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第九廳廳長史衛忠:全國推廣性侵犯罪入職查詢
2020年05月26日15:21

  原標題:最高檢第九廳廳長史衛忠:全國推廣性侵犯罪入職查詢

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忠。受訪者供圖
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忠。受訪者供圖

  近年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連續上升,引起廣泛關注。同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發現難、取證難、指控難、心理修復難,成為司法實踐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如何破解這些難題?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忠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介紹,最高檢正聯合相關部門在全國推行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製度,以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製報告製度。

  談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發現難、干預晚、指控難

  新京報:近年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受到廣泛關注,檢察機關辦理相關案件的情況如何?有哪些新的特點?

  史衛忠:根據近年來的辦案情況,我們發現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連續上升、犯罪暴力化特點愈發突顯,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問題也不容忽視。隨著打擊力度加大,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數量不斷上升。此外,隨著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縱深推進,辦理成年人拉攏、迫使未成年人參與黑惡組織犯罪案件數量也大幅增加。

  新京報: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很多發生在私密場所,存在“發現難”的問題,對此,檢察機關做了哪些工作?

  史衛忠:的確如此。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普遍存在發現難、干預晚、指控難的問題。很多案件因各種原因沒有及時發現,導致未成年人長期遭受犯罪侵害,或者犯罪分子沒有得到及時懲處,犯罪的社會危害後果進一步擴大。

  對此,2019年10月,最高檢開通了12309中國檢察網“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專區”,專門受理關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申訴、侵犯未成年人權益案件的控告和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申請,對於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線索,堅持優先辦理、及時處理。發現應當立案沒有立案的,依法監督糾正。

  2020年1月,最高檢聯合全國婦聯建立了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合作機製,多地檢察機關與婦聯組織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線索共享機製。近日,最高檢會同公安部、教育部、國家衛健委等八個部委出台了《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製報告製度的意見(試行)》,進一步暢通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線索舉報渠道,著力破解發現難、報案不及時問題。

  談取證難

  正推動以兒童證言為中心的審查證據規則

  新京報:檢察機關如何破解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取證難”的問題?

  史衛忠:針對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直接證據較少、被告人多不認罪、被害人辨別表達能力偏弱的特點,我們健全完善了與偵查、審判機關監督配合機製,及時提取、固定物證。各地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建立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機製,在案件發生後公安機關第一時間通知檢察機關派員介入。

  此外,大力推行“一站式”辦案機製。安排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具備心理學知識的工作人員負責未成年被害人的詢問工作,堅持一次詢問為原則,避免對未成年被害人的二次傷害,同時提高詢問取證質量。目前,全國共建立環境溫馨,具備取證、心理疏導、身體檢查、同步錄音錄像等功能的“一站式”詢問救助辦案區478個。

  新京報:此前,最高檢曾提出建立以兒童證言為中心的審查證據規則,進展如何?

  史衛忠:兒童證言具有特殊性,對此,最高檢在推動建立以兒童證言為中心的審查證據規則。2018年11月,最高檢下發了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通過最高檢向最高法依法提出抗訴的齊某強姦、猥褻兒童案,進一步明確了如何準確把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證據審查判斷標準。

  2019年7月,最高檢以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為創新實踐基地,開始積極探索建立兒童證言審查、權利保障的規則及特殊程序。實踐基地通過檢校合作的方式加強理論研究,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簽訂了《兒童證言審查與兒童訴訟權利保障項目合作協議》,從心理學技術方面對兒童證人詢問和證言審查標準化進行深入實證研究,現已初步完成《兒童詢問量表》、《兒童證人詢問指導規範手冊(大綱)》。檢察機關將結合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工作,將研究成果轉化運用到案件辦理中。

  談網絡性侵

  指導案例已明確“網絡性侵”的認定條件

  新京報: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未成年人更加頻繁地接觸到網絡,“隔空”猥褻屢見報端,這類案件有何特點?

  史衛忠:網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發現難、取證難、打擊難和修復難的問題更加嚴重。由於網絡環境的匿名性、隱蔽性、虛擬性特點,且電子數據容易被覆蓋、刪除、修改,對取證固證要求比較高,如取證不及時證據非常容易滅失,導致相關犯罪行為難以及時發現並進行有效干預。

  而且,部分嫌疑人及網站反偵查意識較強,規避法律,部分網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侵害對象較多,具有區域跨度廣、作案時間跨度大、隱蔽性高等特點,導致查處、指控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與傳統性侵案件相比,因網絡的“隱身”技術以及網絡與日常社交密不可分等特點,網絡性侵對未成年人造成的心理傷害往往比肉體傷害更嚴重。尤其一些犯罪分子通過網絡在被害人同學群、QQ空間等發佈其裸照、視頻,被害人身心健康受到極大傷害。

  新京報:檢察機關如何辦理該類案件?

  史衛忠:對於這些難題,檢察機關一直在努力解決。網絡隔空猥褻曾因沒有直接身體接觸,司法實踐中對此類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認識不一。

  2018年12月,最高檢發佈了一批指導性案例,其中,駱某猥褻兒童案為此類案件提供了指引,明確網絡環境下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雖未直接與被害兒童進行身體接觸,但通過QQ、微信等網絡軟件,以誘騙、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兒童拍攝、傳送暴露身體的不雅照片、視頻,行為人通過畫面看到被害兒童裸體、敏感部位的,是對兒童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的嚴重侵害,與實際接觸兒童身體的猥褻行為具有相同的社會危害性,應當認定構成猥褻兒童罪。

  目前,最高檢正在研究製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辦理規定,進一步規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證據標準,明確相關法律適用條件。

  談“一號檢察”建議

  實地督導、明察暗訪中小學幼兒園3.86萬所

  新京報:“一號檢察”建議發出已經一年半了,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工作重點是什麼?

  史衛忠:為了推動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法規落到實處,2018年10月,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了“一號檢察”建議,這是曆史上首次以最高檢名義發出的檢察建議。“一號檢察”建議發出一年多來,全國檢察機關與教育主管部門聯合進行實地督導、明察暗訪,檢查中小學校、幼兒園3.86萬所,監督整改安全隱患6600多個。

  接下來,將引導各地檢察機關深刻把握督導落實“一號檢察建議”的本質要求,把未成年人保護有關法律法規不折不扣地落到實處。同時,立足檢察職能,堅持督導而不替代,推動各有關部門共同落實各項保護措施,形成未成年人保護大格局。

  督導未成年人保護措施往深裡做、往實里做。比如,落實好日前最高檢會同有關部門聯合下發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製報告製度、教職員工入職前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製度,努力構建更加牢固的未成年人保護的“安全閥”“防火牆”“保護網”。

  新京報記者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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