個人能夠有針對性地得到教師反饋,又分成了2個小班,確保在150分鍾內每個人平均至少能夠得到25分鍾的反饋時間。

印象很深的是參與感。因為沒有門檻,大多數申請人是憑藉自己的興趣選擇的項目和課程。課堂上,每個人都很有發問和表達的慾望。有些人勉強能開口說英語,很費力,但努力去讓對方理解。有人認為老師過分推崇荷李活體系而忽略電影創作的多樣性,便公開提出質疑,一度在課堂上爭執,但這仍是有益的討論。

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發生改變。原先在研究生院里上課,學校鼓勵表達,美國同學都很習慣於開口,不管三七二十一說了再說,我的反應速度慢,有時候剛想好說什麼,打好腹稿後,已經換了個話題;哪怕是發了言,也往往陷入一種虛妄的自我沉浸,在腦海里回放好幾遍,生怕自己的表達不夠聰明。反倒是在社區學院上課的經曆,使我更加坦然,明白學習本身即是自我完善,因此一切的學習行為只要讓自己舒服和受益即可。

如果說申請競爭激烈的名校,更像是一個通過高等教育穩固社會階層的方式(一個直觀的證據是2017年的調研發現67%的哈佛新生其家庭年收入為社會的前20%,僅4.5%來自於社會低收入家庭),為那些已擁有優越社會資源的申請者錦上添花;那麼廣泛而普遍的社區學院則更像是雪中送炭,以其低廉的學費以及合格的教育資源,為那些在競爭中“敗下陣來”的學生提供另外的選擇和第二次機會,使得他們仍然能夠有機會通過高等教育改善個人處境。

結語

誠如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在《美國精神的封閉》中所言,最有效的限製自由的方式便是選擇的匱乏。在美國高等教育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精英大學對學生的選擇,抑或是學生對不同類型的大學的選擇,都可以窺見某種多樣性。不以單一的標準作為考察學生的指標,不以精英大學作為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大學和學生擁有了更大的自由以滿足他們對教育的期待。

但值得注意的是,選擇的多樣性在意味著更多可能性的同時,也創造了更為廣闊的灰色地帶,複雜糾纏的利益關係共同博弈影響著選擇結果。如何增加大學選擇過程中的透明和公正,如何降低學生選擇過程中的非理性和認知偏差,可能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亟需面對的挑戰。

(文中人物May為化名。作者馬煜曦系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展心理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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