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記錄了五四運動在上海的曆史,這些名字不應被遺忘
2019年05月07日15:01

原標題:他們記錄了五四運動在上海的曆史,這些名字不應被遺忘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國內出版過大量集體編修的史料、著作,這些厚重的“磚頭書”曾在資料匱乏、檢索不便的年代里為有誌於曆史研究的人們提供線索、指明方向,但作者往往沒有署名,或以單位署名。

那個年代的學者甘做隱姓埋名的鋪路人,今人卻不應遺忘他們的奉獻。事實上,當年以集體之力、乃至舉國之力編修的書籍,往往得以調配相關領域的一流專家,那種高手雲集的編寫陣容、合作方式如今已難再實現。

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在“文革”以前,以組織集體力量、編纂中國革命史方面的資料集見長。該所推出過四部在學界享有盛名、影響深遠的資料集,分別是1958年的《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鴉片戰爭末期英軍在長江下遊的侵略罪行》,1960年的《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和1966年的《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

兩三年前,上海社科院曆史所研究員馬軍在該所現代史研究室的資料中偶然發現一批史料,其中記錄了大量有關該所《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1960年版)編纂工作會議的信息,為今人瞭解當時的編纂過程及時代背景打開了一個窗口。

5月6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舉辦五四運動100週年學術紀念活動,二十餘名學者圍繞《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編寫的來龍去脈展開討論,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紀念五四運動100年。

會議現場

與那個時代的許多大部頭書籍一樣,該書在正式出版時只署單位名稱,編纂者的姓名沒有出現。馬軍研究員發現的兩本小32開黑封面記錄本中,有約10萬字鋼筆記錄的會議記錄,其中約7萬字與編纂《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直接相關。他通過梳理會議記錄列出當年的編委會名單,並在會上表示:“今天讀出他們的名字是特別有意義的。”

這些學者包括周予同、楊寬、徐崙、奚原、劉仁澤、劉力行、方詩銘、湯誌鈞、章克生、馬博庵、吳繩海、洪廷彥、程天賦、顧長聲、齊國華、吳乾兌、傅道慧、呂書雲、宋心偉、徐鼎新、王天成、李峰雲、李茹辛等。“其中湯誌鈞、劉力行、周予同、徐崙、吳繩海等學者還發表了相關論文,他們不僅是編纂者,也是研究者。”馬軍說。

《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

部分編委會成員,從上到下、從左至右分貝為:周予同、楊寬、徐崙、奚原、章克生、程天賦。據馬軍介紹,兩本記錄本中有1959年4月至11月的30餘次關於編纂《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的會議記錄,均為講話稿實錄,生動、直白、真實;包括編纂過程中有過的爭執、衝突都記錄在案。而上述學者的後人或學生編撰其生平時,也未有機會收錄這些珍貴的講話。
兩本小32開黑封面記錄本

部分編纂者的後人應邀參加了紀念會議。

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已故名譽所長、《史林》第一任主編方詩銘先生之女方小芬表示,父親的專業是古代史,五四運動史並非他的專業,但是他仍非常樂意參與這項研究。“這些編纂者中,有些是我父親的前輩,有些是他的同輩,他們都是傑出卓越的曆史學家,但都樂於從事編撰史料這樣基礎性的工作。”

她正在為父親編寫年譜,此前並不知道父親曾參與五四運動史料的編纂,直到為其整理藏書,發現兩個版本的《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馬軍研究員對這些資料的挖掘非常有意義,否則,隨著親曆者的離世和資料的遺失,這些往事很快會淡出人們的視野。”她說。

方詩銘、湯誌鈞

《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出版距今已經有59年,當年的主要編纂者中,只有湯誌鈞先生依然健在。湯誌鈞之子湯仁澤在會上回顧了當年父親參與編纂工作的往事。他提到,湯先生曾回憶,時任曆史所所長李亞農先生希望這部史料選輯編出上海的特色,避免與北京方面出版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重複。中外書籍、報刊豐富是上海得天獨厚的條件,因此史料選輯編纂時充分利用了上海圖書館徐家彙藏書樓的豐富館藏。湯誌鈞先生還曾親赴北京各大圖書館搜尋珍貴的中外文資料,在艱苦的條件下編選出一批此前未被發掘的資料。

馬博庵先生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是我國對外關係史和國內縣政、鄉村經濟等學術領域的專家,早在1930年代就任金陵大學曆史系主任,1957年由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分配到中國社科院上海曆史研究所。精通外文的他後來成為曆史所編譯組的得力成員,留下了《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等重要的譯文資料。馬博庵先生的外孫女潘丹華女士在會上回顧了他廢寢忘食的學術研究、一生忠於祖國的滿腔熱血和晚年命運的波折,與會者無不唏噓動容。

馬博庵、吳繩海

來自複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抗戰史研究會以及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等單位的學者也發表了對史料集及相關新資料的看法。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副所長葉斌表示,這部史料的學術價值並未褪色,前輩學者在書中展現了他們的史識和學力。“這本書的上、下編安排合理,既展現了五四運動的完整曆史過程,又能突出它的重要方面。我們今天研究五四,又積累了不少‘後見之明’,思路更加豐富,但我們也感覺到許多研究缺少了前輩高屋建瓴的氣魄和格局、大的曆史觀。”他還表示,“我們應有新的眼光對五四運動在上海進行研究。要理解當前世界的百年變局,從世界曆史的角度應從一戰說起,從國內曆史的角度要從五四運動講起。五四運動也是世界曆史的一部分。在這本資料集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帝國主義的罪行、中國人民的鬥爭,也能看到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一戰後的世界格局,在上海就已經呈現出來了。這些新問題可以在這部史料集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研究。”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研究員周武在發言中說,當年的編纂者們以純手工的方式對史料進行“地毯式搜索”,鑒別編選的細緻資料至今仍在被學界使用。“即便今天的檢索手段已有長足的進步,前輩編寫的經典資料仍在澤被後學。他們從零做起,不懈努力,這種價值和精神是永恒的,但過去我們對這樣的工作有所忽視。”

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囉囌文表示,如果《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如果有再版的機會,希望能把參與編撰的諸位先生姓名列上,並盡快將他們的回憶錄、傳記編寫出來,他們那種全身心投入、毫不考慮個人得失的學者精神令人感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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