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的14天隔離:倒著時差上課,帶著餘悸生活
2020年04月08日19:12

原標題:留學生的14天隔離:倒著時差上課,帶著餘悸生活

原創 薑思羽 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上海浦東,工作人員和入境旅客 圖丨人民視覺

飛機降落的瞬間,他們重新有了安全感,那種死裡逃生的感覺。接下來隔離的日子裡,為了“儘可能少地麻煩別人”,他們網購了自來水過濾器,用來取代購買礦泉水,選擇吃壓縮餅乾,把垃圾存在冰箱,防止腐敗。

不好意思麻煩別人,也不想引起太多人注意,這是他們的普遍心理。

撰文丨薑思羽

編輯丨張亞利 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1

李曉然洗澡時突然覺得胸悶,可能因為洗得時間太長,她有點低血糖。蒸騰的水氣佈滿浴室玻璃,白茫茫一片。她出來吃了塊巧克力,那是在一樓隔離的英國留學生給的。

酒店桌子上有很多東西是同一個航班的留學生支援的:充電寶、充電線、免洗洗手液、巧克力。她拿起一本書,外包裝裹著一層氣泡紙,她把氣泡一個個擠破,這是她解壓的方式。她手上的指甲油掉了一多半,她想等疫情結束,重新做紅指甲,去去霉氣。

已是到廣州的酒店隔離的第五天,但她還會做噩夢。夢見走在路上,突然發現沒戴口罩,或者突然學校決定,不讓她入學。時差的原因,她也睡不好,還有一次,夢見從房門的貓眼裡看外面,看見了病毒。“一個圓球,渾身都是眼睛”。駐點的醫護人員給她帶了安眠藥,她才逐漸緩和一點。

3月20日從意大利回來那天,她只帶了一個口罩和墨鏡。墨鏡充當護目鏡,“全程沒怎麼摘過,就需要拍照的時候才摘下來。”

陳楠也睡不著,翻個身,把床頭的檯燈擰開。從枕頭底下掏出手機,淩晨四點多。樓下隱約能聽到大掃帚“嘩啦啦”的掃地聲,她下意識看了眼門——鎖鏈掛上了。這是她從荷蘭回國,隔離的第12天。由於時差,上完網課已經是淩晨3點,她睡不著了。

這一天可怎麼過呢?鬧鍾設在七點鍾。準時響。陳楠關上檯燈。為了省電,她晚上只開一個檯燈。雖然知道疫情期間不斷電,但她還是擔心,“這個房子不能在線上繳電費。”拉開窗簾,天亮了。

她起來做飯,一般早上會做出一整天的飯。冰箱里的蔬菜和水果不少,蔬菜有圓生菜、菠菜、豆角,“買的都是洗完就能吃的”。她以前很喜歡吃土豆,回國她沒買過,因為要削皮,果皮是多餘的廚餘垃圾。類似的考慮還有水果,她只買Apple、梨、小番茄這些,可以直接吃進肚子裡,香蕉、橘子、葡萄這些帶皮,不及時扔容易腐敗,她不會買。

她計劃一週最多在生鮮APP上買兩次菜,垃圾也儘量一週丟一次。社區工作人員來送菜時,剛好可以把垃圾提下去。有一次他們送來一兜水果,是親戚送來的,這算是給她“添了麻煩”,因為其中有個菠蘿,吃完菠蘿,為防止皮腐敗,她一直放在冰箱冷凍層里,5天后扔垃圾才拿出來。

工作人員集中扔隔離點產生的垃圾 圖丨新華社

陳楠燒了壺水,用的是網上買的濾水器。她其實喝不慣自來水,但看到網上留學生因為礦泉水的事兒被罵,她心有餘悸。於是在網上看如何過濾水,買了個濾水器。“礦泉水沉,工作人員拎上來也麻煩。”

還有一個箱子,用來裝方便食品。巧克力、壓縮餅乾、方便麵等,她擔心工作人員可能有事兒不能及時送菜,就買了以備不時之需。方便食品中有一個滷蛋和麵包,是在回北京的飛機上空姐發的。那會兒她沒心思,也不敢吃,直接擺手說不要——網上很多攻略說飛機上不要吃喝——空姐還是放在了她的小桌板上,“拿著吧,後面時間還很長。”

2

如何買最少的東西和產生最少的垃圾?如何滿足基本生活和減少麻煩別人,這是陳楠想過最多的。12天前,她從北京轉運點打電話,得到社區允許,回小區居家隔離。是專車把她送回來的。簽完承諾書,在社區工作人員一路陪同下,一直到家門口。中間什麼都沒摸過,電梯按鈕、門把手,所有設施碰都沒碰過,而且戴著口罩、手套。

等待是回國當天的主要狀態。陳楠在飛機上等了近4小時,健康檢疫、過海關、坐大巴到轉運點。一路秩序井然,多數人都很自覺。穿著防護服、戴護目鏡和口罩的工作人員讓陳楠感覺到一種安全感。

填入境健康表時,她事無鉅細地寫了自己的症狀和病史:花粉過敏、輕微鼻炎和咽炎、小時候得過腦炎,曾得過水痘。

有兩種特殊情況可以申請居家觀察。一是70週歲以上老年人、未成年人、孕產婦、有基礎性疾病的;二是有單獨住所,且無他人同住的,可申請居家觀察。她屬於第二種。

3月17日下午,車剛到小區門口。陳楠透過窗戶,認出了等她的社區工作人員,四女一男,最高的一個中年女性,黑色的普通口罩,外面套了一層醫用的。顧不上寒暄,她拉著行李箱跟他們往小區里走。那天天氣很陰,從門口到居委會,不足200米,她卻覺得異常漫長。往來的行人不少,她總感覺有很多人盯著她——從荷蘭回來,一路上太緊張了——保安亭里的保安、查出門證的誌願者、量體溫的工作人員。

北京某小區,誌願者為進入社區人員測量體溫 圖丨新華社

居委會一個12平米的單獨小屋裡,一進門就能聞到濃鬱的84消毒水味。桌子上放著一遝社區防疫通知,四五桶84消毒液。先量體溫,給行李箱噴上酒精。

隨後開始回答一路上回答了很多遍的問題,你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14天不出門,社區的人會給她送菜和扔垃圾。“可以點外賣、買東西,我們給你送過去,但也別頻次太高了,我們社區工作挺多的。”陳楠連連點頭,鞠躬致謝。

“那個女生!”

從居委會回出租屋的最後一段路,身後突然有人喊,她一哆嗦,瞬時腦補了很多場景:整個小區的人知道回來了一個留學生,陌生人過來問她,從哪裡回來?——從荷蘭回來,一路上太緊張了——回頭看,只是社區的人提醒她:

“口罩戴反了,深色的在外頭。”

能回小區隔離並不容易。當天在轉運點,陳楠接通社區的電話,傾訴了自己的難處:回國退票和返程費用已經讓她花了近5萬,她經濟條件有限,想節約點成本。“活了30多年,第一次那麼求人。”對方說再問問領導,讓她等一會兒。

轉運點人很多,多數在打電話。有的和社區報備,有的在和家人聯繫。藍色大牌子上寫著“隔離病毒,但不隔離愛”。陳楠蹲在一個人相對少的角落里,盯著手機屏幕,像等待判決。腿麻了,她心神不寧,去了廁所,竟然在衛生間突然大哭起來。

“回國就安全了女生,別哭了 。”洗手池邊,一個中年阿姨給她遞紙巾,眼淚把口罩都打濕了,但她控製不住。這也是積壓了幾十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的情緒釋放。

阿姨說了很多話。不要想不開,她說,年紀輕輕沒有過不去的事。她只記得阿姨是單眼皮、很瘦、不高,頭頂有很多白頭髮。

終於,社區回電話了,同意她回去。

3

趙賢在廈門的隔離酒店已經待了一週。24歲的大男孩,胃口正好,隔離點配送的標準盒飯他每餐都吃不飽,但也不好意思再要,“不想麻煩別人,當減肥了。”

有件事卻不得不麻煩。他發現,他的房間和隔壁共用一個大窗戶,中間的隔斷連接處留下一道縫。隔壁住的是一個從馬來西亞回來的人,他思來想去,決定跟駐點的醫務人員說一下。

醫務人員過來看了一圈,確實不符合隔離條件,應該給他重新安排一個房間。但酒店已經住滿,唯一剩下的是曾經的辦公室,窗外是工廠,因為房間隔音不好,汽車鳴笛聲和轟隆聲不斷。他選擇回到那個房間,要來透明膠帶,決定貼補一下。

酒店隔離點,工作人員例行消毒 圖丨人民視覺

不上網課的時候,他晚上12點就睡了。早上六七點,外面的工廠開始吵。南方天氣很悶,但他不敢開空調。

不好意思麻煩別人,也不想引起太多人注意。這是歸來留學生的普遍心理。趙賢也很氣憤一些不遵守規則的留學生,但一竿子打死所有留學生的言辭,他覺得委屈。“留學生回來多數很守規矩,該等就等。”

落地廈門時,趙賢經曆了一場虛驚。他在入境表格里填:嗓子干,喉嚨癢。雖然知道也可能是因為慢性咽炎,但他還是如實地寫了。隨後量了體溫,37.7度,他嚇了一跳——直接安排做核酸檢測。

雖然加拿大不是疫區,但回來時已有100多例確診患者。去醫院檢查的路上,他坐在救護車上穿著防護服,心情複雜。廈門平均溫度18度左右,密不透風的防護服貼在身上不太舒服。但他想到醫務人員要全天穿著,確實挺不容易的。到醫院抽完血,做完CT已經中午12點。

他坐在醫院里等結果,爸媽一直在微信上問他情況怎麼樣。他偶爾回幾句,就不回了,“有點煩。”等待的間隙,他找做中醫的朋友,說了自己的情況。“看舌頭,你應該就是上火了。”醫生朋友給的答覆,讓他稍微緩解了一下情緒。一直到晚上6點,結果終於出來了,只是上呼吸道感染,醫生給他開了清火的藥。

從醫院到酒店已經是晚上9點。從早上5點下飛機,他在外奔波了近16個小時,沒怎麼吃東西。

4

李曉然還在酒店隔離,但已經在網上買了很多食物,還有生活用品,都寄回了家裡。她之前學日本的山下英子斷舍離,現在她覺得,人活著要有危機意識,吃的喝的用的都得屯滿才安全。

她剛滿23歲,回國一半原因是為了父母——意大利情況越來越糟,媽媽一天三遍地問她:“今天出門了嗎?不要出門。”父母40多歲才有的她,對她萬般寵愛。隨著國外疫情升級,媽媽已經連續一個月睡不好覺,心臟病也犯了好幾次。雖然擔心學業,但她還是選擇了回來,“命沒了,一切都是0。”

意大利已確診11萬新肺患者,延長“封城” 圖丨新華社

在荷蘭時,陳楠感覺到的危險更具體,他在荷蘭的室友,是當地人。疫情發生後,他曾感冒,在家裡不斷咳嗽。陳楠很害怕,提醒他戴口罩。他說,“你是年輕人。怕什麼?”說她小題大做。歐洲人對待疫情的冷靜,讓她感到恐懼。

留學生活只進行了不到半年。那是陳楠孤注一擲的決定。2018年,30歲的陳楠遭遇公司裁員。北漂八年,沒房沒車沒戶口的大齡單身女青年,決定踏上出國留學的路。“緩一年,回來是應屆生,能落戶口。”從工作切換到學習狀態,“壓力真挺大的。”準備了3個月,她最終雅思7.0高分通過,在2019年9月順利入學。

然而還沒等到畢業,卻先等到了新冠病毒。眼前的困難是:學業如何繼續,能否順利畢業,至於未來的就業、落戶,更是充滿了未知。

“想到這些就心裡難受。”她花錢在一個在線英語外教的軟件上買了英語課每天和外教對話2個小時。利用一切機會去學習,“沒有條件也得創造條件”。有一次她的外教是來自荷蘭,剛開始對話時,她很關心地問陳楠還好嗎?中國情況怎麼樣?課程開始半小時,外教突然咳嗽了兩聲,陳楠又被拉回到了那種恐懼里。

沒有人知道學業最終會怎麼樣。李曉然在意大利的學費照繳,網課有時差,她不知道能否順利畢業,學校暫時沒有出台什麼政策,只能等待。趙賢也是這樣。他在加拿大的房子依然繳著房租,簽證7月就要到期了。如果到時候疫情還沒結束,他無法辦理簽證的話,不知道學業要怎麼辦。

陳楠的困境更為現實。比起其他經濟寬裕、有父母支援的留學生,一點風險都可能壓垮她。更近的問題是,她要繳納一個季度的北京房租了。回到國內,她感受到安全,同樣又感受到巨大的生存壓力。

除了做飯和學習,她已經開始委託朋友、在網上尋找兼職,做一些平面設計。3月底,她甚至開始嚐試投簡曆,想著如果真的再有一年半載回不去,多賺錢養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陳楠身邊只有幾個人知道她回來,她不敢讓太多人知道。隔離的12天中,她很少說話。有時候,玻璃外飛過來一隻蟲子,陳楠就觀察它,跟它打招呼。“早啊,你今天早飯、午飯吃什麼啊?”

每天稍微幸福點的時間是下午三四點鍾,房子朝西南,陽光能曬到書桌上。她會看樓下的白玉蘭和櫻花,樓上的油煙味也會灌進她的房間,有時候能聞到辣椒味,有時候好像能聽到,“刺啦”一聲的熗鍋聲。

工作人員等待旅客入境 圖丨人民視覺

更多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