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深圳從“邊陲農業縣”到“先行示範區”
2019年08月26日02:23

  原標題:70年:深圳從“邊陲農業縣”到“先行示範區”

  70年·中國策(第八期)

  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城市,深圳僅僅走過40餘年的曆程,但已然展示出城市與產業迭代演進,實現有機融合的路線圖。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城市建設成就世界矚目。僅以城市數量為例,1949年末,全國城市共有132個。2018年末,城市數量達到672個。

  中國城市的發展速度更是創造了多個世界奇蹟。而這其中,首先湧入人們腦海的,恐怕就是最近剛被中央賦予新的曆史使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深圳。8月26日,這座特區城市,也將迎來它的第39個生日。

  一座城市如何演變和運轉,無不蘊含和傳達著這座城市的共性和個性信息。產業支撐城市殷實而強盛,城市反饋產業文明而潤澤,兩者相得益彰。城市化與工業化,在近代文明社會本是兩條相交相繞的演進路線,其邏輯結果則是產城融合。

  以深圳為例,它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僅僅走過近40年的曆程,但已然展示出城市與產業迭代演進,實現有機融合的路線圖。

  起點並非“小漁村”

  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就有土著居民繁衍生息在深圳土地上。而深圳的轄製史最早可上溯至公元331年東晉時期寶安縣的建立,迄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

  1980年深圳建立特區前,是寶安縣政府所在地。因此說“邊陲農業縣”,而不是常說的“小漁村”,也許更符合實際。

  當年深圳建市、成立特區前,只有落後的農漁業和少量農副產品加工、農機修理之類的工業基礎,且低於廣東和內地平均水平,與毗鄰的香港更不能同日而語,以致成為原住民非法“逃港”、貨品走私、“過境耕作”的重地。而其發展反差之大,也與長期地處邊防,限製大規模建設有關,後來反而成為最早與港資合辦“出口工業區”的初衷之一。

  深圳的“產業情懷”

  當年的深圳工業,開始主要以外向型、工貿結合起家,“三來一補”和後來“一般加工貿易”一時成為主流。它們作為深圳初、中期階段的工業,在產品創彙與積累,以及技術與管理經驗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當時的王石、任正非等企業家,都是先借助貿易,再工貿結合,最後走上實業之路的。

  從上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深圳製造”大體都以引進、模仿為主。此階段後期,深圳從上到下做大產業項目和自主創新的意識開始增強。

  深圳曆史上曾有“造車夢”之說:那年,深圳曾小試牛刀,所謂全塑殼體的“中華第一車”方案剛剛淡出視野,就開始與其他城市競爭,想讓國家計劃中最後一條轎車生產線落地深圳,但自己內部爭議尚未結束,名額和機會已花落他家。

  而若干年後,比亞迪、五洲龍等新能源整車製造企業在深圳崛起,航盛等一批汽車電子等汽車配套產業迅速發展,可以說“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多少圓了往日舊夢。

  還有上世紀90年代初,深圳出自產業升級的良好願望,動員部分“三來一補”企業搬離,而新產業卻未能及時接替入駐。幸而此舉被及時扭轉,出現廠房空置、產業“中空”的後果並不嚴重,及至後幾年“騰籠換鳥”,才算躬逢其時。

  正是這樣那樣的“學費”,使深圳產業選擇變得自覺,規劃的收放開始理性。例如,近十年來,深圳從環境保護和合理佈局考慮,兩度“放棄”東部大鵬灣煉油廠和“精細化工產業園”規劃,直至變更為“生物科技穀”為止。

  又如,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電子通信設備產業、以騰訊為代表的新一代互聯網產業以及大疆等為代表的其他先進製造業,大抵都以“後發製人”之勢,形成國際產業製高點。

  這些先進企業發展,首先取決於市場競爭需求和企業的創新衝動,也與深圳理性的政策選擇不無關係。至於2000年左右,將傳統“荔枝節”改造為聞名遐邇的“高交會”,率先在歐美髮達國家設立“招商聯絡處”等舉措,也無不源於深圳從上到下那股濃烈的產業創新情懷。

  可以說,深圳經過近40年的積累和昇華,形成了一個比較有活力、有彈性、可迭代的產業生態體系,而其靈魂、核心在於創新驅動。這個體系相對“輕靈”,而減輕了產業調整和轉型的成本,同時又為新經濟、新業態騰挪出發軔和壯大的空間。

  經濟格局變遷

  2009年,我曾發表一篇《深圳經濟格局正發生重要變遷》的文章。文中分析說,“剛經曆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又近逢特區建立30週年的深圳,經濟發展格局已經或正在發生明顯的和潛在的變化。其端倪之間,趨勢畢現”。

  它們包括:“一、深圳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過半,超過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總和,‘後工業化社會’初見端倪。二、在深圳經濟增長格局中,外源、外需支撐因素出現趨勢性弱化,工業出口所占權重不斷降低,且不可能恢復到危機前水平。三、深圳產業向內地與周邊地區擴散、遷移加速。四、深圳已進入資本輸出與產品輸出並舉,資本輸出漸為主導的時期。五、深圳人口、土地、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緊約束’局面日益凸顯。六、深圳經濟明顯減速,與內地城市原先存在的一般領先差距已經縮小乃至消失,新的行業優勢有待形成。七、一批深圳本土企業已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以優秀業績與品牌形象,成為深圳的‘城市名片’。八、政府投資向基礎設施和公益民生領域大力傾斜,向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務與公共資源日益增多,公共服務型財政和相應的政府架構初見雛形。九、深港經濟合作向縱深發展,‘深莞惠’城市一體化進程加快,區域經濟協作與融合進入新階段。”

  縱觀當下,當年描述的現象趨勢仍然存在,僅局部變化不一,或隨時代背景變遷有了更多延伸。

  微觀產城融合現象,則可看到“樓宇經濟”效應凸顯,成為生產性服務業的主要載體,乃至本身就是產業“孵化器”;一座不太起眼的樓宇“藏龍臥虎”,可能是跨國公司的總部,又可能是研發、“綠色”生產、現代服務與消費的“綜合體”。

  變化還體現在,在城市“舊改”中,產業更多並非“驅離”而是轉型,不少廠房改造為“創意、創客、創業”空間;“城中村”不再是大拆大建,主要通過整治改造而宜居宜業;規劃設計不再各行其是,而是通過“站城合一”、“園城合一”、文教資源“整體嵌入”,以及“人車分流”“空中連廊”等局部工程,使產城融合效應得以實現和放大。

  深圳“再出發”

  深圳在新時代已被賦予更多使命和期許,其將“朝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方向前行,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

  大灣區建設、貿易摩擦及香港穩定等因素,無不關乎深圳未來。而深圳應對挑戰並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在於改革創新,並具體落實於未來“後工業化”和“新城市化”結合的路徑上。

  令人欣慰的是,作為“產、城”繼續發展的基礎,近年來深圳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產業化為目的的自主創新模式和創新生態已經走向成熟。隨著國家級、國際化高端實驗室、大科學裝置、基礎科學研究團隊,以及新建高校等創新載體的加速聚集,隨著深圳灣生態科技產業園、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等區域創新平台的相繼規劃建設,加上更多城市“綠色”發展和人才安居措施的推出,深圳的產城融合式發展又將展現新的亮點。

  深圳發展已舉世矚目,站在新的曆史節點上,其新一輪“再出發”更令國人期許。

  □李曉帆(深圳市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理事)

  

更多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