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展·新書|《蛋鎮電影院》與“新南方”寫作
2019年08月21日22:35

原標題:上海書展·新書|《蛋鎮電影院》與“新南方”寫作

“南方”是人們記憶中小橋流水、杏花春雨的江南。但在江南以南,還有一大片廣袤、潮濕、神秘的土地。雖然“南方”已經作為一種審美元素進入文學創作,但卻沒有形成所謂的“地理暴政”,沒有喪失觀照當代社會普遍性精神議題的能力。正如金理所言:優質的地域文學既是結結實實地從地方性空間中生長出來的,又時刻不忘與人類共同的精神生活對話。

8月17日,廣西作家朱山坡與評論家、學者金理來到作家書店,就《蛋鎮電影院》一書展開對談,探討“新南方”寫作能否成為一種新的可能。

活動現場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地域主義寫作的審美疲勞

“那是我家鄉小鎮的原型。”朱山坡筆下那片純淨的土地起名為“蛋鎮”,因為“蛋”這個字有一種生產性的文學隱喻,孕育著希望,蘊藏著生機,一切都有可能破殼而出。

為了寫好“蛋鎮”,朱山坡曾經伏案畫出一份詳細的地圖,每一個街道、每一個店舖、每一棟樓都清清楚楚陳列其中。那些活蹦亂跳的人物,那些藏在暗處和背後的角色,一個牽扯著一個,都被他攏到一處放到電影院里集中展現。

“‘蛋鎮’是我的文學地圖,也是我的一個‘文學王國’。”朱山坡說。

事實上,近些年來中國當代文壇中不乏有一批青年作家熱衷於創作小鎮文學,許多書名赤裸裸地叫起“小鎮傳奇”“小鎮故事”“某某小鎮”。金理認為紮堆的地域主義寫作中那些末流的作品,容易造成審美疲勞。他用了一個生動的比方,那就像是“豫園、城隍廟附近大大小小商店裡兜售的某種上海特產”一樣,千篇一律、內容乏味、缺乏想像。

“文壇上的‘特產式寫作’也是如此,那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東西,只會出現在城市某個固定的空間中,而且專門兜售給外地人。它滿足的是一種非常單一的消費邏輯。”金理評價道,文學可以具有地域性,但更應該超越地域的區隔飛向人類共同的、廣大的精神空間。

中國當代作家中也不乏有人寫出過“兼具地域性和人性之美”的作品,比如以湘西生活為題材的沈從文,就是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在《習作選集代序》中自言,要建造一座精緻結實的希臘小廟,裡面“供奉的是人性”,書寫原始、自然的生命之美;魯迅也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的序言中讚揚過一位黔北鄉土作家蹇先艾,慨歎:“貴州很遠,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樣的。”

“朱山坡筆下的南方小鎮讓我立即想到了魯迅這句話。”金理說,“這個小鎮里有各種各樣的人物,每個人物攜帶著各自的性情面貌,也有自己的苦惱和無奈。他們興高采烈地登上舞台,又悄無聲息地走向落幕,就像發生在眼前一樣。”

以電影院為窗口書寫百味人生

看電影曾經是一項有儀式感的活動。對幼年的朱山坡來說,能看露天電影是最令人興奮的事情,就連最嚴厲的家長也不能剝奪小孩看電影的權力。如果得知今晚要放映一場電影,小鎮居民甚至會立刻放下手中農活,提前回家準備觀影。

“那種感覺實在是太令人深刻、太美妙了。”為了寫出童年時對電影的熱愛,朱山坡在《風暴預警期》里曾描繪過一個想看電影卻沒錢買票的小鎮少年,經常徘徊於電影院門口,只靠著聽喇叭里的台詞、配樂就能模仿出演員的表演。“這個小孩就是我人生的寫照。”

金理解讀說,朱山坡的“電影院”不僅是一個空間,更是一個藝術領域。當片頭曲響起,電影院會形成一個封閉空間,觀眾一起做著“白日夢”;燈光亮起,大門打開,觀眾相繼退場又進場,電影院又變成了一個開放的流動場所。這種“封閉又開放”的狀態正像是小鎮居民那種人來人往、登台退場的生活狀態,朱山坡正是以電影院為窗口書寫小鎮的人生百態。

比如,一心逃離“蛋鎮”到美國去的章胖子,代表了一部分想要離開蛋鎮的人,他們表現了一種脫離日常生活、追求遠方的願望;《深山來客》中因一場洪水而到來的陌生男女,代表了一些突然出現在小鎮舞台上的人,他們預示著新的故事即將開幕。金理感歎,“電影院這個地方真的太奇妙了,它不僅是一個具體的物理空間,也是人的一種生活狀態,更是人的一種精神狀態的指涉,即封閉又開放,還帶著對外部世界的無限好奇。”

“我們”的視角就是作者特意安排一架攝像機,對準小鎮上來來往往的人群和那些可笑、奇異又溫暖的故事。一個個活靈活現的人物被點名般召喚入場,在讀者的眼前演出一幕幕悲歡離合。而“朱山坡這個總導演,則像蛋鎮電影院的放映員,從一個小窗口裡悄悄往外看,一言不發”。

貼地的飛行:現實與荒誕的結合

金理評價朱山坡的寫作,從一個具體的地理空間出發,對鄉間的風土人情進行紮實細膩的現實主義描繪,結尾處又加入富有想像力的荒誕元素,整部作品在寫實之餘又不乏浪漫的藝術色彩。

在《荀滑脫逃》一文中,主人公荀滑是蛋鎮上一個“盜亦有道”的小偷,因為一次同行搶食,他受眾人冤枉,被迫躲到電影院中,被盜者的朋友將電影院圍得水洩不通。

他會受到懲罰嗎?他的結局如何?他將怎樣逃出生天?

一連串問題湧入讀者腦海,作者當然不負所望,設計出一個令人拍案叫絕的結尾:荀滑轉身跳向銀幕上的綠皮火車,跟隨著火車一起消失在眾人眼前……十一年後放映《東方快車謀殺案》時他又從火車上奇蹟般地跳下,向觀眾揮手致意。荀滑的消失與複歸都借助火車這一意象得以實現,魔術一般具有強烈的超自然魅力。

金理將這個奇妙的結尾與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一個女生坐著床單飛上天”作對比,認為這種超現實結尾具有極強的藝術性和想像力。作者既有對人的精神狀態的關懷體貼,又不是匍匐在地面上,而是保持一種“貼地的飛行”姿態。

“一個平庸的作家也許根本沒意識到這裏有什麼地方需要解釋;一個較為優秀的作家可能會覺得為難,但沒有解決的能力;只有偉大的作家既具有想像力,又會賦予其現實的合理性。”金理感歎道,“小說家有時也是這樣,把自己逼到絕境以後,再進行脫逃。”

基於此,朱山坡和金理總結出“新南方”寫作的四個特點:第一,南方的地理指涉發生變化。江南以南還有另一片土地,山脈連綿不絕,雨季溽熱濕潤,既有特色的少數民族風情,又有神鬼、巫術等奇特隱秘的元素,兼之受到港澳台和東南亞文化的影響,具有極強的地域特徵。第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物質條件和精神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人的思維、行為和生活方式隨之改變,為“新南方”寫作提供了新的元素和風格。第三,細膩的現實主義中包含想像、奇幻、荒誕等浪漫主義元素,形成了一種新的審美風格。第四,粵黔桂閩方言帶來的陌生感,粗礫、晦澀而鮮活,為文學語言帶了一股清新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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