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治癒被汙名的"坦白者"?
2020年04月10日06:52

原標題:誰來治癒被汙名的"坦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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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為了獲得安全感,人們很自然地會保持人際距離,而拒斥那些在他們看來危險、可疑的人物。結果是,隨著新冠肺炎的康複者、隔離者回歸社會,相應的歧視在各地層出不窮,有些人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可說是這場疫情中最深、最隱蔽的次生災害。

新冠疫情是一場全面的危機,它衝擊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一個方面所受到的衝擊相當隱蔽而深遠,那就是社會倫理和人際信任。

由於新冠肺炎非常難以檢測,這就在無形中造成了一種人人自危的社會心態。最近備受關注的無症狀感染者,則幾乎意味著每個“他人”都有嫌疑了。這類情況降低了人們的安全感,勢必會動搖原有的社會關係。

▌身邊的嫌疑人

武漢已經出現了一家人反目成仇的倫理悲劇。網上流傳著一段視頻:老人解除隔離回家,但家人不讓他進門,吼叫著要社區拿出證明來。

這乍看是家人無情,卻也是很多人家的實情:居住侷促,很難實施一人一間的居家隔離;與此同時,武漢當時出現過出院回家、已過14天隔離期的病人,又被醫院重新收治的情況。我一位武漢朋友不無心酸地說:“某種程度上,我們這種全家同時感染的,可能還是件幸運的事。方艙的治療要把家庭打破重組。我們家的‘小方艙’在顛沛流離中還相對保持了完整,真是萬幸。”疫情以想像不到的方式,在深層次上衝擊了原有的家庭倫理。

病毒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為了獲得安全感,人們很自然地會保持人際距離,而拒斥那些在他們看來危險、可疑的人物。結果是,隨著新冠肺炎的康複者、隔離者回歸社會,相應的歧視在各地層出不窮,有些人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可說是這場疫情中最深、最隱蔽的次生災害。

一個人感染新冠,往往是非常偶然的原因,幾乎與其個人道德無關,但在感染之後,他們的處境卻和麻風病人一樣,被視為“災星”。3月初上海“新聞坊”就曾報導,全市294例治癒者中,很多人感到焦慮徬徨,不僅遭到周圍人的排斥,更可怕的還有網絡上的隱私侵犯。患者嚴先生治癒後,人還沒到家,鄰居就把他的所有信息公佈在微博上,還宣稱自己是“正義”的;這也罷了,隨後還有人罵他是妖怪,也有人想把他們一家趕出小區,最後甚至造謠說他老婆是湖北人,“還辦了滿月酒,請了很多武漢人!”他的家人對記者說:“你是我這段日子以來,唯一肯這麼接近我的人。”

這不單是中國人反應過度,在一向重視禮節的日本,日前也爆出類似的事:福島縣私立郡山女子大學,有一位70多歲的女教授被確診新冠陽性,結果全校教職工受到了各種歧視。大學教職工的孩子們被托兒所拒收,有的教職工的配偶被公司禁止出勤,連大學的附屬高中都收到了100多個騷擾電話,有學生僅僅因為穿著該校校服,就被人當面指著罵“病毒、病毒”。

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在3月公佈了疫情期間首個大型精神衛生調查,結果顯示:新冠肺炎對許多人造成心理創傷,其中有35%受訪者情緒應激反應明顯,5.14%遇到嚴重的心理困擾,還引發各種各樣的心理疾病,如恐慌、焦慮、抑鬱和精神分裂等。不難設想,這種激烈反應不會只是“自己消化”,勢必也引發人際關繫緊張。

▌歧視的共振

武漢音樂廣播電台主播郝丹在1月26日感染新冠入院後被成功救治,他在網上開直播傳遞正能量,對抗社會歧視。然而,當2月28日央視焦點訪談將他的事蹟播出後,他所在小群的微信群就炸開了鍋。雖然住在一個小區,但此前很多人並未得到他確診、治癒和隔離的公示信息,因而質疑、指責他“瞞報”,下樓時有鄰居當面斥責他:“你怎麼還住在我們小區啊?”——此時郝丹已出院19天,也複查無事,為何不能住在自己家裡?

在屢遭鄰居敵視後,他陷入了抑鬱,發現自己幾乎符合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所有症狀,甚至覺得比住院時還難受。在他看來,這種心理創傷與新冠肺炎不無相似之處:沒有疫苗,也沒有特效藥,需要依靠身體抵抗力和強大的內心來戰勝。

問題還有更複雜的一面:郝丹出院的時候,還沒有集中隔離14天加居家隔離14天的規定,但由於新規出台,他出院後直接居家隔離就變成“蓄意”了。這麼一來,他出院後居家隔離19天出門,就一下子變成了違規行為。某種程度上,這就像武漢封城離開的人後來被看成惡意出逃一樣。對於個人來說,釐清每一步都很重要,但是對其他人來說,細節絲毫無關,“現在你違規了”就足夠了。

對新冠病毒認識的變化,也造成了醫療診斷標準的不斷調整。核酸檢測不完全準確,也加大了人們的排斥和恐慌情緒。如果患者治癒後去醫院複查,醫生說他沒有問題,在患者看來,這是權威診斷結果;但在一個沒有被充分瞭解的疾病面前,這個結論是隨時可能發生變化的。所以不斷調整的診斷標準,就不斷碰到紅線。

毫無疑問,病人和周圍人關注的點也不一樣,病人傾向於聽到“沒事了,痊癒了,或者根本沒有感染”這樣的好消息;周圍人關注的卻是“複陽了,千萬別傳染給我”——感染就好像是“前科”一樣,誰知道你會不會又發作。

在政策的不斷調整、疾病的不可知性、診斷標準的變動、社會心態的波動等因素綜合作用下,人們傾向於相互疏遠。這意味著,歧視產生的原因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結果。

▌坦白的悖論

在疫情的籠罩下,重建社會信任無疑相當困難。很多人強調要感染者“坦白”,因為故意隱瞞病情可能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然而與此同時,公眾又無法平常看待感染者,似乎一旦染上這病,就擺脫不了被汙名化。如果整個社會都對感染者極不友好,那這又會反過來阻礙了他們坦白,因為人人都清楚,坦白的結果太可怕了。

這就造成了一個無解的悖論:一方面要人坦白,隱瞞者遭到歇斯底裡的攻擊辱罵;另一面方,如果你真的坦白,會被貼上汙名標籤讓人避而遠之。這自然讓人傾向於選擇隱瞞,事實上,一旦感染病毒,無論患者是否坦白,都一樣被罵。

究竟怎樣才算坦白,坦白是不是就值得肯定,這也有很多爭議。台灣地區的第一例輸入病例在回台的飛機上主動坦白,而台灣地區對她的評議也大致分裂成兩大陣營:一半認為主動坦白算是有公德心,可以理解;另一半因她在飛機上已有症狀,詰問她為什麼非要冒同乘的一大票人被感染的風險去吃飛機餐。事實證明,沒有共同信念或基本信任的共同體非常虛幻,在疫情面前不堪一擊。

實際上,中國人在要求感染者、治癒者“坦白”時,背後的邏輯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如出一轍:以嚴厲的懲罰要求他人坦白,但對當事人來說,坦白的後果很可怕,似乎還不如不坦白好。隨之而來的還有另一個問題:個人的隱私權如何保障?如果一個人的患病記錄將招來所有親友、同事、鄰居的敵視,在一個被所有人“攻擊”的環境中生活下去,這毫無疑問是非常艱難的。

如果每當身邊出現一個病例,人們就拚命排斥,這固然也算是本能,但弔詭的是,如果整個社會都這樣,那結果是大家都得不到安全感。這種通過自我孤立獲得的安全感,其實是一種嚴重的錯覺,隔離是一種必要的公共衛生手段,但如果要戰勝病毒,最終還是要依靠合作,絕非彼此孤立與敵視。

心理學家榮格認為,讓人獲得自己被接納的感覺,是心理疏導、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我們在當下也是一樣:只有積極的接納患者,才能使他們更願意坦白、公開,導向更有效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要防控疫情,就更需要患者的合作。但這“坦白”不應是無限製曝光個人信息,而應是在尊重其隱私權的基礎上,由醫護人員、社區管理者瞭解,從而負責監督、追蹤。當然,這樣的防控要也有賴於患者本人的自覺與合作,否則靠“他律”始終事倍功半。這乍看是個“素質”問題,但實際上考驗的是我們社會在法治框架的互信、合作機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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