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籠罩下,“待業”的音樂家們如何自救?
2020年03月24日14:14

原標題:全球疫情籠罩下,“待業”的音樂家們如何自救?

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以及其傳播的不確定性導致大型活動紛紛被取消。作為勞動密集型兼人口密集型產業的演出行業是率先在疫情侵襲下受到波及的行業。幾乎每個有新冠肺炎傳染的地區,音樂會都陷入停擺。

人類命運共同體

現代的音樂會由各個環節組成,不管是國際巡演還是本地演出,每個環節都像一台精密儀器中的零部件,缺一不可且少有冗餘設計。

風調雨順時,一台音樂會就像是一個迷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環環相扣,機器得以正常運作,看不出互相銜接、整合上的脆弱。非常時期,任何環節出錯都會導致演出受到影響,輕則更換曲目或陣容,重則延期甚至取消。

疫情下,取消演出有很多種多層原因,往往交互作用,形成連鎖反應,或產生蝴蝶效應。

歐美國家因為限製超出一定人數的聚集而關閉場館,故而取消音樂會。在另一些場合下,差旅及航線減少打亂點對點移動,原有時間表不再管用,演出不得不取消。各國相繼為控製疫情傳播而出台的出入境限製,則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礙於演出行業強調的現場、實時和購票特性,行業停擺意味著演出下線和購票退款,再加之人員無法聚集,不管是依靠演出費和教學為生的自由職業者,還是靠排練費和工資度日的機構員工,抑或是介於兩者之間,都面臨收入減少的窘迫。

有些樂團為了提振士氣推出沒有聽眾的雲音樂會,比如費城交響樂團、柏林愛樂樂團、東京交響樂團,免費觀摩的音樂會固然能聚攏人氣,但難以帶來收入。可觀的線上盈利,對於勞動密集型的大型演出機構還是天方夜譚。

航空母艦無米炊

雖然世界各國體製各有不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病毒讓整個演出行業蒙災。疫情是音樂會的天敵,即使是航空母艦級別的演出團體,在疫情前也不堪一擊。

論預算規模,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是全球最大的歌劇院,年度預算為3億美元,一部分來自於2.84億美元基金池產生的分紅——大部分來自於讚助及捐贈,另一部分來自高清歌劇電影在影劇院播放的授權費和演出票房。隨著紐約限製群居性活動,大都會所有票房收入來源被切斷,整季取消的演出預計會使大都會蒙受逾6000萬美元損失。

為此,大都會總經理彼得·蓋爾伯出台多項應策,自願放棄145萬美元的年薪直至恢復正常,高層管理人員降薪二成至五成,年薪超過12.5萬美元的管理人員降薪一成。

另兩項措施引起軒然大波。其一是員工下崗。四月份起直到復工前,樂團、合唱團和舞台工人全部遣散回家,留職停薪,但大都會還是會替他們繳納社保。

其二是對於業已取消的演出,大都會以合同不可抗力條款為由,不支付演出費給不簽僱傭製合同而簽勞務合同的客席音樂家,但對已經參加綵排但演出取消的客席音樂家會報銷差旅費並支付排練費,直到取消的一刻為止。

這股因演出取消而掀起的留職停薪浪潮甚至波及到南半球。

據澳州的媒體娛樂藝術全國總工會統計,澳全國因為疫情取消了近30萬場活動,直接經濟損失達到2.8億澳元。

其中,澳州最大的歌劇演出團體——澳州歌劇團,不得不取消樂季內賸餘的所有演出,包括原定3月27日啟幕,素日賺到盆滿缽滿的雪梨海港戶外歌劇。去年,海港戶外歌劇給歌劇團帶來了6.5萬人次的遊客及6600萬澳元的票房及周邊收入。

票房收入對於澳州的歌劇機構尤為重要,據《澳州全國歌劇年鑒》調研,2016年澳州大型歌劇院團盈利為8650萬澳元,88%來源於票房。

就澳州歌劇團來說,財報顯示其年度預算中的2600萬澳元來自於財政撥款。即便如此,歌劇團關張,演出取消,坐吃山空危機重重。歌劇團為此不得不集結董事會討論變賣其辦公所在的兩處固定資產籌措資金的可能性,甚至動用基金池里的1900萬澳元本金續命。

自由職業打擊大

除了取消演出,澳州歌劇團還凍結其近千名僱員的薪水兩週,覆蓋樂隊演奏員、合唱團、技術、舞美等所有部門。一些樂師自發組團到雪梨薩利山表演討薪,以求社會關注。

斷糧兩週就要討薪,背後反映出西方消費觀、金錢觀與東方存在差異。

美澳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穩定又沒有在本土經曆過大型現代化戰爭,工薪階層因此養成了“月光族”消費觀,活在工資條里,也沒有存錢理財的習慣。雖說停發一兩個月工資,生活就無以為繼尚屬個別,但大都會歌劇院樂團的一名演奏員確實因為停工沒有工資,付不起寸土寸金的紐約房租,飛回哥斯達黎加老家避難。

另一方面,歐洲和亞洲強大的國有藝術院團由於有著公有經濟體製保障,在應對災難和不確定性面前表現出強大韌性,存款和理財習慣也讓個體在極端環境下尚可勒緊褲帶度日,表象上很難看出他們的生活因為演出取消而大減價扣。

因此,通過調查問卷摸底音樂從業人員的損失,成了媒體及行業協會的工作重點,調查報告未嚐不是職能部門製定紓困方案的參考依據。

率先受到疫情衝擊的中日韓三國自然走在前列。

中國香港樂評人洪思行聯合線上媒體,發起了音樂界從業人員在疫情下工作狀況調查報告,蒐集到163份回饋。

163人中,93.3%為自由職業者,有27%的受訪者認為2月至3月間的損失超過港幣3萬元,近半認為損失超過港幣2萬元。關於生計問題,大部分人回應為靠積蓄度日或改為網上教學,不少人表示利用賦閑在家的時間網上進修,自我提升。逾七成受訪者表示不會轉行,近三成表示會考慮改行。

中國台灣的網絡音樂雜誌《聽寫》發起了針對音樂從業人員的調查,共收到989份有效問卷。被調查者中,87%為自由職業者,13%為全職工作者,因取消活動損失人民幣1萬元以內的占七成,損失人民幣2萬元以上的占7%。

日經產經新聞援引日本傳統文化交流協會支援、大學教授武井涼子發起的調查報告顯示,千餘名受訪者中自由職業者占八成,九成的收入會在3月減少,逾八成表示收入至少縮水10萬日元,六成會靠積蓄度日,16.8%會賒賬度日。

韓國因為疫情取消了逾2500場活動包括演出和展覽,直接經濟損失達到523億韓元,其中受到波及的活動近八成發生在首爾。由韓國藝術文化聯合會發起的調查覆蓋了130萬名會員,報告顯示,九成受訪者1月至4月的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縮水。

在英國,根據旗下擁有3.2萬名會員的英國音樂家總工會統計,演出取消已經造成了音樂從業人員損失1400萬英鎊的收入,針對4100名會員的調查結果顯示,九成受訪者的收入已經開始縮水。

融資眾籌想自救

收入減少尚可縮衣節食,一些蒙受損失的音樂家紛紛展開自救。

2020年本來是鈴木雅明創建的日本巴赫學院的30週年團慶。樂團為此雄心勃勃地規劃了歐洲巡演,始於波蘭卡托維茲,隨後輾轉至歐洲大陸繼續巡演,誰知剛剛行進至德國科隆站前,就被告知里昂、馬德里、杜塞爾多夫的演出因為疫情擴散不得不取消。

日本巴赫學院為提振士氣,與科隆愛樂大廳聯合,將科隆站演出的巴赫《約翰受難曲》改為無觀眾的雲音樂會,但臨時行程更改意味著巡演日程大亂,必須提前收拾行囊,蒙受經濟損失。

一位熱心樂迷為此在美國支付平台發起眾籌,募捐聲明寫道:“三月份,日本巴赫學院開啟原本規劃長達一個月的歐洲巡演,誰料演出取消,這對不遠萬里飛赴歐洲的音樂家和行政人員都意味著經濟上的重大損失。特此發起眾籌,是為補償樂團的部分差旅損失,所得款項都會捐贈給學院,用於差旅補助。”眾籌標的為一萬美元,目前已經籌集到兩千餘美元。

不可抗力索賠難

取消演出的關鍵環節是場館,沒有場館支持,任由表演團隊怎麼努力,也無法演出。

有些音樂家想到合同條款中的不可抗力因素,試圖向場館索賠,或者以條款為據向保險公司索賠,但在現實中很難達成。一方面是因為觸發不可抗力的條件極為苛刻,必須同時滿足方可索賠,另一方面是因為演出取消的理由千奇百怪,很多無法被納入不可抗力。

比如,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及哥倫比亞特區,正值櫻花盛開的季節,很多人不顧政府建議堅持踏青賞花。特區警方礙於法令不能驅趕人群,又不能無緣無故關閉國家公園,故而採取職權範圍內的旁敲側擊戰略,比如,封鎖通往賞櫻處的街道,關閉附近的停車場,停運前往該地的地鐵和公交,並用其他約束關停周邊咖啡館和飯店,達到限製人流赴公園賞櫻的目的。

環顧歐美以及日本,大家取消演出的依據大致為政府限製聚集的法令或建議,而非直接關停場館或樂團的行政命令。

在日本,演出取消的依據僅僅是首相安倍晉三的若干次發言,首相的發言只是作為建議而非命令,卻導致了瑞典哥德堡交響樂團巡演緊急取消的烏龍事件。

這種由政府或官員發佈的公告,甚至是官員的建議,有時在西方並不被視為帶有強製性和約束性,只是因為伴隨著巨額罰款,才會被人認真對待。

英國劇院協會和倫敦劇院協會根據首相約翰遜的發言關閉了旗下所有場館,但據哈伯特劉易斯律所的劇院法資深律師內爾·阿德曼指出,首相的發言只提到“強烈建議”劇院關張,並沒有立法或行政命令跟進配合,這便會讓人在向保險公司索賠時遇到障礙,因為保險公司只認條文不認人。

在涉及演出的合同里,場館關閉的不可抗力因素,指的是由於場館在硬件上有缺陷而取消的狀況,比如失火、洪災、地震、戰爭等。即使是流行病,保險條款也僅僅適用於場地方員工因為流行病傳染導致場館的關閉,大多數場館關閉均不滿足這兩大不可抗力條件。保險公司也會有額外的流行病不可抗力因素條款,但通常不包含在基本款中,很少有人投保。

英國商業保險公司協會就在一份聲明中說,“標準的營運險是大部分商業機構購買的保險,投保內容不包括由政府強製關停的條款,而是在硬件上損傷導致無法運營。一小部分企業購買了包含傳染病條款的保險,但需要有政府強製關停的法令才能奏效。”即便如此,保險也只賠償最多四周的運營損失。

紓困計劃忙出招

由於觸發不可抗力因素的條款過於苛刻,加之西方政府關停演出行業的公告寬鬆模糊,音樂產業從業者的自救,便只能大量依靠政府的紓困計劃。

好在,中國的香港和台灣,以及日本、韓國、澳州、美國、英國、德國等地都在由政府牽頭,由行業協會出具參考意見,製定紓困細則,定向補助企事業單位或個人。但由於病毒來勢兇猛且變幻無常,在某些實行議會製的資本主義製度中,政策的製定往往計劃趕不上變化,製定紓困計劃反而變得很被動,而且過程會因為黨派拉鋸而冗長,比如美國。

中國台灣文化職能部門為應對疫情對藝文活動、藝文場館、藝文產業造成的衝擊,以“防疫為重,紓困並行,振興在後”為原則,朝“藝文紓困補助、紓困貸款利息補貼、行政調控、振興措施”四大方針,出台了《針對受嚴重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預計投入人民幣4億元預算,包括減輕營運困難補助、提升補助及貸款利息補貼等短期紓困方案約1億元,後續振興措施3億元。

中國香港藝術發展局推出預算總金額為港幣5500萬元的“藝文界支持計劃”,以加強支持中小型藝術團體度過艱難時期,幫助藝術工作者面對嚴峻生計問題。另外,香港民政事務局另有從政府防疫抗疫基金里撥出的港幣1.5億元用以支持藝文界,主要用以補助藝團及藝術工作者2月至4月取消或延期的重點工作,包括演出、展覽、排練、前期及後期工作等。

韓國藝術文化聯合會希望,政府能針對疫情完善事關振興計劃的立法,尤其是《文化與藝術振興法修正案》,設立緊急基金關懷蒙受損失的音樂家及組織。

英美政府正在緩緩出台紓困方案,半官方的基金會承擔起救急重任。

由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擔任榮譽主席的英國音樂家慈善總會,為疫情下蒙受損失的職業音樂家、以音樂為主要謀生手段的退休人員、需要高度音樂職業技能的從業人員、音樂家直系家屬提供紓困,但在職人員需要存款不足1.6萬英鎊,退休人員存款不足2萬英鎊方可申請。

德國音樂理事會秘書長克里斯蒂安·霍普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自由職業者在疫情下受的打擊最為沉重,德國政府應該為他們提供每個月1000歐元的補助,且持續六個月。他說,德國音樂從業人員平均年薪(可理解為基本工資)為1.3萬歐元,很難存起積蓄。

德國每個州的州政府正在根據各自情況製定計劃設立專項基金,薩克森-安哈爾特州會為每位受到影響的音樂從業人員發放每個月400歐元的補助。

澳州的昆士蘭州出台了針對機構的紓困計劃,設立800萬澳元專項基金,其他措施包括政府所有的場館場租減免,2017-2020年獲得財政撥款的機構將自動獲得撥款至2021年12月而無需另外審批。Victoria州作為澳州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設立了 5億澳元的基金,其中部分用於藝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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