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留守兒童有關的15萬封手寫信
2019年08月24日13:58

原標題:與留守兒童有關的15萬封手寫信

比起支教或者物質上的幫助,通信的方式能長期的關心一個孩子,也給他們一個訴說的渠道。

“沒興趣”、“沒意思”、“爸爸媽媽都不怎麼管我,都不愛我……”

信的對面,是正在讀初一的小女孩小雪。她是一名留守兒童。

這個場景,劉思傑並不陌生。這位湖南理工大學的大一學生,在6年前,也是一位像小雪一樣的留守兒童。

就像現在的小雪一樣,她把很多永遠無法講出口的孤單都寫在紙上,然後寄給遠方的“小露姐姐”。

小露姐姐是一個叫“藍信封留守兒童關愛中心”公益組織的誌願者,通過與結對的留守兒童相互通信的方式,給予對方精神上的陪伴和互動,讓這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能得到心靈上的慰藉。

去年,劉思傑也成為這樣一位公益誌願者。而據統計,在過去11年時間里,“藍信封”幫助了13000名來自廣東、湖南、河南、四川等地的留守兒童,“通信大使”們寄出了超過15萬封書信。

等待寄出的孩子們的信。受訪者供圖

從“留守兒童”到“通信大使”

初一那年,劉思傑的語文老師佈置了一篇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劉思傑只在紙上寫了一句話:“像我這樣的人不配有理想。”

從小,劉思傑便和爺爺奶奶生活在湖南常德漢壽縣的鄉下,父母在廣州打工,一年之中只有春節才會回來一次。

每年春節結束,是劉思傑最痛苦的時刻。父母要啟程離開了,她覺得心裡空蕩蕩的,似乎有很多的情緒在心裡糾結,但又開不了口。爺爺奶奶會照顧她和弟弟穿衣吃飯,但年邁的他們也很少能洞察到劉思傑的情緒變化。

家人都不知道,那段時間劉思傑正遭到同學們的孤立。

還有學習成績,她的數學比較差,又沒有條件去報補習班,成績怎麼都提不上去。父母對她學習上的期望還很高,希望她能穩定在班里的一二名。但對劉思傑來說,這是個難以實現的目標。

長期的分離就像一道牆。爸爸打來電話時,劉思傑也不願談論這些事情,覺得“不好意思”,時常是短短幾分鍾就結束了。有時聊到學習成績,雙方又會陷入爭吵之中。

劉思傑找不到一個情緒的出口,她不知道能找誰聊天,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眼前這些“天大”的事情,她只是變得越來越沉默和自卑。

當藍信封的公益項目來到學校時,13歲的劉思傑迫切地希望“與一個哥哥姐姐交流,給自己一個方向”。

信紙的另一邊是正讀大二的小露,第一次回信,劉思傑就稱呼她為姐姐,並把心裡苦惱的“秘密”都寫在了紙上。對劉思傑而言,把這些寫在紙上,寄出去,情緒就會暢通不少。

邊寫信邊哭的女孩。受訪者供圖

被孤立的很長一段時間,劉思傑都覺得非常委屈,也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在信中,小露告訴她要珍惜朋友,如果是自己的錯,一定要主動去承認。“她說自己小時候也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告訴我不要害怕。”

按照小露給的指導,劉思傑主動和班上的同學溝通,關係漸漸緩和。

劉思傑喜歡看《淘氣包馬小跳》之類的兒童文學,嚐試寫類似風格的文字,但她不敢給身邊的任何人看。千里之外的“姐姐”便成了她第一位讀者。“很奇怪,對一個陌生人,你更願意說出自己的東西來。”劉思傑把其中幾個章節謄在紙上寄過去,對方在回信里誇她“富有想像力”,還附帶了一支筆和一個本子,鼓勵她多寫作。

通信持續了一年多,直到小露去國外做了交換生,她們才斷了聯繫。上大學之後,劉思傑又在朋友圈里看到藍信封招誌願者的消息,立刻報了名。那是一種奇妙的感覺,她曾經從小露那裡得到很多幫助,然後又變成了她的角色。

劉思傑給小雪寫了滿滿三頁紙的回信。她覺得小雪感受不到外界的關愛,可能並不是周圍沒有,但她自己感受不到,就像曾經的自己。

她特意問了很多小細節,試圖讓女孩明白“爸爸媽媽都是在乎你的”。“我問她,爸爸媽媽是不是會經常給你打電話詢問你的情況;回家了之後,他們會不會準備你喜歡吃的東西,天冷回學校,是不是會讓你多帶一些衣物……”

第二封來信比第一封長了許多。劉思傑明顯感受到信中情緒的轉變,小雪告訴她:“和你聊天很開心。”在此之前,小雪已經很久沒有用過“開心”這個詞了。

在接下來的信中,小雪開始分享一些開心的瞬間,喜歡的歌曲和明星,以及對未來的希冀。她想考一個廣州的大學,和在那邊打工的媽媽在一起。這樣,便不會再有人嘲笑她沒有媽媽。

給孩子們一個訴說的渠道

藍信封的創始人周文華也曾長期和父母分離,他生長在廣東省中山市的鄉下,從初中開始便一個人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讀書。一年四季中,只有寒暑假才能短暫和父母待在一起。

11年前,12歲的安徽留守兒童章楊宇在村祠堂後的一間小屋中自殺身亡。在此之前,他親了親陪伴自己的爺爺,還寫下了一封遺書。那天是父母離開老家的第10天,章楊宇在遺書中寫道:“你們每次離開我都很傷心,這也是我自殺的原因……”

彼時,周文華還是中山大學研二的一名學生,在報刊亭前看到這條新聞的時候,他整個人都在顫抖。

周文華喜歡給以前的同學或者遠方的筆友寫信,把內心的情緒都寫在紙上。他想到,比起支教或者物質上的幫助,通信的方式能長期的關心一個孩子,也給他們一個訴說的渠道。

他和幾個誌同道合的同學組成了公益項目團隊,來到湖南省漢壽縣幫扶。在那裡,周文華看到有很多孩子會給父母寫很多信,聊他們的生活,也聊他們的思念,但這些信都藏在枕頭下面,不好意思寄出。

在校內的一個公益創意大賽上,周文華提出了藍信封項目。他想通過信封搭建橋樑,讓大小朋友在“同一片藍天下,共同成長”。他們在高校內召集大學生誌願者作為“通信大使”,與留守兒童結為“對子”,結對的孩子和誌願者一個月寫一封信,約定寫一年。

“藍信封行動”創始人周文華。受訪者供圖

在一對一書信活動之前,藍信封行動的成員會先到項目地考察留守兒童現狀,招募寫信的孩子。

最初的幾年,沒有資源、沒有名氣,周文華便和一些活躍的校內誌願者拿著中大校團委的推薦信去廣東、湖南一些留守兒童較多的鄉村,一間一間的找學校談。很多學校完全不相信這群來曆不明的年輕人,周文華他們只好一次又一次的去學校,反複的跟他們講述藍信封到底是在做什麼。

藍信封團隊的一位核心成員封子提起2013年去河源家訪一位留守兒童,家裡長期都只有爺孫二人。封子進門後講明身份和來意,結果孩子的爺爺立刻拿起掃帚打他們,把誌願者們都趕了出去。無論怎麼解釋,老人家都不相信,“有這麼好的事情,大學生免費來關心我們?”

周文華說,在他們最初的幾年,常常被懷疑是搞傳銷的,被人查身份證、拍照報警幾乎是家常便飯。他們只好穿統一的服裝,帶上孩子學校的證明,並和班主任老師約定好,隨時求助。

漸漸的,藍信封的模式也固定了下來。他們會在高校招募核心誌願者來對接鄉下的學校,對通信的留守兒童進行家訪,並在全國高校招募通信大使。而這些大使則會與留守兒童配對並寫信,但他們不會上門,也極少見面。

誌願者正在幫忙整理信件。受訪者供圖

傾聽和分享

羅明珠沒有和“妹妹”曹明珠見面的打算。她曾經在誌願者的群裡看過曹明珠的照片,微胖,長長的頭髮,戴著一副黑框眼鏡,跟她想像的差不多。

曹明珠家在四川的農村,她是一個問題特別多的女生。讀大學究竟是什麼樣?成都好不好?該怎麼成為一名作家?該不該支持同性戀?她和媽媽的關係不好,隨時都可能因為幾句話而大吵一架,信里便會出現“想走,不想在這個家了”之類的句子。

但三年的時間里,她沒有一次提過爸爸。曹明珠不提,羅明珠也不會主動去問。很多時候,她也不知道該怎麼去回答曹明珠的問題,不知道自己說的是對還是錯,害怕給她指錯路。畢竟,她也就是年長幾歲而已。

在面試成功接受培訓的時候,羅明珠被告知不能用說教的方式,也儘量不要直接告訴孩子該怎麼做。通信大使們要做的是傾聽,並且分享一些自己的經曆和選擇。“重要的,還是讓她自己做選擇”。

巧合的是,她們名字都叫“明珠”。夜深人靜,在檯燈前開始寫信時,羅明珠都會覺得像在寫給另一個自己。她們在信里談論過三毛的撒哈拉沙漠,聊過外國的樂隊,和那些會用“秘密”來形容的事情。

誌願者和孩子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羅明珠覺得對方就是一個沒有見過的妹妹。她們已經通信近3年,遠遠超出了藍信封規定的一年之限。羅明珠相信,未來的幾年她們也會繼續寫下去。但如果有一天通信斷了,她也不想去添加微信等別的聯繫方式,“會很難過,但那份純真好像只存在於信中,不想去破壞。”

翔龍和小蘭通信已超過七年,他曾表示:“蘭姐比我的親姐姐還要親。”

從2009年開始,湖南漢壽縣的翔龍開始和中山大學一年級的小蘭通信。

“對我來說,英語就像是空中的雲,摸不到,弄不明白,再加上父母離婚,姐姐外出的事,讓我受到了無窮的打擊,我隨時隨刻都頂著一塊重於泰山的石頭。”

翔龍在信中哭訴,爸爸反對他去見媽媽。他以死相脅,但父親不為所動。翔龍原本的計劃是,他要去父母離婚的那個法院去告爸爸,“不是我要做的那麼絕,我只是想要他明白母愛的重要。”

小蘭在回信里安慰翔龍,讓他嚐試著體諒父親,多與他溝通,讓他更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想法。在後來的一封信里,翔龍分享自己的喜悅,他和爸爸深入地談論了這件事,爭取到了看望媽媽的權利。

翔龍一直很介懷父母離婚的事情,小蘭便在回信中告訴他 “你長大後會發現,評判一個人時,所謂的家庭背景都是次要的,尤其當你走進大學,人們關注你只是因為你的能力”。她希望翔龍能站在父母的立場考慮他們為什麼要離婚,試著原諒他們。

翔龍現在已經入讀大學,這些信,他依然都會帶在身邊。在曾經最痛苦的時候,翔龍也沒有在奶奶面前表現出來。在外人眼裡,他似乎永遠都是開心和“正常”的。而那些秘密,只有蘭姐才會知道。

最主要的困境是缺乏關愛

與留守兒童接觸的越多,藍信封越發現外界有一種誤讀,似乎留守兒童最大的標籤就是貧窮。周文華認為,“留守兒童”與其他孩子的不同之處在於父母不在身邊,缺乏關愛,這才是他們主要的困境。而家庭特別貧困的狀況,他們有遇到過,但是比例並不高。

周文華髮現,與父母長期分離後,孩子會出現兩種心理。或者認為父母完全不在意他們,於是心理上越來越擺出一副對外界不在意的樣子;要麼就是過分在意,把父母的缺席當成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提都不能提。

曾經有一個孩子,學習成績突然越來越差,誌願者們在信件中發現,只有在他生病或者成績不好的時候,遠方打工的父母才會頻繁的聯繫他。原來他是在用這種方式去吸引注意力。

孩子們寫在便箋紙上的心願。受訪者供圖

一位叫小宇的孩子,父親離世,母親改嫁,從十二歲開始,他便擔起了照顧弟弟和整個家庭的重擔。

在外人的眼中,小宇是一個奇怪的“壞孩子”。他毆打弟弟,和媽媽打電話時異常暴躁,甚至得了胃病都不想去治。但在與誌願者的信里,他一邊抱怨媽媽不愛自己,只愛弟弟,卻又不時在強調媽媽的好處。他用對家人暴躁的方式來渴望關愛,而胃病則是他換取關愛的唯一籌碼。“我根本就不想好!好了就沒有人再管我了!”

也會有寫信難以解決的問題。有時孩子們會在信中提到自殺或者死亡,通信大使上報後,周文華會邀請資深的心理專家和通信大使一起分析,信件就是最重要的材料。如果情況確實緊急,他們會立刻聯繫學校和老師。

2012年,周文華辭去了環境公司的研究員工作,正式把藍信封註冊成為了公益組織。隨著互聯網大潮的來臨,他們也把通信大使的報名改到了線上。周文華髮現,在網絡時代,報名的人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暴漲。2018年,報名的人數達3萬人,也不再局限於大學生群體。“有很多人會對互聯網倦怠,原始的文字溝通始終是有力量的”。

眼下,劉思傑在盼望著開學,她急切地想知道,小雪妹妹最近過得怎麼樣了。

新京報記者 鄒帥 實習生 付蕾 編輯 胡傑 校對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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