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梁鴻《四象》:讓那些被遺忘的生命再活一次
2020年04月10日09:00

原標題:專訪|梁鴻《四象》:讓那些被遺忘的生命再活一次

“當你靜靜站在親人的墳墓旁,傾聽風與空氣的流動,你會聽到地下喃喃的呼喚。”

——梁鴻

每年清明去墓地是梁鴻生命里最基本的內容之一。曾經她的父親帶著她和姊妹幾個上墳,有時她們會去讀那些掩在荒草中的墓碑,父親會講墓碑下的他是誰,經曆了什麼,有怎樣的故事,他的家人現在又如何,都到了什麼地方。

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個冬天,梁鴻去墓地看父親。“我聽見很多聲音,模糊不清,卻又迫切熱烈,它們被阻隔在時間和空間之外,只能在幽暗國度內部迴蕩。我想寫出這些聲音,我想讓他們彼此也能聽到。我想讓他們陪伴父親。我想讓這片墓地擁有更真實的空間,讓人們看到、聽到並且傳頌下去。”

這是她寫小說《四象》最初的衝動。

經過曆時兩年半的創作,《四象》首發於《花城》雜誌2019年第5期,近日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單行本。這是梁鴻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在新的故事里,梁莊與吳鎮依然存在,但它們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地方背景。更重要的是,梁鴻建構出了一個活著與死去,地上與地下,曆史與現在交織相連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里,穰縣的高考狀元韓孝先在大學畢業後留在省城工作。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回到梁莊,在河坡放羊時被墳園埋了四天,不僅不死,反而能夠通靈,與三個來自陰間的靈魂——運動中被處決的留洋武官韓立閣、八十年代被車撞死的女孩韓靈子、九十年代壽終正寢的基督教長老韓立挺共同生活。因為韓孝先能說中過去,預測未來,他被當地村民與大小領導奉為神明,爭來搶去。

無論在《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還是《神聖家族》《梁光正的光》,梁鴻最看重的都是人,一個個平凡又紮實,純粹又鮮活的生命。在《四象》里,即便是早已死去的人,是被遺忘的人,他們也依然有血有肉,能在自語中回望過去,在對話中參與現實,以一種荒誕又真實的方式再活一次。

小說更觸碰到了當下的人,比如“空心人”——看見花不再感動,看見河卻看不到遠方,看見清淡的食物不感覺欣喜,身在霧霾里沒察覺呼吸困難,被老闆剝削卻感不到痛苦,被領導辱罵卻不覺得羞恥。文明的失序並非只是地下的囈語,也是地上的真實。

梁鴻坦言,《四象》是自己寫作以來最有衝動卻最壓抑的一次書寫,不僅是結構和語言的尋找,還想找到“親人相逢”般的過去與現在、愛與痛的交織。4月9日,梁鴻就新作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她說,儘管墳地一片荒涼,儘管那下面的靈魂隨著時間流逝註定被遺忘,但她還是希望通過文本,再一次賦予他們聲音,賦予他們語言,賦予他們新的存在。因為,“死者不會缺席任何一場悲喜劇”。

對於生命,或者說對於靈魂,梁鴻有愛,有同情,有敬畏之心。

【對話】

為什麼說《四象》是寫作以來最有衝動卻最壓抑的一次書寫?

梁鴻:

衝動可能來自於在一個萬籟俱靜、生命荒蕪的地方,看著被荒草淹沒的墳頭,看著已經被遺棄的墓碑,你突然感受到了聲音。無數喃喃自語從地下湧了上來,就像突然冒出的靈感。你希望能聽清那些聲音,你希望能夠賦予它們一種真正的聲音的狀態,所以一下子就找到了一個寫作起點,打開了一個寫作空間,就像打開了一個世界。

壓抑則是,當衝動過後,你會發現寫起來的難度非常大。比如你要想那些聲音來自於誰?他為什麼要說話?他與這個時代、這個村莊有什麼關係?他如何與這個人世再一次發生聯繫?你需要琢磨它們邏輯上的可能性。

從另一個層面說,來自地下的聲音是壓抑已久的,是渴望被聽到的。那種喃喃自語是我一直不願放棄的感覺,這就特別考驗對語言的把控能力。比如立閣、立挺、靈子的去世年齡都不一樣,立閣在五十多歲時去世,立挺在九十多歲時去世,靈子在十幾歲時去世,他們各自怎麼說話,關注什麼,為什麼關注,都不一樣。要用語調和語言形態本身來區分人物,是一件很艱難的事。

我想小說語言讓這幾個人物都“立”住了,讀者完全可以通過自語和對話的內容、語調,來判斷究竟是誰在說話。哪個人物在你的創作中最先出來?是怎麼出來的?

梁鴻:

我一開始想到喃喃自語的聲音,立閣、立挺、靈子似乎就同時出來了,反而是孝先這個角色要稍微晚一點。

因為這三個來自地下的角色,其實是有基本原型的。我在《中國在梁莊》里稍微提到過韓立閣這個人,一個非常模糊的形象,可能只有200字左右的敘述,但這個形象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在上個世紀,在他五十多歲的時候,他被處決了。在我們村莊,韓立閣與韓立挺確實是堂兄弟,可能沒那麼親,但有血緣關繫在。後來韓立閣這一支在村莊里消失了,被曆史淹沒掉了,韓立挺那一支還是一個大家族,慢慢就到村莊外的各地去了。這裏本身就有一段特別的緣起。而靈子,她的原型是我母親墳墓邊上的一個無名墳頭,已經幾乎是平的了,不注意的很容易就踩上去了。以前我父親會說:“你別踩上去。”

所以,他們被遺棄、被忘記的形像其實一直在我心裡,只是沒找到安放的地方。當我想到墳地下的聲音,他們馬上就跳了出來,活了過來。我希望他們可以重新獲得說話的權利,我希望那些被遺忘的生命能夠再豐滿一次。於是,漸漸地,他們模糊的形象愈加清晰,在故事里慢慢地生長。

孝先呢?他在這個故事里特別關鍵。因為他,陰間與陽間的對話有了可能。他又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這麼一個形象的存在。

梁鴻:

我可能對精神偏執的人特別敏感,覺得他們意味著某種更本真的存在。當我想到三個來自地下的靈魂要有一個人領出來,很自然地就想到孝先。

一是,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看到地下的那三個靈魂,並跟著他們走;二是,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是一個充滿激情、不受約束的人,是一個能完成高密度語言融合的人。我查過很多精神病患的資料,發現他們之中很多人思維活躍,智力發達,看似瘋癲實則具有超常的敏銳。我想,一個在世俗生活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的存在可能會昭示更具有價值的東西。

這四個人物和你寫作時的內心世界有什麼關聯?

梁鴻:

其實有點像一個人的四個面,甚至我覺得他們就是我的四面。當然,我沒有他們那種能力,但孝先的敏銳、立閣的改革之心、立挺的慈愛、靈子對大自然的親近,我在自己身上多少能看到一些影子。

比如靈子,我就覺得她是我的一部分。我小時候就喜歡在河邊轉來轉去。初三時寫日記,我寫“我是大自然的女兒”,真的。我熱愛那種荒涼又繁茂的大自然場景,充滿了生命力。你能感到生與死同在,你能感到人存在的豐富性。

那對於“四象”,你是在創作的什麼階段想到的?書名叫《四象》,題記中也有來自《易傳·繫辭上傳》的“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它讓整篇小說的結構非常奇妙。

梁鴻:

“四象”是我在創作的中間想到的,把它作為書名則更晚一點。一開始寫的時候,只有四個人物是明確的。為什麼是四個?我也說不清楚,就是對那幾個人物有特別的寫作衝動。

後來在寫的過程中,很自然寫到了春夏秋冬。我在第一章第一節寫到立閣看到綠獅子又撲過來,那是春天。我突然想到,在自然的輪迴里,春天是萬物起始,春夏秋冬也是從生到死的一個完整的過程。我這時才慢慢有意識地去做結構的塑造。實際上,小說還是先有人。

對我而言,大自然四季的變化是有特別烙印的。博士畢業時我一個師兄說你去重慶那教書,我說不去,因為那沒有冬天,沒有落葉,這是真話。我的很多作品會自然觸及自然場景,它與我筆下的人物幾乎總是同在的。

至於這個題記,坦白說一開始並沒有往中國文化這裏想。這本書的英文名我堅持用Four Images,就是因為最初我想的就是一個人的四種形象,四個層面。到後來我想到一個人的四個層面就是一個人的全部,它也符合中國文化里的世界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於是在題記中也放上了。作為一個引子也挺好的。

題記有兩個,還有一個是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的《為美而死》。

梁鴻:

《為美而死》是我喜歡了很久的一首詩。在寫《四象》時,我腦海中充滿了那些來自地下的聲音,突然就想到了詩中的:“就這樣,像親人在黑夜相逢/隔著墳墓,喋喋低語/直到苔蘚封住我們的嘴唇/覆蓋掉,我們的名字。”

不就是這樣嗎?哪怕苔蘚封住我們的嘴唇,我們也要隔著墳墓去敘說,去講述。

對這部小說,你作了反複的修改。改動最大的地方,或者說讓你一再修改的地方是哪?

梁鴻:

還是在賦予人物邏輯這塊。比如孝先最初是怎麼看到立閣、立挺和靈子的?孝先如何在給民眾傳道的同時和這三人說話的?如何既有大膽的想像又有內在的邏輯性,這是我在寫作時反複去琢磨的地方。

再比如立閣的頭後來被孝先打掉了,一開始我寫到這裏,立閣就沒再出現。但我覺得不對,覺得我沒完成這個人物。立閣是充滿了複仇意念和頑強意誌的那麼一個人,他怎麼可以隨隨便便地就沒了?這時候,他一直拿在手上的骷髏頭就發揮了作用,他直接把骷髏頭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我本來還以為這個骷髏頭就是為了“換頭”存在的。

梁鴻:

不是,原來在一稿、二稿里,我都沒想到,就是覺得立閣拿著一個骷髏頭的形象很有意思。寫到了第三稿,才有了“換頭”這個細節。我當時覺得特別興奮,因為我想到了契訶夫說過,如果在第一幕里出現一把槍,那麼槍在第三幕槍一定要響,不然這把槍是沒用的。

而且在有了這個細節後,才有了立閣後來的帶領諸陰魂衝破高牆,有了他最終救了孝先,完成自己的救贖。我也終於覺得,我完成了這個人物。

你前面說到,小說還是先有人。我發現你所有的作品,無論虛構還是非虛構,都特別強調個體的生命經驗。

梁鴻:

對。大部分時候,我都是先有一個人的意象、一個人的狀態或者一個人的場景,然後再慢慢去寫。包括寫梁莊,坦白說我一開始也沒想到自己要寫一個大村莊,我其實就是對裡面的人感興趣。我想瞭解他們都經曆了什麼,怎麼會變成這樣。當然,最後呈現的東西肯定比一開始的設想要複雜一些。

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想寫好都是艱難的。虛構是你要塑造一個大的故事框架,來折射或者體現你的某種意圖。這時你要有想像力,想著這個故事框架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你的意圖。而非虛構面對的是實有的事情,你該如何穿透它,如何圍繞它身邊的絲絲縷縷無數脈絡找到某種存在的東西。它很考驗人由表面穿透本質的能力。

我在生活中也很喜歡和人閑聊,比如回到老家,和每個人說說話。人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有內在的活力。你會覺得閑聊雖然粗糲,但的確是活著的感覺。

其實《四象》也在敘事中回望了中國近百年來的曆程,而且是通過講述個體生命困境的方式來做回望,比如立閣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經曆。很多時候我們的曆史敘事是很宏大的,個體的生命經驗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

梁鴻:

是的。我覺得曆史實際上破碎於個人生活內部的。真正的曆史是“對我而言,當它與我發生關係時,我的生活有了什麼變化?”

比如我在《梁光正的光》里寫梁光正,我當時有一個特別鮮明的觀點,就是所謂的大曆史對梁光正是不存在的。對梁光正而言,真正存在的是“他經曆了什麼”。同樣是“文革”,一個村莊的人,有的人參與了,有的人沒有。梁光正深度參與了一個政治發展,他的命運就不一樣了。對他來說,曆史是以這樣的面目出現的。

所以我想說,曆史是破碎於個人生活內部的。每個人的生活所折射出來的東西加在一起,那才是曆史。你只抽像地去說某個曆史時期發生了什麼事,那對於文學而言,對個人而言,是沒有意義的。

在開篇的陰間描寫中,我們發現世界是顛倒的,但往後看到人世間的新世界,其實也是顛倒的。人在網絡世界里確定自己,越來越空虛。有個人幾十年沒有出過家門,家裡臭蟲滿地,垃圾成山,他活到七十幾歲,就是不死。有個人一出門就死了。待在細菌堆裡不會死,出門就死,不幹活不死,一幹活就死。

在小說里,關於當代人,你想表達什麼?

梁鴻:

其實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寫曆史,我就是為了寫當代,想寫出當代人的一種精神狀況。那既是整個社會的情緒狀態,也是每個人的精神狀態。

比如人們狂熱地崇拜孝先,把他奉為上師,難道大家不明白孝先是一個“有問題”的人嗎?大家明白,但每個人的內心是空虛的,他們渴望得到慰藉。而對於一個社會而言,我總覺得我們內部非常迷狂,好像有一種“情緒病”,人人都處於一種迷失之中。

說白了,大家都希望找到精神的慰藉,但同時對這個社會充滿恐慌,找不到安全感。所以每個人都拚命去找各種“上師”。你說在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難道我們不明白嗎?但我們還是需要。因為整個社會處於一種空虛帶來的混亂,混亂帶來的荒誕,荒誕帶來的暴虐。

我特別想表達當代人的精神狀態——個體是什麼狀態、社會是什麼狀態,時代是什麼狀態,它們交雜在一起,互相“成就”,互相影響。我希望有一種寓意在裡面。

小說還觸及了死亡和遺忘的問題。當我合上小說時,馬上想到一部動畫電影,就是2017年的墨西哥動畫片《尋夢環遊記》。

梁鴻:

是,我也看過這部電影。我覺得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為什麼每年大家要回去給親人上墳,在墳頭放上親人喜歡喝的酒、抽的煙、吃的菜,還甚至“碰一杯”。通過這樣的方式,大家紀念自己的親人。所謂的紀念,就是不忘掉。我想這是人類的共性,也是人類存在的基本底線。不管在哪種文化里,死去的親人與生者同在,這是一種非常深沉又自然的感情。

我在後記里也寫到,寫這部小說最初的衝動來自我希望地下的聲音能講話,能讓我父親聽到,他愛熱鬧。我希望他在地下能像在地上一樣熱鬧,希望他在地下也可以過得很好,這是一種生命和情感的延續。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怎麼對待死者,也是我們怎麼對待生者。

很巧,小說寫到了“庚子年曆來都是個坎兒,要有大事發生。”但寫作時根本想不到今年的疫情吧。在今年2月底的時候,你有過一個想法,就是有沒有可能把這次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都一個個寫出來。包括他們的名字,多大年齡,住在哪裡,什麼工作,喜歡什麼,家人有誰……你說:“一天天過去,看著死亡數字增加,感覺有些麻木,可怕的遺忘正在襲來。那些逝去的人,正在變為簡單、枯燥和冰冷的數字。”

梁鴻:

對。寫《四象》時我都沒想到2020是庚子年。那會兒怎麼可能想到疫情呢,世界的一切都還是美好的樣子。在這段時間出這本書,我覺得也挺有意義。因為它想讓被遺忘的死者再次說話,讓他們能夠以鮮活、豐滿的樣子再活一次。我想,這是現在所有人、所有生者的願望。

我看到你也參與發起了一個“2020攝影日記”項目,向最廣泛的公眾徵集2020年1月至今拍攝的代表性圖片和文字,記錄自己在疫期的生活現場、家庭經曆、真實思考。記錄是不是也是對抗遺忘的一種方式,它們能比人長久。

梁鴻:

是的。我一直覺得,個人無意識的表達反而是更珍貴的,在某種意義上更能細緻、準確地反映某種時代的存在形象。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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