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佩嘉:教養的目標不只是私人的成功
2020年04月23日06:55

原標題:藍佩嘉:教養的目標不只是私人的成功

原創 藍佩嘉 x 劉婧 單讀

在過去,結婚生子對於年輕人來說,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但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對婚姻、生育產生焦慮。隨之而來的,是不婚族的流行、少子化的出現。這股潮流背後究竟是個人的自由選擇,還是社會矛盾的具體體現?

今天的單讀訪談,單讀編輯劉婧將對話台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藍佩嘉,揭開當代年輕人“生育焦慮”背後的社會癥結。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性別、家庭、國際遷移與社會不平等。第一本專著《跨國灰女生: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僱主》(2008)(英文版書名為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獲得美國社會學會、台北國際書展、開捲好書、金鼎獎等諸多國內外獎項。第二本專著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於 2018 年由史丹佛大學出版。2019 年出版新作《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藍佩嘉:教養的目標不只是私人的成功

撰文/採訪:劉婧

跟藍佩嘉通電話的那天,她正在日本進行那裡的移工情況研究。此前我從未見過她本人,只在一些有關她的報導文章中見過照片。但當她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時,我瞬間心生一種故友般的親切。她用略顯綿軟的台灣口音,清晰有力地陳述著她的觀察與研究,我幾乎立刻感受到她在文本中所傳達的類似氣質。

2015 年讀研期間,我第一次讀到《跨國灰女生: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這本書聚焦台灣家庭中的外籍幫傭群體,讓我眼前一亮並記住了藍佩嘉的名字。《跨國灰女生》脫胎於藍佩嘉 2000 年的博士論文,當時正在芝加哥為這個課題絞盡腦汁的她,因為自己“第三世界女人”的面孔,而不斷與文化霸權和種族歧視相撞,她在美國的處境與那些在台灣的菲傭,似乎存在一些彼此映照。這本書從一個全新的視角,重新討論了這種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平等。它第一次將“母職”(motherhood,指的是社會圍繞養育和照料而建構的一系列活動和關係)作為社會學研究對象拉入我的視野,並教會我將性別不平等放入更廣闊和複雜的階級和種族不平等中觀看。

2019 年中旬,她的新作《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出版,這本描繪不同階級的台灣家庭如何應對教養問題的書,首先讓我感到驚訝:藍佩嘉到底是如何從僱傭幫傭跨越到養育小孩的呢?但是只要大致翻讀,我依舊可以感受到這些文字背後那雙藍佩嘉的眼睛:對於人類隱秘、複雜又日常的情緒與關係的細膩把握,而這一切被放置在這個風起雲湧的全球化時代,嵌入到文化與製度的結構性不平等之中。

《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藍佩嘉 著

春山出版公司 出版

閱讀《拚教養》的整個過程,於我而言簡直是一場對自我的多重審視。可能因為所處的這個年齡段,我在兩種身份之間反複交替。一方面,身為子女的我開始重新看待我那雙從勞工階層向中產身份艱難爬升的父母,他們所教給我的隱忍、獨立和謹小慎微,也原諒他們對於喪失這一階級身份的不安,及其所塑造的嚴苛的教育模式;作為一名適婚適育、需要面對生育選擇的女性,我也重新理解自己對於生育和婚姻的矛盾心態。

在更大的層面看,《拚教養》中呈現的台灣如今深陷其中的難題,在我們身邊正以更迅猛和強勁的勢頭出現。中產階級“在家上學”的選擇持續引發爭議,圍繞親子矛盾的影視劇總能激起共鳴,整個社會步入不可逆轉的少子化趨勢……而這一切背後隱藏的教養的困境,性別化分工的困境,階級不平等的困境,都在《拚教養》中得到了關照。

藍佩嘉對我強調,要看到我們所處的這個更大的體製,看到個體困境背後更大的運作系統,改變需要形成更公共和團結的力量。而這種改變的力量體現在教養方式上,就是不僅考慮自己的孩子,而是為更多人的孩子考慮;不是為了競爭,而是為了共好。它們自然會帶來更放鬆的親子關係。《拚教養》是為父母和一般人而不是為學者寫的,藍佩嘉告訴我,社會學的這種公共性,正是這門學科的傳統。

全球化就發生在每天的日常世界中

單讀:最初讀《拚教養》時,我覺得非常意外,因為它跟《跨國灰女生》在話題上似乎有很大的差別,我心想藍老師怎麼進軍親子教育領域了。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想問,您開始這本書的動機是什麼?它與您之前的研究之間有怎樣的內在關聯?

藍佩嘉:其實很多人的第一反應跟你差不多,覺得我好像換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題目。但對我來說,它們存在內在的一致性。

我長期以來關心的主要是兩個議題,一個是全球化,但是我尤其想看到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這些日常生活包括工作生活,也包括很重要的家庭生活;另外一個我很關心的議題是社會不平等,研究社會不平等有很多方式,可以做統計的、很宏觀的分析,但是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在微觀的層次。社會不平等在日常生活,特別是人和人的互動中,到底怎樣影響我們。

所以你看,《跨國灰女生》有一半在訪問這些移工,但還有一半是訪問僱傭她們的人。對於這些僱傭外籍幫傭或護工的家庭來說,他們每天都在經曆屋簷下的全球化,儘管他們哪裡都沒有去,所以全球化的影響就發生在每天的、日常的世界中。

在家僱傭一個幫工,這是很明顯的勞雇不平等、階級不平等的議題,但是你看我在《跨國灰女生》里討論的不僅是勞雇關係。很多時候家庭里的勞雇關係對婚姻關係、親子關係、婆媳關係都會構成威脅性的挑戰,這裡面有很多三角關係。所以當時我雖然是在做一個勞動遷移的研究,但是裡面有很多討論其實跟家庭和性別有關係。

《拚教養》主要是延續這一塊,儘管我直接以家庭、教養和親職作為研究的對象,但是我剛剛講的那兩個主題,是《拚教養》很顯著的分析重點。教養這個議題,在我們社會學里是一個很古典的議題了,大家都很關心教養如何成為一個階級複製的機製,但是你看西方的文獻,他們不是很關心全球化。然而,我們在亞洲就非常明顯地感受到,尤其是中產階級,說到階級流動不僅是說國內的社會流動,而是全球的人才競爭,以及跨國流動的可能性。對於勞工階級也一樣,全球化對勞動力產生了影響,勞工階級的男性可能選擇跨國婚姻作為一種出路;即使夫妻雙方都是台灣人,他們怎樣養小孩,很顯然也受到了中產階級所採納的全球教養腳本的間接影響。

因此我想講的故事,就是圍繞我前面所講的那兩個議題,這兩個議題在《跨國灰女生》和《拚教養》里是理論的軸線,儘管兩本書直接聚焦的經驗主題有所不同。

單讀:日常的家庭生活是您討論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您剛才所描述的家庭內部的微觀研究,大量涉及性別這樣的維度,所以這是不是也跟您的研究專長“工作與性別”有關?

藍佩嘉:對。在整個求學的過程中,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兩個議題,一個是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另外一個是勞動研究,這跟我關心的不平等、社會公義問題有很明顯的關係。

我關心這些問題,一方面因為我是一個女性,還有一方面是我研究的位置——我們都不是真空的、中立的研究者,我們一定是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出發的。我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小孩,當時跟著我的老師去做勞動研究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更合適去做的可能是一些非傳統的勞動領域。比如我在碩士論文期間研究服務業,就是百貨公司里的專櫃小姐。後來在《跨國灰女生》里我研究的是家務勞工,家務工作、照顧工作。當聚焦在這些非傳統的勞動的場域時,我就發現勞動跟家庭生活、跟消費有很密切的關係。因此,這也是為什麼我的研究大部分涉及的不僅是勞動研究,還可能有很多其他的面向,包括家庭研究、消費研究等等。

家庭不論在全球的哪個社會都是很重要的社會單位,但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家庭的組成和樣態、家庭生活的界線,其實都面臨著越來越劇烈的變動和挑戰。比如過去華人社會里是非常大的大家庭,但是我們現在慢慢過渡到一個西方模式里的核心家庭,這也不代表大家庭里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影響不大,而是產生了不同的互動關係。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從工作的角度、性別的角度,還是全球化的角度,家庭都是一個非常核心的研究議題。

單讀:可能就是因為您的勞動研究涉及家庭、消費等諸多面向,所以才非常好看和豐富。總結來說,您覺得家庭內部的勞動具有哪些獨有的特徵?

藍佩嘉:我覺得最大的關鍵,就像我們一般常講的,家務勞動是一個 labor of love(愛的勞動),也就是說即使你從事的是一些非常瑣碎的工作,比方打掃、煮飯,它們其實都被賦予了很多情感的意義。在現代社會里,媽媽想讓孩子不過敏,她要用高科技或者要非常勤奮和謹慎,煮飯也不只是要吃飽,而是要吃得營養、有機、健康,符合不同家庭成員的需求和偏好,這裡面其實包含很多情感意義。

另外比較關鍵的一點,這些情感意義是跟母親,應該講是跟女性,連接在一起的。不論她是扮演一個好太太、好媽媽或者好兒媳的角色,不論這個勞動是有酬還是無酬,其實都具有這樣的性質。

我們剛剛講的例子比較多是針對無酬的媽媽、太太、兒媳的角色,但是你看《跨國灰女生》里,為什麼我今天聘請一個人,把這個工作外包出去,會造成一個三角關係,造成很多焦慮?裡面的媽媽擔心孩子管保姆叫媽,婆婆擔心她的工作被搶走,為什麼大家會有很多這樣的內心戲?除了心理上的焦慮,她們同時還對對方有很多其他的期待,期待她不只是工人,不只是把事情做完,而是代替我去執行這些角色,但又不希望她搶走了我的這個角色,所以就有很多內在的緊張。其實這些都跟這份工作被賦予了很多情感意義有關,跟女性的性別化的社會角色息息相關。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效仿蘇聯使用的稱號,提出生五個孩子以上的是“光榮媽媽”、生十個孩子以上的是“英雄媽媽”。圖片來源:電視劇《家有九鳳》

單讀:您覺得家務勞動與情感價值之間的聯繫,是天然的還是後期被建構的?從家務勞動再聚焦一點,您覺得親職勞動(教養下一代)是否又具備了其他家務工作所沒有的特殊性?

藍佩嘉:當然有很強的社會建構的層面,一百年前、五十年前的人做這些勞動的時候,可能不見得會賦予這麼多複雜的情感意義。這其中,親職勞動的意義的變化是特別明顯的,這也是為什麼《拚教養》會以此作為研究的課題。

現在親職勞動被賦予的社會意義越來越強、越來越多,即使我們小孩生得越來越少,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生小孩。我覺得很大的原因在於,親職勞動被賦予的意義常常具有一種雙重性,這種雙重性造成了一些內在的緊張。

雙重性的第一重是,我們認為生養孩子是一個社會任務,尤其在過去,這是一個傳宗接代的方式,不僅是對家庭,某個意義上也是對國家的使命,所以要受到社會規範的約束和影響。這是為什麼在這個社會里,不生不養的人還是很會受到指指點點,生了之後怎麼養也會受到很多指點,對不對?做父母被認為是很關鍵的社會身份,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事。

雙重性的另一重是在我們當代社會,生小孩不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而是變成一個個人選擇。你可以選擇要不要生、什麼時候生,它是一個 choice(選擇),而不完全只是一個 responsibility(責任、義務)。同時我們認為,這個經驗是高度個人化的,我的孩子是獨一無二的,我怎樣養小孩展現出的是我個人的認同和選擇,而且養孩子的經驗對我完成我個人的生命經驗來說非常重要。

因此,它一方面是高度社會化的,另一方面又被認為是高度個人化的,這兩者之間存在一個緊張度。

在《拚教養》里,你還可以看到親職勞動的另外一個雙重性。我們到底要怎樣看待養小孩這件事,或者說我們應該怎樣養小孩?尤其是當代社會里的很多人際關係都變得相對疏離,這種建立在血緣或者核心家庭里的關係,就被賦予了更強的情感,現在的親子關係被高度情感化了。台灣的一些親子雜誌,會跟家長說你要有一個“愛的存摺”,“愛的存摺”是我剛剛講的矛盾性的一個很好的比喻。一方面他們告訴你,你跟孩子的關係不是因為你們有血緣的臍帶,而是你愛他他就會愛你,你們一定要不斷地投入,學習怎麼表達情感,通過實踐來增強親子連帶。但他們又說,你要把它當成存摺一樣,因為孩子青少年的時候可能會反叛,所以你要在他進入青少年之前先把那些愛存好,先建立起一個穩固的關係。

▲近年來,家庭教育題材的影視劇在國內層出不窮,電視劇《小歡喜》是其中之一。劇中講述了三個備戰高考的家庭的種種經曆。圖片來源:電視劇《小歡喜》

“存摺”這個比喻其實非常市場化、非常功利,對吧?

可見,它一邊高度強調情感意義,強調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很多家長認為自己小時候沒有享受到這個快樂童年,這是對自己失落童年的補償;另一方面它也提醒你,你要做很多策略的、理性的計算,像存摺一樣。書裡面的中產階級必須要做所謂的規劃培養,不管是透過市場的外包,還是跟機構的協作,來確保自己現在的教養投入可以保障孩子未來的安全。除了確保孩子的經濟安全,他們還有一種面對未來越來越激烈的全球競爭,自己中產階級的地位可不可能下滑的恐懼和焦慮。所以就會出現我剛剛講的另一個雙重性:高度情感化,但同時高度理性功利。

一個人無法獨自成為有良心的父親

單讀:您剛剛說到這種雙重性,做父母既是社會賦予的角色,但也越來越體現一種自主選擇的意願。其實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可能也正因為這樣的雙重性而出現一種張力,比如說我想要做一個好父親,跟我的孩子建立高度密集的親情交流,所以我可能更願意在家庭上付出時間。您覺得這種高度的個人化和情感化,會有助於削弱家庭內部傳統的性別分工嗎?

藍佩嘉:對,我覺得在某個程度上有這個效果。比方說有很多的中產階級父親想要成為跟自己的父親不一樣的父親,想要世代斷裂,修復療愈自己童年的創傷,想要更投入孩子的教養,打破傳統的性別化的分工,這樣的父親其實很多。

但是在書里我們也看到,很多家庭雖然有心如此,可是在經濟現實的狀況下,很多時候會產生一種非預期的後果,反而強化了性別分工。不管是送私立、雙語學校的,或者是送自然教養、另類學校(一種有別於體製學校的、規劃自然成長的教養風格)的中產階級家庭,其實都產生了類似的效果。前者是因為非常昂貴,誰來賺養家的錢呢?大部分狀況還是父親,他必須投入更多時間工作,有些甚至可能在海外地區工作。即使是那些選擇自然教養的家庭,也因為要搬到鄉下,爸爸還是要一個人在都市里工作。

這些狀況造成的結果就是,為了投入他們認為更理想的教養方式,很多時候這些家庭會違逆自己原本想要投入教養的意圖,從而產生了強化傳統性別分工的效果。

單讀:對,我也是看到另類學校的時候感到有些失落。因為從教育模式的角度來說,它確實打破了固有的方式,但是在家庭內部的分工方面又更固化了。所以我就想問教養被賦予的情感價值,為什麼沒有產生更大的輻射效應?比如說父親就是想要在家裡照顧小孩,讓母親去工作,有這樣的可能性嗎?能不能說另類教育其實進入了另一種體製:父權體製?

藍佩嘉:我想當然一方面還是反映出來,我們目前的社會,不管是在職場還是在教育體製的設計上,其實基本上還不是那麼家庭友善的。比方說這些另類學校畢竟是很少數的,而且可能都在比較偏遠的地方,所以造成中產階級的父親在那附近找不到工作。至少目前在台灣,工作的工時非常長,它就要求家庭中要有一個人專心地工作,另外一個人待在家裡不工作或者選擇一些比較彈性、不那麼 demanding(費力)的工作,所以它的背後還是對於職場員工的性別化的期待。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談到,我們今天去做改變,不管是親子教育方式或性別分工方式,很難只要求單獨的個人或者個別的家庭去改變,因為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更大的體製裡面,如果這個體製沒有變得家庭友善,你要求他獨自成為一個有良心的父親,其實是很睏難的。

但是,能不能說另類教育進入了另一重的父權體製?我倒覺得不需要這麼快下這樣的結論。儘管另類家庭的母職很明顯有強化性別分工的狀況,但在這些母親的實踐里,其實有一些比較正面的母職經驗。比方說她們其實有很強的社群的支援,使得她們跟其他學校母親的狀況不太一樣,尤其那些在都市里的中產階級母親,很多人覺得自己非常孤單,她們覺得自己跟其他母親之間是競爭關係;但在另類學校裡面,雖然很多人必須主動或被動地選擇離開職場,但是她們也可以賦予這種密集的母職生活一些意義和價值,從中得到自身角色的認同和認可。我覺得那個部分不完全是父權的壓迫或複製,她們創造出了一些彼此連接或自我實踐的空間。

單讀:那麼您覺得這種對母職賦予意義和價值的行為,主要是個體的自我肯定,還是說它其實產生了一些實際的社會成效?

藍佩嘉:在我看來,比較關鍵的問題是這種密集母職的投入,是不是可能轉化、擴大成一個集體的、公共的效果,我到底是只愛我自己的孩子,還是說我也可以讓其他的孩子一起受惠?

我在結論章里也講到一些,像那些另類學校的母親,她們在從事學校誌工或是投入學校生活的同時,不只是說我想要我的孩子好,而是希望這整個學校的孩子都好。這類學校裡面雖然絕大多數是中產階級的家庭,但有很少數來自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家庭的孩子,他們可能沒有辦法負擔一些比較貴的玩具,比如他們不用一般的蠟筆,而用一種純天然的蜂蠟、蜜蠟這樣的材料,這些小孩買不起,那是不是可以用整個班上的經費來幫助一些沒有能力負擔的小孩;再比如現在台灣一些中產階級的全職母親,因為對公園里的罐頭遊具(塑料組合遊具)感到不太滿意,就希望參與一些政策製定的過程,來推動改變。

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比較公共的投入的方式,我希望我的小孩玩好,我不是花錢帶他去能玩到好玩東西的地方,而是採取辦法改善免費的、公共的空間,讓所有的孩子都能夠玩到我認為比較好的遊具。為此我必須投入政治過程,投入這些政策的製定,必須要參與政治來改變它。

單讀:其實您對於自下而上的改變是很有信心的?

藍佩嘉:對,我覺得母職同樣具有雙重性,它不一定就代表對父權的強化或複製,它本身有一些能動的空間。

改變一定是在全力的爭取中發生的

單讀:另外一個讓我比較感興趣的地方,是勞工階級家庭里的跨國婚姻以及新移民母親,她們有點讓我聯想到“跨國灰女生”。這些新移民母親往往生活在比較底層的家庭,儘管 2016 年推行“新南向”政策,台灣當局為這種跨國婚姻家庭提供了一些政策上的幫助,但是您書里也說到這種輔助並不符合他們家庭的實際狀況,也不利於這些女性的公共參與。從開始《跨國灰女生》的研究距今已經十多年,您覺得這些勞工家庭里的新移民母親和十幾年前的跨國灰女生們相比,她們的命運存在哪些相似或相異的地方?

藍佩嘉:台灣現在大概有一百多萬的外國人居住,這一百多萬的外國人里,大約有六十萬的移工,另外五十萬是婚姻移民,所以他們其實是二十年來改變台灣人口組成的兩個最重要的來源。但是移工純粹是短期的勞動力,他們在台灣沒有長期居留的可能,除非他們轉移身份到婚姻移民。而婚姻移民進入台灣的目的,本來就是成為台灣家庭的一份子,所以這兩個來源的外籍人,在台灣的地位很不一樣。

▲由台灣公益組織“1095 文史工作室”舉辦的台灣移工聚餐活動。圖片來源:1095 粉絲團

以移工的狀況來說,《跨國灰女生》出版到現在大概十幾年,我覺得整體而言,台灣社會對移工的態度其實是有改變的,雖然歧視的狀況仍然存在,但是相對於過去變得比較友善了。尤其是其中的看護工有二十幾萬,她們在二十幾萬的家庭里生活和互動,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現在台灣這二十幾萬的看護工突然消失的話,一定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家庭照顧危機。但是即便如此,移工仍然在台灣被定位成過客,雖然我們最新的政策已經允許他們在台灣待長達十四年,但是十四年了也還是沒有辦法成為台灣人。

但是婚姻移民狀況非常不一樣,她們來台灣本身就要進入台灣家庭,而且她們大部分都被期待要生兒育女,她們的角色就是要成為下一代台灣人的母親,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當然不見得是所有人會有投票權。在這個狀況下,台灣當局也好,或者公民社會也好,對於婚姻移民的支援和投入明顯多很多。

當然書裡面還是有一些批評,這些經費的挹注里存在一些偏誤,比如你剛剛提到的,基本還是環繞她們的家庭角色、女性角色,相對不那麼重視她們的職場參與或公共的政治參與。但是整體來說,比如相對於日本相關的移民政策或是公民社會對移民的支援,我覺得台灣遠遠好過日本。台灣有很多團體或者組織在積極地爭取,過去這十幾、二十年里,在公民社會的努力下,台灣對於不管是多元文化還是新移民支援,其實都有蠻大的進步。當然它總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們需要一直去反省、批評和改善。

單讀:我不太瞭解日本那邊的移民情況。這樣說起來,其實台灣社會具有的一些特殊性,使它成為了一個研究全球化很好的樣本。

藍佩嘉:因為日本一直否認它是一個移民社會,不去正面面對這個問題。你可以這樣說台灣社會,但是我想這個狀況也不是一直如此,台灣有一百多萬的外國人,可是這些變化是最近二十年才發生的。二十年前台灣社會也不知道怎麼面對這些人,也一直強調自己就是一個漢人的社會,一個高度同質化的社會,對外國人感到很不安。

單讀:您覺得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這是一個主動改變的過程,還是因為被迫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而不得不去面對的?

藍佩嘉:我想都有,移民政策顯然並不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策,勞動力短缺也好,有些男人找不到老婆也好,工作移民、婚姻移民顯然不是政府有心促成的,有這樣的需求,就會有這樣的市場和中介網絡等等。而狀況一旦發生,這個社會就要想盡辦法,這個政府就被迫必須應對新的人口現象。

我覺得非常關鍵的一點是,台灣有一個很活絡的公民社會。其實改變都不是自然發生的,它一定是在全力的爭取中發生的,大家在衝撞的過程相互學習,相互調整。

單讀:我有時候很感慨,台灣有一個爭取的空間,可能在我們這邊會更困難。我在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過,您還在上海做過農民工二代的研究,這個事情很讓我感興趣,當時開始這個研究是一個什麼樣的契機?

藍佩嘉:那個項目大概有兩年的時間,2008 到 2010 年那段時間。因為我長期從事移民研究,你們那邊的狀況又非常特殊,因為非常嚴格的戶口製度,它的內部遷移、城鄉遷移,其實非常類似跨國的遷移,所以對我們做研究來說,這裏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當時我想對這個內部進行進一步的瞭解。

那段時間,上海剛好開始有一些製度的放寬,開始願意接納民工的子女,但仍然是一個比較區隔或邊緣化的納入方式。其實之前我雖然去過,但是對那邊不是那麼瞭解,在研究項目的過程中,對我幫助比較大的是讓我對那裡的整體狀況,包括戶口製度、城鄉遷移、農民工二代,有進一步的瞭解。

但是我坦白說,台灣人在那裡做研究還是不太容易,一方面因為身份的關係,跟一些比較官方的人接觸會不太容易,一方面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後來我沒有把它擴大成一個比較大的 project,只是寫了一些文章,沒有把它變成一個書的規模。

單讀:這段經曆對您之後進行教養議題的研究有所啟發嗎?您有對比過大陸和台灣兩邊的狀況嗎?

藍佩嘉:我覺得是有的。我想在你們那邊,不同階級或者城鄉之間,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文化價值方面的落差,相對在台灣可能更明顯。所以當時我看到的留守兒童議題,跟我之前研究菲律賓人、印尼人離鄉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鄉),存在很多類似的地方。

但是我注意到,最近那裡很有錢的家庭也開始聘用菲傭,照理說那邊有那麼多來自農村的保姆,所以其實不需要去找外國人。我聽到一些說法,他們之所以聘菲傭,不單純是因為便宜或者人力短缺,而是想要找到他們認為 quality(品質)更好的保姆。很多人說農村來的女性不懂得愛的方式,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說法,但同時它反映了現在中產階級的親子關係、中產階級所理解的體現愛的方式,已經改變了。

回想起來,比如我自己的父母親,他們對我表達愛的方式跟現在的中產階級完全不一樣。坦白說,如今這種中產階級的愛的語言,其實受到西方現代性的高度影響。在這樣一種教養腳本、情感腳本的改變下,我們開始覺得勞工階級的父母,尤其是農村來的保姆,她們是不懂得這種語言的。我看到這些農民工家庭里的互動方式,可能就是在孩子回家後幫他煮碗麵吃,這樣的情感表達方式是高度階級化的,跟那種西方現代性的情感腳本非常不一樣。這些討論在《拚教養》里,有很多可以呼應的地方。

但是我想相對於台灣,你們這些類似的狀況可能會更加壓縮,人也會更加焦慮。因為就我們所講的“壓縮現代性”,那邊經濟的發展、體製的轉變是在更短的時間內發生的,那個轉變是更加劇烈的;同時那裡的資源和競爭也更加激烈,包括它整體人口多,又因為一胎化,現在每個家庭的小孩非常少,這造成整個教育系統的競爭相對台灣激烈很多。這些狀況都會造成我們在《拚教養》里看到的內容,在那裡都有,並且可能還會再壓縮個不知道多少倍。

教養焦慮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被生產出來的

單讀:其實這也回到我關注這個議題的初衷之一。按照傳統的標準,我自己也到了一個應該考慮結婚生子的年齡,但是一旦想到這些問題就會感到一種巨大的焦慮。我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教養困境也好,大量影視劇作里反映的狀況也好,都會反過來影響我自己未來的打算。在現在的教養模式,或者我們對於孩子未來的預期方面,您覺得我們可以做哪些調整以緩解這些焦慮,尤其是對於女性而言?

藍佩嘉:一方面,我覺得這個書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讓大家看清楚教養里的運作狀況,這些矛盾和焦慮很多是被市場炒作出來的,背後是大量的產業、服務和商品,巨大的市場利益;另一方面是要知道,這個問題不是你個人的問題,很多母親責怪自己做得不夠多、不夠好,做得太多也覺得不對,但是退一步就能看到,今天這樣一種情緒狀態其實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被生產出來的,這就可以幫助我們去重新理解目前的狀況。

當然,更重要是要找到比較舒緩的方式來看待親子關係,像書里寫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我覺得這個提醒對你們來說更加重要,因為你們大部分家庭里只有一個孩子,所以父母對於孩子從求學、求職,到婚配、買房,有非常多的支援,但同時也是干涉,這裡面會形成很多相互的拉扯。我們越覺得孩子的未來是我們的責任,或是跟我們的投入相關,我們就會越焦慮和緊張,越難看到彼此是獨立自主發展的個體。我覺得孩子的未來有太多變數,父母的投入有太多非預期的後果,所以父母必須要明白“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換言之,你不需要犧牲太多,因為你的犧牲很多時候不見得會換來回報。尤其是對於母親而言,在自己的人生和孩子之間找到一個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覺得孩子也要記得,“你的爸媽不是你的爸媽”。尤其在很多孩子是獨生子女的情況下,好像爸媽天經地義就得支援。華人社會裡面有太多這樣的天經地義,父母一定要對子女做什麼,子女一定要回報什麼,但是這種傳統的代間契約,在現代社會已經越來越不穩固。並且,這種代間契約很多時候帶給雙方更多的是焦慮和怨懟,讓我們沒有辦法用一種更素樸的方式建立彼此的情感連帶。

但我還想更進一步說,也是這本書最想表達的,教養高度個人化之後,我們想的是怎樣讓我的孩子更好,我跟別人的關係是競爭關係,我想要的成功也是私人成功,這樣一種只強調競爭、只強調文憑的社會,往往只是讓我們更加焦慮,讓競爭越來越激烈。全球教育變成一種軍事戰爭,大家儲藏越來越多的軍火,也就意味著競爭門檻越來越高。你的孩子不能只會說英文,要會說多國語言等等,他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讀書,必須要做更多的習題,因此也就更不快樂……這其實就變成了一個 lose-lose(雙輸)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要強調,我們的教養目標不應該只是私人的成功,而是社會的共好;人和人的關係可以不只是競爭,同時也有相互的支援,有社會的凝聚。這也是我們之前提到的,你愛自己孩子的同時,是不是也能夠愛別人的孩子?事實上,我們愛別人的孩子,反過來對自己的孩子也有幫助。是不是能從這個角度重新去理解教養?我覺得這是緩解我們目前焦慮的一個方式。

單讀:藍老師其實我很佩服您,在做田野的時候,對於很多不同身份、不同階級的人,都有理解的能力。您說自己出身中產階級,但是我覺得您在勞工階級的家庭里,也有辦法察覺一些細節行為背後的心態,比如說父親當著你們的面體罰小孩,您後來才慢慢意識到他其實是在做一種親情展演,在告訴你們我有對自己的小孩負責。在這本書里,您有沒有積累一些新的田野經驗,或者產生一些新的思考?

藍佩嘉:在寫《拚教養》的過程中,我就跟編輯說我覺得這本書很難寫或這個研究很難做,因為這是一個很 personal(私人的)項目。一方面它進入了一個很私密的家庭生活,私密的家庭生活非常難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坦白說,我覺得所有的研究其實都是非常私人的。我在書的序言裡面有提到,我自己不是一個母親,整個研究過程都在不斷提醒我自己處於這個狀況中。比如很多人會問我為什麼不生,我也常常問自己,這是不是我人生一個很大的遺憾?

當然我覺得這些挑戰對於一個研究者來說,倒是一個很好的試練,它會逼迫你更誠實地質問自己,逼迫你去面對自己原本可能存在的一些預設,甚至是偏見。

單讀:對於這種經驗的缺乏,您會焦慮嗎,焦慮自己對對方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

藍佩嘉:會,但是這種焦慮在所有的研究里都會有。作為研究者,我們對別人生活的理解,其實永遠是局部和片面的。比如在這個書里,教養其實是一個好複雜的過程,有方方面面,《拚教養》也只能碰觸到其中那些我認為比較重要、我比較關心的面向。很多人說,教養應該不只有焦慮,也有很多快樂,當然是這樣的,但這些不是這本書的重點。

在研究《拚教養》的過程中,我確實尤其焦慮,比《跨國灰女生》時還焦慮,因為我會更容易受到質疑,說你沒做過父母你能理解父母嗎?但是沒有人會質疑說,你沒做過移工你能理解移工嗎?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為其實它們在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狀況。但是為什麼前者會招來質問,後者不會?

其實這就反映出我在序言里說的,教養或者親職這件事的地位很不一樣,它是尤為重要的社會身份,並且高度的個人化,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孩子獨一無二,自己的教養方式非常特別,別人的研究不可能掌握自己的狀況,所以才更容易產生質疑和詰問。

單讀:所以缺失父母這樣一個身份,會比階級差異更讓您焦慮和憂心。

藍佩嘉:是的,不過我後來退一步看,其實我不是父母,這可能也讓我從事這項研究有輕鬆地方。像我剛剛講的,教養太私人了,尤其對女性來說,它很容易跟你的自我認同,比如自己是不是一個好母親,糾結在一起。如果我是一個母親,我很難跳出我的經驗和情感框架,這就會給我理解不同的人造成一些限製。

單讀:我讀您的書時還有一個非常感動的地方,就是您常年在堅持做第一線的田野工作。我感覺台灣的學術一直跟自己的社會現狀聯繫緊密,這是一種台灣學術的傳統嗎?可能因為整個公民社會的成熟,讓學術界也自覺參與到這種社會機製的完善過程之中?

藍佩嘉:其實對我來說,選擇學術工作,最有趣的就是做研究這個部分。我現在這個階段確實有比較多的行政負擔,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田野工作,所以只要我有時間,就會去做田野。做田野這個過程永遠都是最好玩、最有意思的,寫的過程反而比較痛苦。

但是你看,這本書我花了很多時間才能夠完成,前前後後花了大概 8 年。在我們現在的製度裡面,找到一個完整時間做連續性的研究,其實並不容易。我不太確定其他地方的狀況怎麼樣,但是我想在台灣,至少在社會學學科里,去強調一個學者的公共參與也好、社會關懷也好,去強調社會學的公共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單讀:明白,所以您對自己的研究會有一種社會影響層面的期待嗎?我看您那本書最後的結論章給出了很多具體實操上的建議。

藍佩嘉:《跨國灰女生》剛開始是英文,然後變成中文,兩個版本基本上相差不遠,但是這次做這個項目的時候,我本來就很清楚地把英文書跟中文書的定位區隔開來。這本書最初的英文版本叫 Raising Global Families,我把它定位成一個學術書,但是到寫《拚教養》的時候,我把它定位成一個公共社會學的項目,不只是寫給學者看的,而是寫給父母和一般人看的,所以在寫作中會儘可能地避免太多的術語,儘可能地讓它有比較多的故事,讓一般人比較能夠感同身受。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希望它可以有一些公共的影響,不只是學術上的影響。

至少目前在台灣,它的購買人群或是引起的迴響,很多並不是學術界,而是一般的父母。我在台灣會去非常多的獨立書店演講,接觸到的很多人就是父母,以及很重要的跟父母互動的專業人士,包括老師、社工、法官。非常多這樣的讀者告訴我,《拚教養》可以幫助他們去理解不同家庭的狀況到底是什麼?比如過去他們覺得這些父母為什麼那麼懶惰、不盡職,現在他們可能有一個脈絡去理解了。同時我也希望它的簡體版可以盡快出版出來。

原標題:《藍佩嘉:教養的目標不只是私人的成功 | 單讀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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