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冀朝鑄聯合國副秘書長生涯:"最好的防守是進攻"
2020年05月03日17:27

  原標題:回顧冀朝鑄聯合國副秘書長生涯:“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

  5月3日午間,澎湃新聞獨家報導了中國著名外交家、聯合國原副秘書長冀朝鑄於4月29日下午在北京逝世的消息。

  消息發佈之後,國內外交圈、外交學界高度關注,紛紛刊文追憶冀朝鑄。冀朝鑄長期工作在外交戰線,於1991年1月獲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任命為聯合國副秘書長,1996年卸任。

  2012年,冀朝鑄的著作《從紅牆翻譯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以率真的敘事風格,回顧了冀朝鑄一生的傳奇經曆及其長達44年的翻譯和外交生涯。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冀朝鑄在回憶錄中單獨列出一章《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日子》,記錄了自己在聯合國工作期間經曆的往事。

  冀朝鑄在回憶錄中提出“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他寫道:

  當中國於1971年恢復聯合國席位時,我們堅持我國派去的副秘書長必須分管一個政治部門。但因為我國恢復聯合國席位時,所有政治部門的領導席位都已被佔據,所以我國派出的第一位副秘書長唐明照同誌是負責非殖民地化部。但很快全世界就差不多沒什麼殖民地需要“非殖民地化”了。同時,聯合國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幫助成員國發展經濟,這正是中國可以作出很多貢獻的項目。這樣,在通過合併好幾個搞技術援助組織的基礎上,1978年建立了聯合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這時中國派出的副秘書長就變成了這個部的領導。總而言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職責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自力更生,在聯合國其他部門沒有管到的經濟、社會領域里,為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合作方面的支持。

  聯合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發展得很快,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無償幫助。這些幫助包括很多領域,如礦產、水資源、能源、公共設施建設、遙感、發展規劃和管理、經濟政策、公共行政和財政、人口統計與鄉村發展。部內人員在400人左右,包括上述領域的100多位專家。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還和世界各地許多諮詢公司裡面的約4000名專家保持關係,與他們合作。1990年,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在世界各地的發展中國家共有1300個項目,涉及基金1.81億美元。非洲得到這些項目幫助的47%。所有這些項目中,脫貧項目占40%,共有總價值7600萬美元的450個項目;自然資源和能源項目占40%,行政管理的發展和環保的項目也很重要。多年來,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為發展中國家的福利和自立能力作出了許多重要的和具體的貢獻。

  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與提供資金的部門和接受援助的國家組成了一個合作與互相支持的三角關係。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資金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提供資金的部門,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另一個來自聯合國正常預算。我們這個部給接受援助的國家提供資金時完全是根據各國的需要,沒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條件。這種三角關係保證了我們的援助對各國都是完全公平的,政治上是中立的,沒有任何謀利的目的。我們的部很受發展中國家歡迎,但並不太受發達國家歡迎,因為我們的資金是從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而來,這兩個機構的資金很多都由發達國家提供。發達國家一般不喜歡提供無條件的援助。在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包括日本都很願意拉攏發展中國家,幫助他們和社會主義陣營進行鬥爭。這樣,技術促進合作發展部就有機會發展成長。但等冷戰一結束,西方發達國家對技術促進合作發展部的支持就很快削弱了,而且漸漸變成公開的反對。

  另外,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部門,它很少直接舉辦會議。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大使們都不太瞭解我們的部,儘管有時他們的國家是我們這個部的直接受益者,當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受到發達國家代表的攻擊時,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卻很少站起來聲援這個部。我到達聯合國後很快認識到,我必須考慮一個全面的戰略來面對當時這種境況。

  當時最緊急的任務就是把局勢穩定下來,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集中精力取得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支持,這其中中國的支持是最關鍵的。另外,我還必須努力使一些對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持反對意見的發達國家從反對轉為中立。與此同時,與為我們部提供資金的部門,主要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還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的第一步就是要爭取中國代表團的完全支持。當然,我不能被認為是向中國政府尋求指示。作為一名國際職員,我們只能向聯合國秘書長和聯合國作出的決議和決定負責。我到聯合國辦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簽字保證,在我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期間,除了服從聯合國和聯合國秘書長之外,我既不尋求也不服從任何國家與組織的指示。但是我按照聯合國秘書長和聯合國大會的決定工作時,特別是我自己在擔任聯合國專門管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領導時,我有責任就怎樣更好地完成工作講出自己的想法,我也有責任向聯合國的成員國尋求對我想法的支持,而這些成員國當然就包括了中國。所以,我有幾次和李道豫大使和他的繼任者李肇星大使以及他們的助手們交談,尋求他們對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支持,這並不算違反我上任時作出的保證。這兩位大使和他們的副手們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還和我交換意見,討論用什麼方法使我的計劃成為現實。他們也和其他國的大使做過一些交談,向這些大使解釋為什麼要支持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

  同時,我開展了一個針對聯合國成員國的公關活動。第一步就是舉辦一系列大、中、小型會議,請接受援助國家的大使和代表們參加,向他們解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作用,告訴他們怎樣從我們部的各項工作中得到益處。這些會議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沒有太多正式禮節的約束。第二步就是對特別有影響力的大使展開一對一的工作,方法就是經常用我自己的錢請他們吃午餐,向他們解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工作怎樣給他們帶來好處,還告訴他們如果希望看到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在出錢國家的攻擊下還能夠繼續生存下去,他們就必須支持這個部門,尤其是在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簡稱經社理事會)會議和其他會議上表示支持。我也經常和發達國家的大使們舉行工作午餐,告訴他們全世界說來說去都是在一起的,假如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走下坡路,最終會影響到發達國家。由於我的朋友伯突奇的幫助,我和意大利大使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有好幾次這位大使給我幫了大忙。通過我部門的另一位同事田島先生的幫助,我還和日本大使建立了良好關係,又通過我的美國好朋友甘維珍和韓國大使柳宗夏建立了良好關係。同時我在聯合國任上,一直同曆屆英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保持了很好的關係。但我和法國大使的接觸比較少,因為法國大使是一個比較高傲的人,而且過去我也一直沒認識什麼法國人。

  我當時需要盡快地與兩位聯合國高級官員建立密切關係,他們同我的工作聯繫緊密。第一位就是聯合國秘書處的第二把手,總幹事安東尼·布蘭卡先生,第二位是國際經濟社會發展部的聯合國副秘書長拉菲·阿赫曼德(Rafee Ahmed)先生,這兩位是我到聯合國後最早去拜會的人。1991年3月21日,我拜會了布蘭卡先生,第二天即3月22日拜會了阿赫曼德先生。布蘭卡是法國人,非常友好、有禮貌,可是很少表示一個非常清楚肯定的意見。他在聯合國的位置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唯一比他職位高的就是聯合國秘書長。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我的日常工作都要向他彙報。阿赫曼德是巴基斯坦人,也很友好、有禮貌。他知識非常淵博,總是樂於助人,他在經濟與社會方面的主要工作是調查研究,而我在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付諸實施。我們兩個部門可以說是互補的關係。

  出錢的發達國家對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態度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講,如果我們部被其他部門瓜分的話,他們會更高興的。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可以把形勢搞得好一些,方法就是仔細分析每個國家不同的情況,有針對性地分別做工作。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比爾·德瑞伯先生是美國前總統老布殊的朋友,是一個堅定的共和黨右派,在我到達聯合國前他就知道我,我還在倫敦時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表示歡迎,希望和我一起密切地工作。我4月8日去看他,我們馬上就建立了非常親密的友誼。他當時表示,願意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幫助我,有信心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之間開展合作。後來他又把他手下的司長們介紹給我手下的司長們,雙方的司長們建立了一個工作組,來協調兩個組織的工作。但從一開始我就很清楚,他真正的目的是最終吞併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後來當我們部遇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時,他就問我願不願意和他一起喝茶。喝茶時他就說,解決這個嚴重問題最好的方法是我們兩個部門合併,我成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副署長。我預料到他是有備而來的。我很清楚,如果兩個部門要合併的話,一個真正的、能無條件地為一切需要幫助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組織將不複存在。在喝茶以前我已把我的想法同中國大使們談過了,他們都同意我的觀點。所以當德瑞伯提出他的想法時,我馬上就回答,這個計劃根本免談。他理解我的立場,就說,那就當做咱們從來沒提起過這件事吧。他確實遵守了這個諾言,從此以後再沒有任何公開的行動試圖把我們吞併。

  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繼續施加壓力要實施他們所謂的後續安排。根據這個安排,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為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提供的資金分成兩類:一類是所謂“規劃層次的技術支持”,即TSSl;另一類是所謂“項目層次的技術支持”,即TSS2。劃分兩類的結果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為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提供的資金實際上大大減少,這種兩個部門之間的拉鋸戰的最終結果是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輸掉。

  我們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關係也有類似的特點。像德瑞伯一樣,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主席薩迪博士,一位巴基斯坦女士,在我剛到時對我表示熱烈歡迎,還兩次請我去她家吃飯。在我從聯合國退休後不久,一次突然患上急性出血性壞死性胰腺炎,在北京301醫院住院時接到她寫給我的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祝我早日康複。儘管如此,當時她還是要占領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關於人口問題的一切陣地,而且其採用的手段比德瑞伯還要狠。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非常不同了。它的負責人是美國人格蘭特先生,他是在北京協和醫院出生的,非常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他中文說得很好,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有好幾個項目是在一起做的。在任何時候遇到問題時,我們都合作得非常好。我們也一起舉行了好幾次大的會議,包括1994年在北京的一次會議,那次會議上高級政府官員和國際專家一起討論處在經濟過渡期的國家怎樣建立社會安全網,尤其是怎樣保護兒童的基本需要。中國政府非常重視這次會議,李鵬總理、李嵐清副總理都接見了格蘭特先生和我,還有我們高層的同事。我們兩個部的關係一直保持得很好,即使在1995年他不幸去世之後,這種良好關係還一直保持下去。可惜,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大多數任務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主要關心的問題沒什麼關係,這樣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為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提供的資金就相當有限。

  鑒於上述情況,我們這個部當時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如果沒有當時聯合國的審計官、後來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對我的大力支持,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很可能早就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安南是加納人,在聯合國秘書處工作了30多年,對聯合國裡裡外外的情況都非常熟悉,同各方面的人事關係也很好,我一到聯合國就注意同他密切合作,我們常互相請客,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誼。安南作為審計官時,曾多次從經濟核算的角度,向當時的秘書長和各國大使說明為什麼應該加強而不是削弱,更不是取消我們的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

  我對形勢作了一個綜合考慮後得出這樣的結論:發達國家把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當做眼中釘肉中刺,下決心或者把我們全部取消,或者把我們儘量邊緣化。佈雷頓森林金融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是公然鄙視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這樣一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真正的、無條件援助的機構。另一方面,不管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做什麼,他們都無力改變這種局面。用我朋友比爾·德瑞伯的話來說就是“錢會說話”,就是中國諺語講的有錢能使鬼推磨。我因此覺得,假如我們繼續這樣邊打邊退,我們這個部或者被瓜分,或者消失在什麼大的基金機構或大的研究組織中去。而唯一能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真正的、無條件援助的方法,不是繼續試圖保住我們這個不斷被削弱、被縮小的部,而是從防守轉向進攻,因為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照西方的說法,就是按叢林法則,或者吃別人,或者被人吃。

  同時我也認識到,我雖然沒有任何辦法阻止發達國家繼續減少對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支持,但他們不可能一下子取消聯合國所有的無條件技術援助。而且,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雖然是聯合國具體執行技術支持的主要部門,但並不是唯一的部門。我想我第一步是把聯合國所有搞技術合作的部門都拉進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來,然後把聯合國一切搞經濟社會發展廣泛領域的部門也都拉進來,這樣最後就可能建成一個主管一切關於經濟社會發展事務的巨大的部,它的領導應該是一個從中國來的副秘書長,因為從中國來的領導尤其懂得發展中國家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也就懂得了技術援助的重要性。這樣我們可以至少維持一部分曆史證明是對發展中國家非常有幫助的技術合作行動。通俗地講,這個計劃假如能夠實現,那麼在聯合國裡還有這樣一個部門,它不只是給沒飯吃的人一條魚,而且還教這個人怎樣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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