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大流行下的“撤僑”: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國際法
2020年04月08日15:56

原標題:疫病大流行下的“撤僑”: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國際法

疫病爆發伊始,我們就見證了各國從武漢撤僑行動,當病毒在全球範圍內蔓延後,我們也迎來了海外留學生和僑民的返鄉。這重新在全球化時代將“國籍”這一概念浪漫化,並凸顯出它古老的對“庇護”的象徵。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享有“國籍”的特權,邊界的複興也會使得國家以保衛民族之名強化它們的排他行為,形成一種新的、預防性的、霍布斯式契約。這這場瘟疫新冠病毒也讓全球化的謊言越發明顯,在多大程度上象徵了某些人遷徙自由,就在多大程度上象徵了遷徙自由之於其他一些人的不可能。本文作者Frederic Mégret是麥吉爾大學法學院教授,他從國際法的視角指出,這波疫情中所凸顯出來的邊界之排他性,顯現出國際法的民族主義特質,而人權的方法論式的民族主義,使它雖然曾有力地將一些國家內部的不平等進行問題化,而對國際體系本身的不平等卻無能為力。本文首發於OpinioJuris,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發

,以饗中文讀者。

全球化的最具特色的表徵之一是較大規模的國民因生活、工作或探險等原因移居海外。伴隨這一現象的往往有這樣一種話語,它強調國族身份的日漸衰微,和個人與國家間紐帶的相對性。這一話語曾具有深刻的精神分裂性,並且現在依然如此:與它共存的是偏執狂一般地將“有害的”移民拒之門外,即使這樣做的代價是數不清的苦難和不公也在所不惜。而這一源自全球化核心的矛盾卻明顯被無視了。

新冠傳染病的爆發所帶來的一個突出的現像是許多移民,尤其是享受著遷徙特權的那些,迅速地向他們的原籍國尋求庇護。相應的,那些國家一邊進一步針對外國人收緊邊境,一邊將身居海外的本國國民接回國。許多國家已經採取了相當大規模的撤僑行動,包括特許飛機、醫療人員和複雜的領事協助。針對病毒的防護似乎變成某種成千上萬人爭先恐後“回家”,即使這樣做的代價是病毒的加速傳播。

2020年3月18日,古巴哈瓦那,“佈雷馬”號郵輪人員包機回英國。新華社 資料

在某種程度上,關閉邊境是一項由醫學主導議程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關閉邊境並不僅僅取決於這一議程,並且這一由醫學主導的議題也逃脫不開構建其的政治。禁止外國人入境,並同時以相當的代價調撥資源撤僑這一決定背後的政治和法律考量,遠遠大過認為它是嚴格意義上對抗疾病最佳方法的考量。畢竟,就像新冠病毒不知道國界,它也不會在意基於國籍的身體的限製:一國的國民正可能像非國民一樣被感染。反而,撤僑的決定似乎首先彰顯了國家對其國民的一個殘餘而持久的義務感。又或者,這種決定甚至複活了那種已相對過時的國家(國籍國的角度除外)對外國人負有的特殊義務的古老的概念。

與這一進展相關的似乎有這樣幾個現象。第一,一種對國籍的重新的“浪漫”式的強化。“國民”在國境關閉之前被單挑了出來,有權回國。當然,並不是說國籍這個概念在新冠爆發之前已經失去任何重要性。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國籍也一直作為至少是部分人的特權的關鍵矢量。但是現在,針對國籍的關注變得更加無情和具有排他性,狹隘地改變“回流”(return mobility)的輪廓,在國民和其他人之間劃下界限。這也把國家重塑成一種憂思而關愛的存在,或許也複活了曾經由福柯挖掘出的曆史上將統治視為“牧養”任務(“pastoral” mission)的那些修辭,在這些修辭中,牧羊人被視作在集結他那些“受困的”羊群。當然“牧養”任務就包括了決定讓誰去死的祭祀職務。另外,撤僑有時也被適用於該國永久居民或擁有該國國籍的子女的非國民父母。但是這樣對撤僑對象的延伸並不總是/自動發生。這就進一步突顯了拆散家庭從來就是移民管製的固有特性,而非其附帶或偶然的特徵。

第二,這場疫情爆發下大規模的撤僑活動顯示了關於散居海外的僑民(diasporas)的複雜且常常矛盾的考慮。散居海外的僑民正逐漸在國際關係和國際法中扮演越來越有意義的角色。他們已在許多領域表達了他們對國籍國(祖國)的期待,這其中就包括了回國和撤僑的能力。國籍國也都往往接受這些期待,並對它們在海外的僑民收到的苦難表示相對的同情。國籍國也越來越依賴於來自僑民的外彙和政治影響力(雖然這種依賴在例如印度或肯尼亞已經明顯下降)。同時,散居的僑民依然具有雙重的脆弱性:在僑居的國家和社會中,他們可能會被指控為是病毒的傳播者;而他們的祖國則可能對他們的返回心存疑慮。

既感激又負義,這是國籍國常常在面對其僑民時陷入的一個悖論,這一悖論撕扯著原本珍貴的團結。當黎巴嫩、埃塞俄比亞和亞美尼亞呼籲它們在海外的僑民繼續為抗擊新冠病毒提供財力支持,羅馬尼亞則明確地“以深切地悲痛,但真摯地”要求其僑民不要回國,以免他們將病毒一併帶回。再者,如果一國的僑民都急著“回家”,那他們作為外彙來源的價值又在哪裡呢?再進一步,散居僑民(diaspora)是一個脆弱的概念:當情況緊急時,這一概念也依然不過是指那些能夠回國的護照持有者。而例如印度,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便暫停了所謂“海外印度人”的入境免簽特權。

第三,各國對疫情爆發的反應凸顯了一個近乎過時的有關“保護”的概念。國家迅速並強有力地採取行動以提供某種形式的庇護,這種庇護也許只是一種錯覺,但國家感到有必要這樣做。這種保護被理解為包含了撤僑的必要,而且越早越好,好像國界和領土能夠提供某種免疫。由這種保護的概念引發了新的有關遷徙和隔離的、跨越國內和國際的地理學。傳統意義上,這種保護被認為是國家基於其自由裁量而做出的,事實上各國的外交部門也注意不要因為這次疫情立下太多的先例。但是,這種基於自由裁量的保護卻越來越被表述為一種國家對其海外國民承擔的義務,一種甚至是源自於人權的、新型的、超越領土範圍的公共服務。當然,在一些國家,那種對少部分人的過度保護,往往伴隨著對外國人(尤其是非法移民)的保護的進一步削減。

2020年3月17日,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間的塔夫坦邊境口岸處於關閉狀態。新華社 資料

這些進展會產生什麼結果呢?特別是如果這些進展在未來的幾個月得以強化,它們的後果會是怎樣?全球化從來都是一半真相一半謊言,真假取決於判斷者的角度。它是這樣一種現象,在多大程度上象徵了某些人遷徙自由,就在多大程度上象徵了遷徙自由之於其他一些人的不可能。在這個方面,新冠病毒也許至少讓一些現像在全球化的腹地(廣義上的西方-中國軸線)上更加可見了,而這現象對很多人而言長期以來是非常顯著的,那就是,內在於全球化的暴虐和剝削的傾向。隨著那些曾經密切聯繫的地區(美國-英國,美國-加拿大,申根區)正逐漸進行的越來越精準的切分,全球化的話語中的一整股讚美那種相對無憂無慮的僑居的價值(當然,就那些能夠有能力移民的人而言)的論述已經受到質疑。在新冠爆發之初,我們所目睹的並不是邊界的回歸(邊界從未消失過),而可能是一種對邊界作用的加倍,這個作用就是,作為一個半滲透薄膜,邊界既排外,又扣押,同時還給予特權。

確實,這種邊界的複興也會使得國家以保衛民族之名強化它們的排他行為,形成一種新的、預防性的、霍布斯式契約。國家的構建常常有賴於其對源自外部(常常與移民相關)的傳染性疾病的恐懼,這種依賴遠大於通常所被承認的……無論如何,這場“大流行”已經展現出對人口流動之控製的新高,同時也引發了一場體製之間就其各自處理疫情的相對優勢的不太光彩的競爭。

在這一層面上,這種對一國對僑民的誇張的、甚至是無微不至的考慮,可以與許多國家面對其涉嫌加入伊斯蘭國的國民被遣返原籍時,極度不情願的接納進行對比。這一對比無疑說明即使是對本國國民(更不要說對非國民)的關切依然是一個高度二分的事情。國籍的界線(或至少是那種值得一國出動、對其進行保護的國籍)有時會被微妙地重畫,用來對國民進行區分。這個現象特別表現在擁有雙重國籍的人士和極端化了的國民身上。

在這一切中,國際法身處哪裡?就全球化而言,國際法既同全球化的釋放性影響高度牽連,同時又與全球化的不平等有密切聯繫。國際法甚至可能為跟蹤和監控技術的普遍化提供途徑,而那些技術已經長期在邊境被用於反恐,或被運用於各種國家的極權機構(尤其是監獄)。人權一貫被吹捧為是防止最惡劣的淩虐的珍貴堡壘,人權也無疑會在抗擊新冠中發揮作用。但是人權在國家宣佈緊急狀態和在國家技術(technologies of statehood)中的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權的方法論式的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使得人權只能作為一個不牢靠的保障,來對抗邊界特有的排他過程。

當歐盟對內部流動和外部庇護的承諾已經深陷危機的當下,有關權利和其例外、“由於公共政策和內部安全”的限製、“特別關鍵的情況”和成比例的這些表述正以一種熟悉的、並可能是致命的模糊性被表達出來。人權雖然曾有力地將一些國家內部的不平等進行問題化,而對國際體系本身的不平等卻無能為力。人權的這一失敗也指出流於表面的風險,尤其是當利害變成整個全球化這一工程時。人權是否能夠在迫切情況下依然保持其批判的力度,還是說變相專製地為民族續命而不惜一切代價,這依然是個開放的問題。但是9·11事件過後的這二十年的經驗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多大的希望。

這一切應當激勵我們,作為一個職業,迅速地將我們的思考轉移到在危機中所應浮現的一種公共的和跨國的團結,這種團結不光能支撐我們抗擊疫情(例如一些南-北團結合作的例子),同時更明確了我們在新冠之外還要鬥爭什麼。我們要面對的挑戰是,去設想國際法怎樣才不會回到其預設的位置——維持現狀,國際法更不應對任何排外加以批準。而正是這種努力在我們當下碎片化的條件下變得艱難。在家隔離,不過是複製了我們國家內的隔離。諷刺而又即時的是,“團結”是今年歐洲國際法學會研究論壇的主題,原本將在幾個星期後的西西里召開(註:原定4月23日至24日),同時也是最早一波被推遲的國際法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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