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下午茶 | 張軍:滬深的最大不同在於國家的戰略定位
2019年09月23日17:19

原標題:澎湃下午茶 | 張軍:滬深的最大不同在於國家的戰略定位

深圳是不是一個現象?在深圳特區經濟騰飛之後,人們開始關注起這座城市的發展軌跡,試圖分析它的輝煌是一種可以複製的成功,還是只是時代造就的偶然。

同樣是臨海的一線城市,上海背靠長三角,但其發展軌跡與緊鄰珠三角的深圳大不相同,因此這兩座城市時常被拿來比較。

9月17日,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做客“澎湃下午茶”,與在座的觀眾一起聊了聊上海和深圳這兩座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張軍發現,在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上,上海和深圳顯然是非常不同的,但最大的不同其實在於,它們各自在中國經濟的發展戰略格局中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和使命。深圳的崛起與超常發展主要得益於早期特區實驗的政策及其與香港的緊密聯繫,在造就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方面逐漸形成了保持距離和良性互動的關係範式。 而上海的改革與開放從一開始就與國家重大戰略的落實與推進密切相關,始終對接國家戰略這一點對過去30年上海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結構的形成有巨大影響。

滬深的戰略定位區別決定了兩座城市政商關係和營商環境的巨大差異,也決定了兩地政府對於本地資源配置的不同考量。張軍指出,70年前,上海就因自身的地理、人力資源與曆史背景優勢,在中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成為國家財政收入和工業品與消費品的主要提供者。 1990年浦東開發和上海開放之後,上海又再次被推到國家新一輪開放與改革的最前沿,不斷被賦予國家重大戰略的使命,成為承載者。

反觀深圳,因為深圳地處南方廣東沿海並接壤香港,在特區成立前僅是小漁村,微不足道,在那裡創辦特區是一個大膽試驗。為了讓試驗成功,中央必然給予深圳更自由、更靈活和更寬鬆的政策,這使得它的製度環境更接近市場經濟。即便在今天,深圳也沒有像上海那樣被賦予太多國家戰略的使命,因此深圳也不需要調動更多資源支持國家戰略的實施,資源就這樣被留給了市場和企業,也正因如此,深圳的政府沒有試圖去改變與市場之間業已維持的良好關係的動機。

張軍主編的《深圳奇蹟》,結合自己近年來對深圳產業轉型和政商關係的深度調研,梳理了深圳四十年來的成功經驗。

上海比深圳承載了更多的國家大型戰略規劃項目,因此其本地資源就更加需要多向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傾斜,以輔助項目的成功落地。以臨港為例,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市政府對臨港地區的開發,需要對基礎設施、軌道交通、新城建設等方面傾注大量土地、人力和財政資源,而且通常項目週期都會比較長,需要以十年為單位劃分階段性目標,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來推動國家戰略項目的實施。

而對於深圳來說,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試驗田,企業家、創業者和實體經濟有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創造財富的自由,從而讓政府在維繫與市場類型互動中有更大的獲得感,這就反過來給予政府更大的決心,保護更多的資源隨著市場和企業家的需求而流動。

張軍提到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失敗的社會容忍度(social tolerance of failure)”,用它來解釋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快速的經濟發展。深圳最有活力的科創產業發展就需要失敗的社會容忍度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準,允許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根據商業發展的需求自由流動,而深圳自身經濟試驗田的戰略定位恰好回應了這一需求,為有創業熱情的人提供了良好的產業孵化空間。而上海就有所不同,肩負眾多國家戰略使命自然會降低失敗的社會容忍度。

最後,張軍還強調,在今天回看上海與深圳發展道路的區別,其意義在於理解中國不同城市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為什麼會有較大的區別。有人在比較上海與深圳的發展進程時認為,上海城市人口與深圳相比老齡化趨勢更加明顯,因此可能在人口紅利方面面臨更大的壓力,但張軍表示,這個現象更是一個結果而非一個原因。

活動現場,互動環節。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提問:

您剛才提到,深圳作為試驗田,很多發展其實是先於中央規劃的,我最近在做有關媒體的研究時發現,比如說《人民日報》上從2005年開始,尤其是2011年之後,對深圳的很多報導都是在強調深圳的文化創意產業和大運會等與經濟發展和企業不太相關的東西,但是這些並不是深圳的強項,您覺得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出現?

張軍:

深圳沒有文化這件事情,張五常教授有一個回答,他認為深圳沒有文化是說深圳的博物館很糟糕,深圳的劇院做得不夠好。但是,這些都是表面的東西,深圳有很發達的文化創意產業,而且它的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內做得相當不錯。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把“文化”換成“文創”,那麼深圳是有相當好的文化產業的。但是如果你講的是曆史文化和傳統文化,那麼深圳只有40年,深圳的博物館展示的曆史自然就不可能那麼豐富多彩了。

也許有人認為深圳是文化的沙漠,但是經濟發展以後其實會產生對文化的巨大而持久的需求,深圳以後的文化設施建設一定會應需求而生。因為廣東省本身就是一個嶺南文化氛圍比較濃厚的省份,深圳在40年前比較荒涼,現在以移民居多,我相信深圳政府以後應該也會在這一方面有一些規劃,對當地原住居民的文化進行展示。

提問:

上海承擔的國家戰略之一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裡面有兩個關鍵詞——“科技創新”和“全球影響力”。請您再闡釋一下,深圳有哪些好的做法,或者說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有哪些好的做法可以為上海所借鑒?

張軍:

科創這個東西其實大家想一想,2000年之前,國際上大家討論比較多的是美國波士頓地區的128公路跟矽谷。所以我覺得,科創其實並不跟一個城市的發展戰略有必然關係。128公路是自然形成的,有自己形成的條件,因為波士頓地區有美國最好的幾所大學,尤其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人才支撐。後來128公路慢慢衰落是因為矽谷逐漸發展起來了,這肯定不是什麼戰略規劃的結果。因此,打造科技創新中心如果只通過政府的產業政策傾斜其實是不容易的,關鍵看人氣能不能真正形成。

說到人氣聚集,科創中心的發展跟市場經濟就有關係,所以前面提到的“失敗的社會容忍度”的概念也很重要。換句話說,就是這個地方必須有本事吸引到很多科學家、金融家和企業家。

上海下一步的發展,一方面要注重提升自身吸引風投的能力,吸納更多的資金去支持科技創新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培養科技創新環境,吸引更多的博士和科研人員來到這裏工作。

澎湃新聞 鬱斐 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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