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語言是如何誕生的?
2020年05月15日14:50

原標題:人類的語言是如何誕生的?

作者丨丹尼爾·L·埃弗里特

摘編丨徐悅東

人類的語言是如何出現的?在語言起源的過程中,語法是最先出現的,還是最後才形成的?這些問題都是語言學研究的大問題。目前比較流行的觀點是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的觀點,他提出了“普遍語法”理論,並認為語言的誕生是由於大約5萬年前到10萬年前的單個基因突變而產生的,這種突變使得智人擁有了建構複雜句子的能力。

不過,在《語言的誕生》中,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埃弗里特並不認同這個流行的觀點。他認為,語言起源於符號發展。語言是逐漸發展起來的,從標引符號逐漸演變成圖像符號,最後演變成象徵符號,這些象徵符號和其他象徵符號結合起來產生語法,構建出更複雜的象徵符號。在這個階段,手勢和語調及意義最終會結合形成完整的人類語言,而這種整合可以傳遞突顯說話者要告訴聽話者的信息,這在語言起源的過程中極為重要,卻備受忽視。

相對於喬姆斯基對語法和語言形式的關注,埃弗里特更強調人類的文化是如何促進語言發展的。不同於在學院中皓首窮經的語言學家,埃弗里特對美洲原始部落進行了近40年的實地考察,併發現語言不是我們這個物種的固有屬性。語言是100多萬年前直立人的發明,文化的發展促使他們需要這樣的工具進行交流。在這一百多萬年中,語言與人類生理、心理和文化共同進化,互相影響,最終形成了今天人類的語言,並讓人類站上了食物鏈的頂端。以下節選自《語言的誕生》第四章,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語言的誕生》,[美]丹尼爾·L. 埃弗雷特(Daniel L.Everett)著,何文忠/ 樊子瑤/ 桂世豪譯,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4版

什麼是語言?語言確實是直立人發明的嗎?在此應當重申一下基本原則:語言來源於人類發明、曆史、物質和認知發展的融合。將人類引向今天所說的語言的第一個發明是圖像符號,然後是象徵符號。

考古學證據實際上支持了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在符號發展理論中推測的順序—標引符號首先出現,然後是圖像符號,再然後是象徵符號。我們發現,在史前時代的記錄中,標引符號早於圖像符號出現,圖像符號早於象徵符號出現。此外,可能所有生物都會使用標引符號,為數不多的生物可以識別圖像符號,只有人類慣於使用象徵符號。儘管皮爾士其實認為圖像符號比標引符號簡單,但他首先考慮的是人類對標引符號的闡釋,而不是—在我看來—這些符號本身是如何在自然界被發現的。

報紙大標題、商店管理條例、電影字幕和其他非典型現代語言形式偶爾會提醒人們語言可以多麼簡單。有一些著名的語言例子讓人想起電影中出現的早期語言:

你簡。我泰山。

吃。喝。男人。女人。

還有商店的標語:

無襯衫。無鞋子。無服務。

無票。免洗。

甚至佈告板上也可以找到這種例子:你喝。你開車。你進監獄。

儘管語法簡單,但我們可以很好地理解這些例子。這樣的短語很有趣,因為它們證明人類可以理解並不具有語法框架的語言。直立人的語言可能和這些例子一樣簡單,不過可能更難以理解。然而,所有這些例子都表明,跟直立人的語言一樣,智人的所有語言在語義欠明的情況下也能被人準確地理解。在理解語言、人或文化時,語境至關重要,解釋必須從整體角度來進行。其有機結構是怎樣的?與環境的關係是怎樣的?它創造的東西又是怎樣的?這些問題都是從整體角度來看待語言的發明和演變的。

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的人類學家奧古斯丁·富恩特斯

(Agustin Fuentes)

對此進行了詳細研究。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擴展演化合成”

(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

。富恩特斯的這個術語意為,研究人員不應該談論物種個體特徵的進化,如人類語言之類,相反,他們需要瞭解整個物種的進化,瞭解其行為、生理和心理,瞭解其生態位及其與其他物種的相互影響。富恩特斯主張,人類物種的全貌同時與生物、文化和心理有關,這都是擴展演化合成的一部分。

同時,富恩特斯聲稱目前的文化模型

(文化是什麼以及它與人類心理和身體的相互作用)

是很不發達的,人們至少對於文化是什麼還沒有達成廣泛共識。但文化的組成部分以及文化與我們互動的方式似乎確實是存在的。我們將環境的許多特徵和屬性視作語言進化的一部分,並由此對語言進行解釋,但這些特徵和屬性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定義,其含義也沒有得到大多數專家的普遍認同。對語言演變理論而言,理解社會角色、文化及其與個體認知功能的相互作用是至關重要的。然而,我們對於這些概念的含義幾乎沒有達成任何共識。雖然我們對身體瞭解得多一點,但即使關於我們的身體構造,也存在很大分歧。

為了更好地理解影響我們進化的環境因素,先對社會環境加以定義會有很大幫助。我們首先來看一看難以捉摸的“文化”。文化理論是理解語言演變的基礎。事實上,沒有一個完備的文化理論,就沒有完備的語言發展理論。

(我)

關於文化的一個想法如下:

文化是一個抽像的網絡,塑造和連接社會角色、分層的結構化知識領域以及層級價值觀。文化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並不斷被重新詮釋。文化的作用、知識和價值只存在於其成員的身體

(大腦是身體的一部分)

和行為中。

文化是抽像的,因為它摸不著、看不見、聞不到,是不能直接觀察的。然而,文化的產物,如藝術、圖書館、政治角色、食物、文學、科學、宗教、風格、建築、寬容與偏執,都是具體的、看得見的、有形的。文化作為一種動力,只存在於社會個體中。社會成員在對一系列價值觀和價值觀的相對優先序列達成一致時,他們就共有了一種文化。文化成員反過來會共享知識和社會角色。人們通過社會個體成員的行動,觀察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及其應用,還有不同社會角色的期望。這是行動中的文化。

就像直立人一樣,每一個現代人,都要瞭解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瞭解作為社會成員哪些更重要哪些更不重要,以及所有成員共有的知識。他們通過言傳身教將這些傳授給後代。所有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會學習這些東西,其他生物也一樣。

如今,關於語言起源有一種與我的理論大相逕庭的說法,並且在一些人當中很流行。這種說法認為語言是跟數學公式一樣的無形對象。在這種觀點中,語言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語法。如果在交流系統中找不到這種類型的語法

(分層遞歸語法)

,那麼這種交流形式就不是一種語言。這一觀點的支持者還認為,語法是在大約6.5 萬年前到5 萬年前因為突變而突然出現的。儘管這一說法被人們廣泛接受,但令人吃驚的是它並沒有多少證據,而且與“語言是發明出來的,但後來被人屬不同物種逐漸改變,以適應不同的文化”的說法相比,該說法並不那麼符合事實。

儘管人們最好將語言理解為一項發明,但突變觀點卻很有影響力。這個理論來自諾姆·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從20 世紀50年代末開始出版的著作。有些人認為,喬姆斯基是當今世界頂尖的語言學家。但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僅僅是一種遞歸語法,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觀點。早在1972 年,美國哲學家約翰·塞爾

(John Searle)

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的一篇書評中就指出,喬姆斯基的語言概念實際上有多麼奇怪。

喬姆斯基

喬姆斯基的觀點非同尋常,因為我們知道語言不需要複雜的語法結構。有些人可能就像本章開頭的例子一樣,只是將單詞和簡單的短語結合起來,讓語境來引導他們理解。語言就是語法這個觀點存在一個主要問題,那就是缺乏對語言中意義的來源和作用的理解。而本書的觀點是:語法對語言是有幫助的,但是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複雜程度各不相同,包括直立人已經滅絕的語言。而且,不同語言的複雜性可能相去甚遠。換句話說,語言並非僅僅是語法的同義詞,它是意義、形式、手勢和音高的組合。語法輔助語言,但其本身並不是語言。

無論其生物基礎如何,語言都是由心理、曆史和文化所塑造的。這裏解釋一下圖4-1 的含義。

為了深入瞭解語言本身如何發展的真實細節,必須對兩種發展觀加以區分,即均變論與災變論。

在大多數科學領域中,被視為基本真理的是均變論,而不是災變論。在物理學領域,很少有人質疑均變論假設。物理定律顯示,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後,沒有證據表明宇宙的自然現象發生了變化。在地質學方面,查爾斯·賴爾

(Charles Lyell)

1833年的著作《地質學原理》

(Principles of Geology)

在一定程度上以提倡地球曆史研究中的均變論而聞名。通過均變論的假說,我們可以提出一個自然選擇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古代生命形式是以漸進的“嬰兒蹣跚學步”向現代生命形式轉變的。

而談到語言演變,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拒絕像喬姆斯基那樣的災變論觀點,原因包括這種觀點對相關的遺傳學理論缺乏論述,以及未能解釋文化對語言產生的影響。此外,災變論無法解釋這個事實:突變對於語言是多餘的,因為沒有突變也可以解釋語言的演變。在沒有獨立證據的情況下使用突變理論並沒有說服力。事實上,語言是突變的產物這種說法,根本沒有提供任何有助於理解語言演變的見解。也就是說,在沒有突變的情況下,語言的演變也可以基於漸進、均變的假設得到解釋,因此關於特定語言基因和特定語言突變的說法是多餘的。

當然,人們可以自由地提出突變或其他任何觀點來構建一個理論,突變也確實是進化的驅動因素之一。但根據經驗法則,對進化記錄提出突變說必須遵循“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不要假設發生了奇蹟”的原則。提出突變是人類語言演變的一個關鍵環節時,必須完整解釋是什麼樣的進化力量導致突變傳播的,否則不過是在呼喚奇蹟。即使語言能力是一種突變,諷刺的是,它也只能在沒有語言的時代產生學習語言的能力。除了需求和突變之間缺乏同步,提出突變說的人還必須解釋,在突變發生時,某一特徵

(如語言)

的生存優勢是什麼。這樣的解釋必須超越推測而訴諸證據,不能僅僅是“語言或語法使思維更清晰”這樣的解釋。這一解釋很有可能是正確的,但它沒有證明語言或語法是何時形成的、如何形成的,也沒有提供任何關於語言如何傳播的細節,無論是從基因角度還是從文化角度。輕率地使用“突變”這個詞是毫無根據的,只是臆測而已。這是躍變論或人們所謂的語言起源的“X 戰警”理論的主要弱點。而且,這種猜想是不必要的。過去的優秀的達爾文式自然選擇說已經提供了一個更有科學依據的解釋。

將交流視為語言的主要目的有助於理解語言最有趣的地方,即語言的社會應用。因此,對於許多研究者來說,在語言研究中,比如對會話交互模式、語篇主題跟蹤、隱喻、基於使用的語法形式的解釋、對詞語的文化影響以及它們如何組合在一起等問題的研究中,語法被置於次要地位。沿著這些想法,同時基於此前關於人屬物種進化的所有討論,關於人類語言的起源出現了三個假設。對於語法在人類語言進化中的相對重要性,這些觀點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個假設被稱為“語法最後出現”。根據這種觀點,語言進化中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初的步驟是象徵符號的發展。語法只不過是一個附加物。語言在語法出現之前就存在了。這種觀點認為,語言的其他元素先於語法而存在,語法才能生效。換句話說,語言首先需要像征符號、話語和對話,然後才創造出語法結構,從而加強我們的交流。

第二種觀點非常受歡迎,那就是“語法最先出現”。根據這一假設,語言的進化主要是由於語言的計算屬性的起源,比如句法。沒有這些屬性就沒有語言。象徵符號、手勢和其他組成元素以前可能已經以某種形式存在了,但是模式的出現使它們第一次作為一種語言結合在一起。這種觀點認為,所有語言都具有特定計算法則。但是還有一個更簡單的觀點,那就是把單詞或符號“打包”成更大的單位

(短語、句子、故事和對話)

的能力是所有語言計算的基礎。

這種“組合性”為我們解釋詞語提供了依據—如果沒有它,我們實際上就無法很好地理解句子的各個組成部分。想想這串詞語,“if the girl is pretty then he will run up to her”

(如果那個女孩很漂亮,他會向她跑過去)

,再拿它和這個詞串比較“run the up pretty her if then girl is will he to”(跑向很漂亮的她,如果那個女孩會他過去)。結構決定了對詞語的解釋,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結構還使詞語的含義更加細緻,產生了名詞、動詞、介詞和修飾語。有些人認為這種例子意味著形式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遞歸的層次化實體。這個觀點表明,語言不僅僅是下面的圖4-2 這種示意圖所表示的東西。

這種樹形圖通常被語言學家用來表示句子的組成結構。雖然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並非如此)

,但是為了理解現代英語使用者如何構建他們的句子,樹形結構確實很有必要。在這個例子中,樹形圖所展示的這句話裡,“Bill saw Irving”

(比爾看到了歐文)

是以“John said that”

(約翰說)

為開頭的較長的句子的組成部分。同樣,動詞短語“saw Irving”

(看到了歐文)

是較長句塊“Bill saw Irving”的組成部分。此外,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語言學家和其他研究者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這樣的結構不僅僅是人造的產物。它們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對其語言的瞭解。每個母語使用者掌握的語法結構都比他們在寫作課程中學到的任何語法要複雜得多。

第三個重要假設介於前兩者之間,那就是“語法稍後出現”。雖然像征符號是最先出現的,但語言的發展需要語法、象徵符號和文化的協同作用,這三個要素會相互影響。在這種觀點看來,結構、象徵符號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它們共同產生意義、手勢、詞語結構和語調,形成語言的每一種表達。

“句子形式產生於象徵符號之後”的論斷可以用多種方式來解釋。引入其他兩個假設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觀點。這三種假設都與語言發展過程中結構發揮的一種作用相一致。這是因為語言形式對於人類的交流和思考極其重要。同時,如果認為句子的設計對於語言至關重要,那便會引發問題。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圖4-2 中的樹形圖對於人類語言來說是必要的還是充分的。

對於“語法最先出現”的支持者來說,層級結構是人類語言最重要的方面。而且,這種假設的許多支持者認為,語言是突然出現的,就在5 萬年前。他們認為,不僅智人之前不存在語言,而且不是所有智人都有語言

(因為這個物種已有20多萬年的曆史)

。一個突如其來的突變

(比方說發生在5 萬年前)

,不會影響所有智人,只會影響有幸獲得語言基因突變的“普羅米修斯”的後代。有種觀點認為,突變最終會讓物種中的大多數個體處於不利地位,或者用達爾文的術語說,“不適應環境”。這種觀點並不罕見。一些昆蟲發生了滴滴涕

(DDT)

抗體突變,使它們和其後代能夠在富含滴滴涕的環境中大量繁殖,而其同類卻相繼死去。但是任何提出這樣假設的人都有義務解釋這在進化層面有何意義。語法突變若要與語言進化扯上關係,必須使語法的擁有者和其家庭比其他智人更“適應”環境,也就是說,更容易生存下去,或者使其在性選擇上更受青睞,由於更健談而對異性更有吸引力,從而發生更多性行為,生育更多後代。第三種可能是,一個擁有語言基因的家庭離開了原有地區,通過種群瓶頸,成為後來智人的始祖,從而確保所有智人都擁有神秘的“語言基因”。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觀點是,語言是在過去的至少300 萬年中以極其緩慢的方式出現的,而今天所有的人,可能還有過去所有的人屬物種,都擁有語言。

十分重要的是,層級語法,那些需要樹形圖來顯示結構的語法,那些在語言分析和語言進化的許多方法中被吹捧為對語言至關重要的語法,僅僅是信息處理任務的副產品,與語法本身無關。對於人屬物種來說,層級結構可以作為理解和構建社會關係、組織任務甚至構造語言的一種方式。但是,隨著信息流越來越快,越來越複雜,人們只需要與交流內容

(正在討論的事情)

的複雜性的增長成正比的層級結構。

語言突變說的提倡者必須解釋,為什麼除了大腦用於執行各種任務的反複使用的部分之外,並沒有完善的專用於語言或言語的特定皮質,就像許多人提到的那樣。不斷生長的前額皮質與工具製作和順序行動有關,它提供了必要的認知力,使人可以按照程序或臨時的順序行動,幫助大腦做好了應對語言的準備。這是一種擴展適應形式:原本因某種任務而進化出來的東西在進化過程中得到重複利用,執行了另一項任務。比如舌頭進化出來是為了攝取食物,但後來也執行了發出言語的任務。

沒有象徵符號就沒有語法。這意味著語法即使細化了象徵符號的含義,它也必須在語言曆史演進過程中遵循象徵符號的變化。

語法在人類語言的進化過程中既不是最先出現的也不是最後出現的,但其出現必然要晚於象徵符號。這一結論是基於這樣的證據:在人類互動中,意義第一,形式第二。語法的確有助於意義傳遞,但語法既非語言意義的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

不過,如果語法是稍後出現的,那麼最先出現的是什麼?基本上,人屬在走上語言道路之前需要兩個先於語法的基礎性發展。我們是通過化石記錄瞭解到這一點的。在古生物學記錄中,圖像符號、標引符號和象徵符號先於語法出現,就像符號發展理論所推測的那樣。第二,文化出現的前提部分表現在象徵符號出現時必定是意向性的和約定俗成的。最後,世界上也存在不具備結構依賴性語法的語言。語言的進化遵循圖4-3 所示的“符號發展”的路徑,在此處重複一下。

作者| 丹尼爾·L·埃弗里特

摘編| 徐悅東

編輯| 張進

校對|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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