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浦東30年|楊昌基:最困難的是如何創設新體製
2020年03月30日17:12

原標題:口述浦東30年|楊昌基:最困難的是如何創設新體製

2020年4月18日,是浦東開發開放30週年紀念日。

三十而立,浦東告訴世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如何書寫一座城市新的傳奇。中國奇蹟的密碼,是浦東三十年來的思想解放、製度創新,是一代人的艱辛探索和奉獻。

三十而立,浦東的崛起,不僅是嶄新城市天際線的立起,更是中國昂首走向世界、擁抱世界的步伐。

上海的浦東,中國的浦東,世界的浦東。

站在新的曆史起點,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推出“人海潮·浦東開發開放30年口述”系列專題,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以陸家嘴、金橋、外高橋、張江四個開發區為切入點,採訪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者、參與者、執行者,講述那段浪奔浪流的進取故事,致敬那段激情似火的創業史,更為今天的浦東改革開放再出發提供一個大曆史視角。

澎湃新聞 王亦贇 製圖

口述:

楊昌基

採訪:

張東保 黃金平 楊曉燕

整理:

楊曉燕 黃金平

時間

:2013年6月27日

那是1990年4月30日,我出差去上海,在朱鎔基同誌家中暢談了近4個小時有關浦東開發開放的事宜,後經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書記的上海市委老領導胡立教同誌的鼎力推薦,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務副秘書長調至上海市從事浦東開發工作。

5月15日,我到浦東開發辦報到。當時,沒有正式的任命文件。同年7月5日,市政府任命我為浦東開發辦公室主任。而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當時已年近58歲,如果幹到60歲,總共只有700多天了。我只能是一天一天算,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算,來日不長,時不我待,我要爭分奪秒地幹,儘可能地多幹點。

精兵強將

剛到浦東開發辦的時候,同誌們對我說,辦公和交通條件相對比較艱苦。辦公室是由黃浦區浦東文化館的倉庫改建而來;交通也不方便,從浦東到浦西要幾個小時。但我認為,初創時期,有這些條件已經不錯了。各種條件總比開發大西北、大西南,或者某一個內地城市要好很多。

浦東開發開放最困難的工作是如何創設一個新體製,如何充分把新體製和原有的體製優勢協調,發揮各自的長處,如何充分發揮上海的人才優勢和科技、社會科學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優勢。上海一直是產業工人素質最好的城市,把他們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浦東開發一定可以成功。

當時第一批來浦東開發辦的有88名幹部,一開始說是100名,實際是88名,是由市委組織部牽頭,從所有自願報名來浦東工作的同誌中選拔出來的。這88位同誌來自浦西各個單位,都是精兵強將。

當時擬安排擔任浦東開發辦研究室主任的王安德同誌到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公司任總經理,我已按市政府意見和他談了,也告訴他擬安排的副手的情況。為了工作需要先請安德同誌到國外去學習一段時間。可是,有一些同誌認為浦東開發正處初創時期,人手少、事務忙,勸我不要“放”人。我把王安德的副手找來,請副手顧全大局,大家努力工作,儘量頂一頂。

我認為,金融事業對浦東開發開放很重要,出國學習一段時間增長點新知識、交點可交的朋友,對浦東開發或全國的改革探索都是有利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公司領先一步,以後其他公司的領導或副手都會分期分批出去學習,學成回來,工作能力就會大大提高。市委組織部的領導也非常讚同我的意見。後來朱曉明、張賢訓、舒榕斌等浦東開發辦的“大將”都陸續送出去培訓。出國培訓使他們如虎添翼,如今,這些同誌都成了浦東新區各條戰線上的骨幹和頂樑柱。

我到浦東開發辦後,領導讓我當一把手。但我很清楚:第一,一把手是班長,是召集人,別人一票我也是一票;第二,我剛從外地調來,雖然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但對上海的情況還不熟悉,必須要多聽聽別人的意見;第三,和朱鎔基同誌暢談時,我們就已經講清楚了浦東開發開放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我只是開了個頭,爭取把這個頭開好,以後的事情還得靠年輕人來做。所以,在和班子成員研究分工時,先請大家各自講一講原來是怎樣分工的,你希望在新分工中幹什麼。沙麟、黃奇帆、李佳能等同誌談了自己的想法,都對原來的分工沒意見。我說,原來怎麼分工仍怎麼分工,一律不動。

當時我們主要領導班子內部非常團結,班子裡沒有疙疙瘩瘩的事。我們辦事是這樣,先討論問題把點子想出來,表決是否同意,再確定誰來幹。有些事誰願意幹就誰幹,積極性多點總歸比較好。之後,市領導又讓我兼任市外資委副主任。這樣,我常常上午跑浦西,下午跑浦東,兩頭來回跑。

當時大家目標一致,都一顆心撲在浦東開發上。領導班子也是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沒日沒夜地幹,大家群策群力,像兄弟姐妹一樣,比較平等,比較民主。另一方面,工作中出了點差錯,大家都勇於挑擔子。有些差錯如果出在普通幹部身上,他一個人也許扛不住,但如果是領導,挑一挑就扛過去了。所以,大家到現在還比較懷念那一段共同奮鬥的經曆,懷念那時大家的精神面貌。

規劃先行

建設一個什麼樣的浦東,這是浦東早期開發建設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剛到浦東開發辦時,我就向胡立教、汪道涵、裴先白等老領導彙報了我的基本思路。我認為,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浦東作為上海的一個新城區,必須抓產業製高點,不能單一搞傳統工業。要大力發展金融、商貿、航空、航運、信息諮詢等服務功能。城市的服務功能越完善,它的輻射力、凝聚力、影響力就越大。為了浦東新區更好地發展,就要做到規劃先行、基礎先行、科技先行、項目先行、金融先行。而規劃更應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規劃是城市開發建設的百年大計,而城市功能的確定,則是規劃的關鍵。

我的這一思路得到了市領導的認可。浦東既然要建成國際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新城區,其形態規劃就必須與經濟規劃相匹配。所以,浦東開發早期,我們花了很大的精力,開展了陸家嘴沿江CBD地區的城市配套規劃的國際設計招標競賽,依靠國際智力,搞出了一個國際一流的城市形態規劃以及交通規劃,這就為以後的大開發、大建設打下了基礎。

我在擔任浦東開發辦主任的同時,還兼任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院長。為什麼?因為,我們過去的城市規劃只注重形態規劃,沒有將形態規劃和經濟發展規劃相結合,形態規劃得很好,但經濟實體不能盈利養活規劃好的這塊土地,那也是沒有用的。而在浦東開發初期,我們就將城市規劃、形態規劃與經濟發展結合在一起通盤考慮。

當時浦東開發特別強調容積率,容積率很重要,高樓與土地合理配置,這樣城市規劃出來後也好看一些,生活質量也會高一些。比如陸家嘴金融區搞一些綠化、綠地,可以通過金融區掙的錢來養活這些綠地和公共設施。還有就是在規劃中實施級差地租。如黃浦江邊,景色好級差地租就高,有的地方交通發達就搞商業區。浦東的整個規劃是把經濟發展規劃和城市形態規劃的兩張皮問題解決了。現在看來,這個規劃還是比較成功的。

當時,有外商要到浦東搞一些汙染性項目,如建拆船廠,雖然很賺錢,但由於它的油汙和細菌汙染嚴重,出於環保考慮,我們沒有批這個項目。

上下一心

我們身後還有中央、市委、全市各相關單位以及全上海人民的支持。

當時的新區定位不是特區,但是特區的政策可以參照,可是操作起來畢竟不是很方便。深圳作為特區開發前,已經有相應的法律法規,而浦東新區開發前在這方面還不行,所以法律要先行。當時,浦東開發第一步就是建立法規。我們對外承諾1990年9月1日相應的法律法規製定出來,所以當時打的第一場硬仗就是製定法律法規。

當時市里每個星期都要開會研究浦東開發的具體問題,包括商討浦東規劃和有關問題協調。記得當時土地徵用,都是市領導直接抓,各委、辦、局大力支持。當時,浦東350平方公里的規劃控製範圍內,含三區兩縣,即南市、黃浦、楊浦三區和上海縣的部分地域,以及川沙縣大部。開發辦雖然成立了,但原有的三區兩縣的行政管理職能不變,我們和區縣政府是平級單位。同時,我們還要貫徹市政府的意圖,在它們的管轄範圍內進行開發,所以這種關係的協調確實蠻難的。

川沙縣的農民,因為土地被徵用而不得不離開世代生息的故土。那時上海市人均住宅面積5.7平方米,川沙可不是,基本上都是二三層的小洋房,造得很好。因為徵地要把房子拆掉,他們都非常配合,說為了浦東以後更好,你們拆吧!浦東開發進入實質性啟動階段後,大規模徵地主要集中在川沙縣,縣委、縣政府配合我們做了大量的徵地、房屋拆遷、勞動力安置等工作,並及時協調解決了各種矛盾。

當時,不管是領導幹部,還是普通百姓,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浦東開發高於一切,都為浦東開發讓路。

實行土地出讓

在浦東早期開發階段,錢從哪裡來是個重要問題。當時,我們非常窮,窮到什麼程度?舉一個小例子:我們編寫的浦東開發開放的規劃說明,別人要這個就是一張紙的規劃說明,我們還要叫人家付成本費一元錢。你想,連這點印資料的錢也沒有,真是窮得一塌糊塗。

當時,朱鎔基市長叫我籌建陸家嘴、金橋、外高橋三個開發公司,盡快啟動十幾平方公里土地的開發。按一平方公里開發成本兩億算,需開發資金20多億。朱鎔基同誌說,一個公司先給你三億,三個公司 一共九億,滾動起來用。過了幾天,又對我說,三個公司給九億不行,因為振興和改造上海也要花錢。這樣吧,一個公司暫給一個億,先張羅起來吧!

過了不久,朱鎔基同誌又對我說,市里不是沒有這些錢,只是一下子周轉不過來。他讓我再算算看,目前最少要多少錢。我跟他說,我想好辦法了。浦東開發國家給的政策中含金量最高的是土地政策。浦東開發開放中創造的級差地租是一個特大的金飯碗。我們要多動腦筋,不能捧著金飯碗要飯吃。你能不能每個公司給3000萬元現金,不足部分允許我們用金融手段去操作。我以上海市浦東開發領導小組的名義開一個會,把有關委辦局召集在一起商量,再給每個公司2.4億元的土地財資,這樣每個公司就有2.7億元財產,也就可以運作起來了。

朱鎔基同誌仔細聽取了我的彙報,同意我以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的名義去操作。於是,我就與浦東開發辦黨組的同誌商量,黃奇帆同誌自告奮勇承擔全盤操作。就這樣,他組織了一場市財政局、工商局、土地局和企業的綜合辦公,即由市財政局按土地出讓價格開出支票給開發公司,作為政府對企業的資本投入並由工商局驗證;開發公司再將支票背書付給市土地局,並簽訂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合同並經工商局驗證;市土地局出讓土地使用權以後,從開發公司所得到的背書支票再全部上繳市財政局,市財政局將土地收入的千分之四歸中央,上繳給國家財政。通過這樣一個綜合辦公,財政金融、現行法規迅速完成資金到位、土地到位、註冊資金到位、企業實有資金到位、國家土地收益到位的運

作,從而加快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步伐。

上述操作主要是利用在支票規定的有效時間內快速運轉,通過背書的辦法不造成實際的空頭支票,是金融工作中普遍允許的慣例。現代金融提倡以第三方的代收付來解決空頭支票的發生。我大膽地提出了這個意見。如果領導不敢幹,那我提出的意見也沒用。同時,如果操作得不好,這個問題就太大了。

我參加浦東開發的時間只有14個月左右,於1991年8月,奉調北京工作。這短暫的令人難忘的400多個日日夜夜,至今仍令我十分懷念。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刊發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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