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校長新冠肺炎康複:“一夜間變成120歲的老人”
2020年04月10日06:52

原標題:哈佛大學校長新冠肺炎康複:“一夜間變成120歲的老人”

學人Scholar

哈佛大學官網圖片

文 | 王雅林、李曉洲

轉自紅星新聞

據美國哈佛大學校刊《哈佛公報》報導,此前確診新冠肺炎的哈佛校長勞倫斯·巴科(Lawrence Bacow)及其妻子已從感染中康複,“現在感覺好多了”。

當地時間3月24日,巴科校長在致哈佛全體教職員工的一封信中說(哈佛大學校長最新公開信:和夫人已確診新冠肺炎),他本人及其妻子阿黛爾(Adele Bacow)自3月22日開始出現咳嗽、發燒、發冷、肌肉疼痛等症狀,遂於次日接受新冠病毒檢測,並於3月24日下午拿到了確診感染的結果。

巴科當時說,他從3月14日就開始在家辦公了,大幅減少外出活動,所以並不確定是如何被感染的。

哈佛大學官方推特發佈校長與妻子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圖據推特

如今康複後的他,向校刊《哈佛公報》(Harvard Gazette)分享了自己與妻子的經曆。以下為採訪全文:

“當時我生著病躺在床上,正好看到CNN在報導我生病的內容,那一刻有點奇怪,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

《哈佛公報》(以下簡稱《公報》):您和阿黛爾現在感覺如何?

巴科:感覺好多了,我們非常幸運。事實上我們倆從未經曆過導致這麼多人住院的呼吸系統疾病。對我們來說,這很像流感。

《公報》:您都有哪些症狀?

巴科:一開始都是咳嗽,後來發展至發燒和寒戰。我全身疼痛,感覺自己幾乎一夜之間就120歲了。然後是嗜睡,就像患了流感時那樣。

巴科校長與太太阿黛爾。圖據《哈佛公報》

《公報》:當得知檢測結果都呈陽性時,您當時是什麼反應?

巴科:我們一直非常當心,所以說實話,我有點吃驚。阿黛爾和我在出現症狀前的近10天里,除了彼此,再也沒有見過其他人。我們完全被隔離在家裡。之所以如此謹慎,是因為我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非常容易被感染。事實上,有些人質疑我為什麼要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因為我的免疫力很低,所以我屬於高危人群。當檢測結果呈陽性時,我想“這個玩笑可開大了”。

當時最擔心的是我還能否履行(校長的)職責。2004年,我還在塔夫茨大學當校長時,被診斷出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當時我病得很重,不得不請了一個月的假。正因為如此,我意識到我必須照顧好自己,如果我身體出了狀況,對誰都沒好處。而如果別人生病了,我必須允許他們花時間來康複。所以當檢測呈陽性時,我試著去做一個好病人,做我應該做的事,以此來模仿我希望在別人身上看到的行為。我有幸擁有一支偉大的團隊,他們沒有錯過任何一個細節,只是為了在我不在的時候讓一切工作正常進行。

2018年,巴科校長與太太阿黛爾出席哈佛大學活動。圖據《波士頓環球報》

《公報》:那您生病期間,還可以繼續工作麼?還是完全不碰任何工作?

巴科:作為校長,你永遠不會完全脫離工作。我一直在看電子郵件。我的辦公室主任帕蒂·貝林格和高級職員比爾·李每天都給我打電話。我每天都會收到(執行副總裁兼首席行政官)凱蒂·拉普(Katie Lapp)和(教務長)艾倫·加伯(Alan Garber)的報告。如果需要的話,我也會給他們打電話。

《公報》:當您發郵件告訴哈佛全體人員您和阿黛爾都確診新冠肺炎時,得到了怎樣的回應?

巴科:我們收到了來自學生、教師、教職工和校友的上千份回覆,這些回覆來自世界各地。我和阿黛爾都被深深地感動了。

如果沒記錯的話,當時我生著病躺在床上,正好看到CNN在報導我生病的新聞,那一刻有點奇怪,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這成為全國性的新聞。緊接著我們開始接到來自全國和世界各地的老朋友的問候。

巴科校長。圖據《哈佛公報》

“1月初,哈佛大學衛生服務部就開始關注中國疫情趨勢。我們利用了大量的專業知識來準備應對新冠病毒,並在此過程中做出一些明智的決定。”

《公報》:您是如何度過這段社交孤立的時光的?您是否一直在刷屏看什麼或讀什麼特別的東西?

巴科:光是看電子郵件就夠費勁的了。比較戲劇性的是,幾個星期前,兒子、兒媳和兩個孫女給我們打電話——他們住在紐約市,開始在家遠程工作——想知道如果他們在這段時間過來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是否歡迎,當時我們說,“當然,十分想見你們”。結果,我們倆出現症狀的那天,他們真的開車來了,最大的麻煩是兩個孫女——2歲半和8周大——也被帶過來了。就這樣,他們一家一直待在我們家,一個屋簷下,雙方依然是視頻聯繫,以此保持社交距離。希望幾天后當我們從另一邊走出來時,能夠真正地和孩子們一起享受團聚。

《公報》:現在您感覺好多了,您在家工作的典型一天是怎樣的?

巴科:因為我剛剛恢復,還不確定是否可以真正回歸日常。我還沒有開始鍛鍊,希望下週能重啟。通常每一天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一夜之間收到的郵件。然後我通常有一系列的電話和會議,就像其他人一樣。有時這些電話是我的直接下屬打來的。我也在和政府官員聯繫,目前已經和州長、華盛頓特區、劍橋市、波士頓市的官員通了電話。

我也和我的同行保持聯繫。常春藤聯盟的校長們主要通過電子郵件保持密切聯繫,我也通過電話與他們中的一些人進行了交談。我經常與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拉斐爾·賴夫(Rafael Reif)交談,再比如(前哈佛校長)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和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等等。基本上說,我試著接觸以前曾處理過類似情況的人,或者正在實時處理這些情況的人。

疫情期間,哈佛大學標誌性雕塑“三謊雕塑”被戴上了口罩。圖據《哈佛公報》

《公報》:請您回顧一下,我們學校是什麼時候開始監測新型冠狀病毒的?

巴科:1月初,哈佛大學衛生服務部開始關注中國疫情趨勢。我們有來自中國的學生,也有相當數量的教師和工作人員前往中國。當時,我們還向從中國返回校園的社區成員發佈建議,告訴他們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來確保身體健康。然後我們開始建議人們不要貿然出國旅遊。

同時,與我們的教職工也進行了密切聯繫,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全球知名的傳染病、病毒學、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與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仁們保持著聯繫,於是我們請他們就美國將面臨的風險提供建議,並為此召集了一個危機管理團隊來追蹤疫情,做一些初步規劃。凱蒂·拉普召集團隊,包括行政院長、副校長,以及大學其他環境健康和安全體系的人,規劃和思考如果在波士頓,甚至是哈佛校園里發現病毒蹤跡,我們可以做什麼。哈佛大學衛生服務中心主任阮江(Giang Nguyen)也很快組建了一個科學顧問團。我們還有幸請到艾倫·加伯擔任教務長,他既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經濟學家,發表過關於流行病管理的學術論文。因此,我們利用了大量的專業知識來準備應對新冠病毒,並在此過程中做出一些明智的決定。

“如果不迅速採取行動,我們的學生可能會分散到各地,並可能與世界各地的其他年輕人接觸,當他們返回校園時,我們可能會面臨全面爆發。”

《公報》:哈佛是美國第一批降低校園密度、向網絡授課轉型的機構之一,一開始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您能談談做決定的過程嗎?

巴科:我們的想法基本上是由少數幾個因素驅動的。第一是觀察新冠病毒在中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傳播,並試圖學習這些國家的經驗;第二,決策由模型驅動,如果這種病毒具有高傳染性,我們可能會面臨一場非常現實的危機。當時,我們認為年輕人的患病風險比老年人或有病史的人要小。而最近的數據表明,至少在美國,年輕人發展成重症的幾率比其他一些國家要高。我們一直在研究這個。我們還觀察了“鑽石公主”號等郵輪的情況,這些郵輪就像培養皿一樣,想像一下如果我們的學生宿舍爆發疫情會發生什麼,那些學生彼此都住得很近。

由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劇,哈佛大學決定於3月23日開始將所有課程改為遠程教學,並要求在校生在5天之內離開校園。圖據《波士頓環球報》

隨著春假的臨近,我們擔心如果不迅速採取行動,學生可能會分散到各地,並可能與世界各地的其他年輕人接觸,當他們返回校園時,我們可能會面臨(疫情)全面爆發。所以我們認為在學生春假之前採取行動是很重要的,於是很快就調動了資源。哈佛大學信息技術繫在安妮·馬古利斯(副校長兼大學首席信息官)的領導下,迅速準備好讓每個人都參與進來,開始教育全體教員,確保我們有足夠的IT基礎設施來支援大規模的網絡教學和會議。同時,副教務長巴拉特·阿南德和他的同事們開始收集資源,以便迅速對教師進行在線教學的培訓。每個院長都不知疲倦地與教職工一起準備,他們是這一進程的真正英雄。然後我們給學生們發了一個通知,要求那些可以回家的學生搬回家,並且在假期後不要再回到校園。我們將把所有的教學搬到網上。

我知道我們可能會因為行動過早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評,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注意到馬薩諸塞州的病例在四天的時間里從13增長到28,到42,再到91,這是一個明顯的指數增長速度,儘管基數很小,但在之前一兩個星期里,其他許多國家都重複經曆過幾乎完全相同的增幅。那時我很快意識到,犯錯的代價是不對稱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提前行動——就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的確會給很多人帶來不便,也可能會浪費資源,但是,如果我們太久未做出反應,代價可能影響人們的一生。所以這個決定其實並不難,那就是採取行動——讓學生離開、不再回來、轉向在線學習。我們還認識到,通過迅速採取行動,我們可能會讓其他面臨類似決定、但無法獲得我們擁有的專業知識的機構更容易迅速採取行動。

當地時間3月20日,哈佛學生威爾·羅利搬運箱子以整理離校時的個人物品。圖據《波士頓環球報》

“大約有6000名本科生在五天左右的時間里成功搬走。我們必須迅速過渡到在線教學,這對每個遠程工作的人來說也是一個轉變。”

《公報》:學校在幫助學生和其他人轉型上是怎麼做的?

巴科:我們要求學生和社區的其他人盡快採取行動,整個大學的人都來幫忙,這是社區力量的一個標誌。當學生們搬出去時,每個人都自願幫忙。我們還努力提供經濟支援,幫助學生支付旅行、倉儲和其他費用。學院的工作人員夜以繼日地工作,嚴格意義上說,是為了執行這個決定,並解決出現的問題。大約有6000名本科生在五天左右的時間里成功搬走。

我們必須迅速過渡到在線教學,這對每個遠程工作的人來說也是一個轉變。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社區的那些成員,他們照顧著那些仍然住在這裏的學生,一直盡力確保校園是安全的。我們的老師、學生和所有支援他們的人,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在線教學所需的技術,很多人都很願意學習新的教學方法,這種意願讓我深受鼓舞。

當地時間3月20日,哈佛學子搬運紙殼以整理離校時的個人物品。圖據路透社

《公報》:您曾擔任過塔夫茨大學的校長,過往經曆中有任何一次能和此次相提並論麼?

巴科:我經曆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次疫情危機和那次危機當然有一些相似之處,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處。兩者最大的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影響著經濟環境,並使捐贈基金下降——慈善捐贈可能在短期內減少,企業和基金會的支援費用也會減少。

人們還將看到學生經濟援助的需求有所增加。事實上,我們在員工、教職工中看到了巨大的焦慮,但同時,也看到了社區的積極響應,人們努力幫助那些不幸的人。這是非常振奮人心的。

新冠疫情危機比2008年的危機困難得多,因為它影響了我們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哈佛是一所研究型的住宿製大學,但目前我們基本上不能讓學生住校。教員履行研究任務的能力目前也有所下降,因為我們不得不關閉支援我們學術工作的圖書館、檔案館,以及實驗室和其他設施,所以我們要面對從未面對過的挑戰。

為應對疫情,麻省理工大學和哈佛大學宣佈“封校”,所有課程改為遠程教學。圖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新冠病毒對美國造成嚴重衝擊之前,就與中國廣州呼吸健康研究所( 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Health)的同仁們開展合作。”

《公報》: 儘管面臨這些挑戰,大學仍在努力應對這一流行病。您能談談哈佛大學的學者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為解決冠狀病毒而進行的一些合作和工作嗎?

巴科: 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新冠病毒對美國造成嚴重衝擊之前,就與中國廣州呼吸健康研究所( 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Health)的同仁們開展合作。這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合作項目,由哈佛醫學院院長喬治·戴利牽頭,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文理學院,以及其他院系的參與,此外還有麻省理工大學、波士頓大學和拉根研究所的同行。

這次合作中,哈佛大學專注於研發快速診斷測試技術,這對如何應對未來的危機以及新疫苗和療法至關重要。

《公報》:在這個過程中,哈佛大學與劍橋市、波士頓,乃至整個州的關係是怎樣的?

巴科: 我們一直在與劍橋市、波士頓市,以及州政府合作,試圖以各種方式提供幫助。例如,提供資源來幫助學生在家上學。我們還將哈佛廣場酒店提供給急救人員和醫護人員,他們在下班時可能無法方便地回家休息,部分原因是擔心感染自己的家人。此外,我們從實驗室收集個人防護裝備,提供給地區醫院,供仍在個人防護裝備稀缺的環境中奮戰的醫護人員使用。

特別需要感謝的是,哈佛大學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也非常樂於提供幫助。我們已經協調一些校友幫助安排從不同國家收集個人防護裝備,這些裝備現在正在被分發,並通過州長的努力,以確保這些裝備能夠被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哈佛校友幫助安排從不同國家收集個人防護裝備發回美國。圖據《紐約時報》

《公報》:在經濟如此混亂的情況下,您如何看待捐贈基金和未來的支出?

巴科:我們已經看到了持續教育收入的下降和高管教育收入的急劇下降,所以直接的影響已經很明顯了。目前,我們正在研究大學的每一筆資金走向,限製開支,確保其可與我們所知道的將會減少的收入保持一致。

過去我們就曾預計在某一時刻將面臨衰退,畢竟,我們已經處於歷史上和平時期的最長經濟擴張期。幾年前,我們就開始為下一次衰退做準備。雖然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來,但它肯定會來,所以我們提前製定了一個應對經濟衰退的“劇本”。

我們還汲取20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以便更好地為下一次(經濟衰退)做好準備。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以確保擁有比2008年更多的資金流,並建立了一定的資金儲備。所有這些都將有助於緩衝衝擊,當然,這並不可能完全抵消衝擊。劍橋市和波士頓市目前已經對建設項目進行了限製,所以校園的建設目前處於暫停狀態。許多計劃將被推遲,而且將會全面勒緊褲腰帶。

“我知道我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好。但我認為,與其試圖把每件事都做得盡善盡美,被不確定性所麻痹,更重要的是要有行動的能力,而且要果斷行動。”

《公報》:富有挑戰性的時代需要做出艱難的決定。作為哈佛大學的領導者,必須做出如此艱難的決定是什麼樣的感覺?您能舉出歷史上的例子嗎?

巴科:在這個時候,我反倒覺得,之前經曆過的類似衝擊會起到很大幫助。在塔夫茨大學的10年間,我經曆過十幾種不同類型的危機,比如,在我就任校長的第10天,就遇到了9·11事件;還曾遇到過梅德福市(塔夫茨大學所在地)大型電力故障,導致學校持續8天不得不在沒電的情況下運轉;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有我2004年生病,6個月內數次住院……

我有時會說,當大學校長最具挑戰性的事情之一,就是所有容易的決定都在你做出決定之前就已經擺在那裡了。這意味著,如果我幸運的話,我所做的幾乎每一個決定都是51/49的選擇,有時甚至可以達到50/49.9999,無需動腦筋,所以我習慣做出艱難的決定。

經曆過挑戰是有幫助的。我也很幸運有這麼多優秀的同事,他們幫助我理解不同選擇的後果。然後,像其他人一樣,我只是盡我所能做到最好。當然,我知道我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好。但是,與其試圖把每件事都做得盡善盡美,被不確定性所麻痹,我認為能夠採取行動並果斷行動是很重要的。

哈佛大學校長巴科。圖據《波士頓環球報》

《公報》:這場流行病對高等教育的影響是什麼?有一線希望嗎?

巴科:即便是最黑暗的雲,也會有屬於它們的一線光明。大學里許多人在試圖幫助那些不幸的人們,他們做著了不起的工作。教師和學生都在嚐試新的教學方法,這將對我們產生長期的影響。可能許多人已經意識到,人們不需要像以前那樣經常出差去參加會議——這些會議通過科技就可以“雲”實現,這將有助於降低成本、減少碳足跡。還有,人是非常靈活的。雖然我們都懷念在一起工作的社交環境,但人們仍在想方設法讓在家辦公變得更有效率。在展望未來時,我希望哈佛能在既有工作方式上增加更多靈活性。這將帶來長期的好處。

此外,目前正在合作的應對新冠病毒挑戰的機構之間,建立的一些關係也將被證明是持久的。看一看我們現在是如何與中國的一些同仁們合作的,不僅僅是和廣州呼吸健康研究所,還有在中國的其他大學。我想我們將來會建立起這些關係。所以我認為會有很多積極的好處。

《公報》:在認識到危機的全面影響尚未顯現的情況下,您有什麼想要傳達給哈佛社區的信息嗎?

巴科:首先,我要感謝人們的耐心,感謝他們在適應我們從未經曆過的環境方面的機動性。我也會要求人們對每個人都抱持善意。現在有很多人在大學里努力工作,試圖解決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問題。或許,我們現在還沒有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但是人們已經非常非常努力地去快速適應新的信息衝擊。我希望人們能夠信任自己的同事,相信機構將盡其所能做到最好,就算我們會犯錯誤,也會盡快改正。然後,我們將嚐試迎接全新的挑戰,因為挑戰永遠不會消失,它將永遠與我們同行。

原標題:《哈佛大學校長新冠肺炎康複:“感覺一夜間變成120歲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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