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史︱亞當·斯密的拖延症
2019年09月27日13:29

原標題:蘇格蘭史︱亞當·斯密的拖延症

和所有文字工作者一樣,亞當·斯密也有拖延症,而且還病得不輕。斯密的拖延症主要體現在和朋友的書信上,其症狀主要有兩個,一是懶得寫,經常不回別人的書信,或者拖延多日再回;二是寫得少,面對朋友洋洋灑灑的書信,他常常三言兩語,或者一言以蔽。

亞當·斯密畫像

愛拖拉與寫短信

作為斯密的好友,大衛·休謨就很看不慣他這樣的拖拉作風。在1766年1月,他很直白地表示:“我也會像您這樣,懶於寫信,寫短信。”沒隔幾天,在2月8日,他又寫信抱怨道:“我同您一樣懶於寫信,可是終因很想念您,我還是拿起筆寫信給您。”

大衛·休謨畫像

休謨對於斯密的態度算是直截了當,其他朋友對待斯密懶著回信也頗有微詞,只是言語委婉,需要在字裡行間去尋找怨懟。亞曆山大·韋德伯恩是一名律師和政治家,曾出任掌璽大臣,但即便這樣一位聲名顯赫的人物,也曾遭遇斯密的書信冷遇。

1754年3月20日,他在寫給斯密的信中開場道:“自從與您握別這麼久,一直沒有向您寫信問候,首先向您致歉意。但我仍不完全滿意,因為這樣的別離實在沒有必要。雖然別後沒有收到您的信,但我深信,您一定時常惦記我。”斯密有沒有時常想到朋友不得而知,但不愛回信的問題可以基本坐實。

約翰·格拉斯福德是格拉斯哥數一數二的菸草商人,在當時就享有菸草大王的美譽。斯密在離開格拉斯哥前往倫敦和法國圖盧茲時,格拉斯福德曾經寫信給他,其中不難品出斯密離開後音信全無的怨艾,“在您離開格拉斯哥後,雖未獲教示,但不時聽到您情況佳勝,深感快慰。”從中也不難看出,斯密對於這位商人大亨似乎有些冷淡了。

除了懶得回信,寫信短也是斯密的一個痼疾。無論是與朋友的唱和還是對家人的問候,斯密似乎一改寫《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樣洋洋灑灑的風格,而是習慣於微博體的短信格式,這在其早期通信中尤為明顯。

斯密出生前,父親就去世了,斯密算是遺腹子。他長期與母親共同生活,斯密伺母也算孝順,但年輕時的斯密在和母親交流時似乎並不太耐煩,不僅書信篇幅較短,而且主題也很是直接:要錢要物。

17歲那年,斯密由格拉斯哥大學轉入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讀書,在給母親的信中他寫到:“我忙得很,只能簡單地告訴您,我的情況安好如常。今天收到米勒先生的來信,還沒有時間致複。你信中提到我將收到你寄來的供下星期食用的食物盒。款項還未收到。”一年後,他客居堂兄威廉·史密斯家中時給母親寫信稱:“在上一信里,我請您給我寄幾雙襪子來,越快越好。我要趁這次機會寫個信給您,並向所有朋友致意,您看得出,我並沒有太多的話要說。”

除了要錢要物,斯密似乎真的沒有太多話可以說。1743年,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只留下了這樣一句話:“這三個月來,我只是懶洋洋地靠在扶手椅上不想動彈,現在剛恢復常態。”所謂常態,也許只是從不寫信到寫短信吧。

懶得寫與愛出神

為什麼自己不願寫信或者只寫短信?斯密顯然也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到:“我不常寫信給您,實在難邀諒宥。”在寫給朋友吉爾伯特·埃利奧特的信中開篇他寫道:“久未問候,不知該怎樣向您道歉才好。”

雖然意識到了問題,但斯密似乎已積習難改。他向母親解釋道:“我每天掛念您,但往往剛欲動筆而郵車已發;有時則由於雜務纏身,與朋友應酬,而主要是懶散成性不思提筆。”前兩個看似都不太成立,懶散成性倒是頗為精切。

懶散成性的病因在哪裡?或許與其自身先天體質有關係,斯密一直有愛出神的毛病。剛到牛津的第一天,當他看到餐桌上出現蘇格蘭不常有的大塊牛肉時,斯密就曾出神,直到餐廳的侍者捅了他一下,他才恢復常態。不僅是吃飯,在娛樂時,斯密也愛出神。《亞當·斯密傳》作者約翰·雷記錄道:“在安德森俱樂部,每次吃喝完畢,主人便將桌布撤掉,端上一大缽甜飲料,開始玩牌。玩牌時,誰也不願意和斯密在一起,據當時人回憶,如果玩著他想起了什麼,他就會瞎墊牌,或者忘記叫牌。”看起來,這也是愛出神的一種表現。

斯密愛出神的問題在冬天顯得格外明顯,其知交詹姆斯·赫頓說:“我對您說了這麼一大通空話,只想告訴您,11月業已開始,在新年之前沒有霜凍的危險,因此如果您有什麼事情要做,您就依照自己的想法慢慢做吧;如果沒有什麼事情要做,您就睡覺和墜入夢境吧,讓我知道我應該在什麼時候再叫醒您。”

約翰·雷

著《亞當·斯密傳》

斯密愛沉思出神最顯著的案例當屬其在故鄉柯卡爾迪的一段傳說。據說,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他穿著睡衣走出房間到花園散佈,但走到花園後他又走上了通向大路的小道,藉著便走上了大路,他在沉思冥想中一直走到了15英裡外的鄧費爾梅林。這時,禮拜天教堂的鍾聲響起,陌生的鍾聲才將這位哲學家從沉思和冥想中拉回現實。如果不是禮拜天的鍾聲,天曉得這位愛出神的哲學家最終會走到哪裡。

錙銖積累寫巨著

為什麼一生為拖延症所誤的斯密能寫下《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這兩部巨著?與同時代的啟蒙思想家相比,斯密並非一位高產的作者。當大衛·休謨寫下四卷本的皇皇巨著《英國史》時,斯密還在為《道德情操論》而苦吟。在這方面,斯密不像“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李白,而更像是“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杜甫,他的寫作如錙銖積累,經曆了漫長的積累。

1759年,《道德情操論》出版,這堪稱斯密的第一部重量級學術著作,也可是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8年道德哲學教授生涯的成果,但從初版到最終定稿,《道德情操論》經曆了31年,第六版定稿出版時距斯密去世也僅有兩個月時間。初版時的售價為6先令,等到第六版時,其書價已翻了整整一倍,高達12先令。

《國富論》的寫作和準備時間更長。一般認為,《國富論》主要是斯密於1773至1776年客居倫敦期間完成的,但其著手寫作則可以追溯到1764年前後。1763年11月,斯密辭去了大學教職,專任英國財政大臣查爾斯·湯申德養子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師。

1764年3月至8月,斯密陪同這位年輕的公爵先後訪問了法國南部城市圖盧茲、波爾多和蒙彼利埃,或許是歐陸的見聞刺激了這位天才的靈感。1764年7月5日,他在圖盧茲寫給休謨的信中寫道:“為了消磨時間,我已開始寫一本書。”信中所說的這本書,就是《國富論》。1776年3月9日,《國富論》,距其動筆已經相隔12年。這一紀,物是人非。曾經獲悉其動筆的休謨此時已經病入膏肓,在該書問世半年後與世長辭。初版後,《國富論》同樣經曆了多次修訂,1789年,斯密對該書第五次進行了修訂並出版。

《國富論》的價值和意義毋庸贅言。曆史學家愛德華·吉本說,這位哲學家向世界呈現了一部迄今為止最為深刻、系統的關於貿易和稅收的專著,這一專著足以令作者本人自傲,也定會為全人類帶來福祉。

他的學生約翰·米拉在談到老師時讚譽道:亞當·斯密博士就是牛頓,政治經濟學的牛頓。母校格拉斯哥大學的師生對於斯密更是推崇備至,1787年和1788年的11月,斯密先後兩次被母校推選為校監(Rector)。226年後,同是初冬,一個名叫愛德華·斯諾登的美國人也被師生推選為該職位。

《亞當·斯密全集》

勤奮用功與無拘無束

在生活中,斯密不是一個好筆友,在學術中,他是一位好筆者。

作為其一生的知己好友,大衛·休謨一方面埋怨其回信拖拉,另一方面卻如伯牙子期般欣賞其才華。在勸說休謨回愛丁堡寫《國富論》時,休謨曾說:“這裏比倫敦更適合您勤奮用功,無拘無束的性格。”

的確,在學術研究中,斯密是勤奮用功的,羅伯特·錢伯斯在其著作《蘇格蘭的情況》中描述道,由於一天到晚埋頭寫作,斯密書房的牆上留下了一道印痕。這主要是由於斯密習慣於站著構思,然後口述給記錄者,他經常背對壁爐站立,思考時無意識地搖著頭。按照當時的習俗,他的頭髮梳得鋥亮,在搖頭時整齊的頭髮不時蹭在壁爐架的牆壁上,久而久之,就留下了一道印痕。這當中仍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即斯密勤於思考,但並不擅長多動筆,他寫字速度很慢,往往趕不上思維的速度。

亞當·斯密畫像

有人通過文筆比對發現,《道德情操論》行文謹嚴,文字優美;而《國富論》則非常鬆散,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前者是斯密親自動筆,而後者則是口述完成。由於斯密習慣在房間里一邊踱步一邊口述,因此《國富論》的字句長度都差不多。但這似乎經不起推敲,雖然《國富論》的遣詞造句談不上多麼精妙,但句式長短結合,並非整齊劃一。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應當歸功於其對該書不斷地修訂,使其口語化色彩逐漸淡化。

其實,斯密的愛好和興致遠不止於道德哲學和經濟學。他曾對朋友說,除了倫理學和經濟學著作外,他還打算寫關於天文學、哲學和修辭學方面,以及關於法律、政治理論和科學發展史方面的大部頭著作,試圖建立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只是這位能洞穿宇宙和人類發展軌跡的天才也最終難以抵禦時光荏苒,他年事已高,身體每況愈下。此時,他已意識到無法憑一己之力搭建這一“究天人之際”的體系。他感慨道:“我原打算寫更多東西,我的原稿中有很多可以利用的素材,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在生活中,斯密懶得寫信,懶得寫長信,或許只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的對價值的判定:生命中重要的事情太多,而留給自己的時間太短,對於那些不重要、無意義的事情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更多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