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經濟70年親曆者楊樂:我趕上了科學的春天
2019年09月29日18:00

  新中國經濟70年·親曆者|楊樂:我趕上了科學的春天

  來源:中國經濟週刊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會場 新華社

  1978年3月,北京依然春寒料峭,楊樂和他的同事們卻感受到了久違的溫暖。

  從當年3月18日到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科技界知名學者5500多人與會,連同列席代表共7300多人。作為廣大科技工作者代表,楊樂上台領取“全國科學大會獎”。

  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作了重要講話,號召“樹雄心,立大誌,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鄧小平的講話令楊樂記憶猶新。

  敏感的人們當時就意識到,全國科學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是對“十年動亂”中遭到嚴重破壞的科技工作的全面撥亂反正,徹底解放了知識分子。此後的發展也一次次用實踐證明“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的論斷是多麼強烈地推動了中國的進步。

  從“臭老九”到“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當年33歲的任正非也參加了這次大會。2019年,他回憶當時參加大會的情景時說:“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我們聽了很多前輩作報告,包括陳景潤。當時我們聽得淚流滿面,太感慨了,國家終於承認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兒子’,鄧小平講話中說我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場歡聲雷動,我們是工人階級了,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很興奮。”

  如今的人們也許不太明白任正非所說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曾經有多麼沉重。

  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科院院士趙忠賢在2018年的一次座談會上回憶起了“文革”中的待遇。那時,他在中科院物理所參與一項國防任務,在和人因工作的問題而發生矛盾後,竟被罵“你個臭知識分子”。趙忠賢的遭遇是我國當時科學技術領域的一個小小的縮影。在“文革”“十年浩劫”中,科學技術領域成為重災區。解放以來17年的科技工作被當作“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科研路線”遭到徹底否定。

  楊樂回憶,他和張廣厚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1962年畢業,1966年研究生畢業。“文革”開始後,他們不得不停止了研究。那時,他們還住在中科院數學所的集體宿舍。要麼政治學習,要麼寫大字報,要麼到學校看大字報,就是不能看書學習研究,否則就會被批為走白專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後來,又到農場勞動、到中學教書、到工廠幹活,直到1971年,周恩來總理過問科學院的工作,研究環境稍有轉機。

  1972年,陳省身、楊振寧等科學家回國訪問,他們看到中國的狀況後委婉地表示,基礎理論研究還是有意義的。1971年底到1972年初,楊樂和張廣厚重新開始了研究工作。首先是搜索本領域世界最前沿的進展。其間,他們看到了一篇美國同行的文章,文中提到了楊樂和張廣厚的研究成果。原來,“文革”前,楊樂和張廣厚發的一篇論文,恰好解決了英國數學家W.K.Hayman提出的一個問題。從那時起,楊樂和張廣厚先後在函數值分佈理論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獲得了國際同行的高度評價。

  1976年5月,美國純粹數學(相當於國內的基礎數學)與應用數學代表團到中國訪問,想深入考察中國的數學研究水平。中方組織了60多場學術報告,但美國人的總體評價是,中國的數學研究與世隔絕,研究水平比較一般。不過,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與楊樂、張廣厚的“函數值的分佈理論”達到了國際一流水平。

  一切都亟待改變。

  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前後

  楊樂說, 全國科學大會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在此前後,黨中央還有一系列的重大舉措來撥亂反正,鼓勵廣大科技工作者在新的征途上奮勇前進,比如說給“文革”中間受迫害的老科學家平反昭雪,恢復高考和研究生的考試,恢復學術職稱(在黨中央的批準下,1977年10月,中科院破格提升陳景潤為研究員,提升楊樂和張廣厚為研究員)、實施國家津貼,恢復科學系統和學會的活動,製定全國學科發展規劃,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等。

  1977年7月,鄧小平正式復出。1977年8月4日,鄧小平親自提議召開並主持的全國科教工作座談會,全程5天參加會議的全部議程。

  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如此評價:“如果說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預示著科技春天的到來,那麼這次會議就是春天前的驚雷。”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明確指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能不能把科學技術搞上去,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

  大會各項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許多故事流傳至今,依然動人。

  陳景潤的故事就與全國科學大會緊緊相連,成為科學家和科學技術重新得到尊重和重視的標誌。

  1978年1月,《人民文學》發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轉載了這篇長文。

  一夜之間,科學家成為全國上下崇拜的偶像。

  不僅是科學家的春天

  1978年,楊樂和他的同伴張廣厚一道走進了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全國科學大會。楊樂第一次聽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場掌聲雷動。“就在今天,中國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楊樂當時想。

  作為全國科學大會的組織者之一,吳明瑜認為,在全國科學大會前後,鄧小平改革的思路已經非常明確了。通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推動科技教育界的改革,一下子就帶動了全國各個方面,促進了全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告了全面改革開放的開始,而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已經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在科技領域,全國科學大會之後,從中央到地方,迅速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恢復專業技術職稱,提高知識分子待遇,改善科研工作條件,我國的科技事業蓬勃發展。

  每一項政策的改變都在此後的發展中凸顯其價值。比如,允許學者重新走出國門。楊樂說,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國家選派了大批訪問學者到美國、西歐、日本等國進修,他們刻苦努力,回國後成為科研戰線上的骨幹。1977年開始恢復高考的學生,認真學習,許多人畢業後在國內外繼續深造,攻讀博士學位,逐漸成為傑出的專家學者。

  全國科學大會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後製定的科學技術發展長遠規劃,也為中國後來製定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奠定了基礎。

  楊樂介紹,新世紀以來,從中央到省、市各級黨政組織和領導都大力支持科研和教育,經費支持逐年迅速增加,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努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化科研和教育體製改革,進一步擴大學術交流和對外開放。

  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用詩人的語言宣佈:“我們民族曆史上最燦爛的科學的春天到來了。”

  數十年過去,時間已經見證並且仍將見證科學春天的勃勃生機。

  (撰稿:《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李永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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