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44週年忌辰:愛戀不過一年,卻終生為此受困
2020年05月26日16:44

原標題:海德格爾44週年忌辰:愛戀不過一年,卻終生為此受困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德國哲學家 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撰文 | 李佳鈺

2016年,德國《時代週報》

(Die Zeit)

發表《海德格爾:一個道德災難》

(Martin Heidegger:Ein moralisches Desaster)

,首度公開上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馬丁·海德格爾與他弟弟弗里茨的一些信件節選。

其中一封信是1931年12月18日聖誕節前寄給弗里茨全家的,海德格爾在其中寫道,“我希望你們去閱讀希特勒的著作……這個男人擁有非凡的政治直覺,即使我們所有人仍在一片迷霧之中時,他依然保持著這種直覺,這一點毋庸置疑。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即將達到全新的高度。”

另一封是在三年後的復活節,1933年4月13日,海德格爾除了向弗里茨全家表達節日的問候之外,再一次提到了政治家希特勒,“我們一天天地看著希特勒成長為一名政治家。我們的民族

(Volk)

和帝國

(Reich)

即將發生轉變,每一位有眼睛去看,有耳朵去聽,有心去激勵自己行為的人都會發現,自己被一種真正的、深深的興奮所吸引——我們又一次面臨偉大的現實,帶著必須將這個現實打造成帝國精神和德國秘密使命的壓力……”。

1933年4月13日馬丁·海德格爾寫給弟弟弗里茨的信。

《時代週報》據此斷言,這些信件對海德格爾是一場道德災難,這位享譽20世紀思想界最有影響的哲學家同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隨後,《巴黎評論》

(the Paris Review)

也由此發文《他自己是這麼說的》

(In his own words)

,稱“近期披露的海德格爾信件確認了他的納粹主義,沒有任何疑問”

[1]

,“海德格爾不僅是納粹黨的成員,而且是納粹主義的信徒。他也不僅僅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反猶太主義者”——他確實是真的不喜歡猶太人。”

《海德格爾的危機:納粹德國的哲學與政治》,[美]漢斯·斯魯格(Hans Sluga)著,趙劍、孫小龍、李華、王策譯,北京出版社,2015年1月。

果真再也沒有疑問了嗎?海德格爾就是納粹、憤怒的反猶主義者、德意誌民族幻覺和帝國夢想的信徒?

迷思在時間中徐徐展開。被視作夢魘的1933年,《明鏡》訪談中的自辯,“黑色筆記本”出版……“海德格爾事件”的每一個點,都像棱鏡的一面,讓光偏折,讓像呈現。

困擾了哲學界超過半個世紀的“海德格爾公案”似乎不會就此了結,這場長達八十年之久引發思想界眾人關注和參與的爭論估計仍會繼續。

肇始:夢魘的1933年

1933年,被很多人視作海德格爾一生的汙點。

在此之前,他一直有心向學,無意政治。1989年生於德國西南部的一個天主教家庭,1909年以優異的成績升入弗萊堡大學主攻神學,1911年受到現象學之父埃德蒙德·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的影響轉攻哲學,1913年以《心理主義的判斷學說》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18年從一戰退伍回來後正式成為胡塞爾的助教,1923年赴馬堡大學哲學系任教,1927年《存在與時間》首次發表便讓他聲名大噪,半年後獲得正教授職稱,1928年,胡塞爾退休,海德格爾接任弗萊堡大學哲學專業胡塞爾講席。

胡塞爾與海德格爾。

那段時間,胡塞爾與海德格爾亦師亦友,情同父子。胡塞爾夫人也曾向卡爾·雅思貝爾斯

(Karl Theodor Jaspers)

介紹海德格爾是“現象學之子”。雅思貝爾斯從1920年與海德格爾初次見面就對他頗有好感,“只有海德格爾顯得與眾不同……欣賞他簡明而又透徹的說話方式”。

而海德格爾曾經的學生和情人漢娜·阿倫特亦在1969年致海德格爾的獻詞《紀念馬丁·海德格爾八十華誕》

(1971年10月21日刊載於《紐約書評》)

中將那時的海德格爾視作一個傳說:“他所有的不過是一個名字而已,但這個名字就像秘密國王的傳說一樣傳遍了整個德國……關於海德格爾的傳說很簡單:思想又複活了;人們認為昔日意思的文化瑰寶又獲得了言說。”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猶太裔美國政治理論家,著有《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論革命》等。

然而1933年以及之後,海德格爾做出了很多令他的追隨者和仰慕者至今都困惑且無法接受的選擇。

1933年4月21日,海德格爾當選已被納粹黨控製的弗萊堡大學校長;5月1日,他正式加入納粹黨;5月27日,作為新校長髮表就職演說《德國大學的自我宣言》。

據說就職典禮當天,弗萊堡大學禮堂里飄揚著納粹的旗幟。《德國大學的自我宣言》中除了對“大學”本質、“科學”本質的不斷追問暴露了新任校長哲學家的身份底色和思維方式,其他諸如“領導”“追隨”“戰鬥”“偉大”“民族”“命運”的表述都與講演之後全場起立唱納粹黨黨歌、行納粹禮、高呼萬歲的氛圍特別相稱。

而納粹黨早在1933年初就蠢蠢欲動。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被任命為德國總理;2月27日,納粹黨策劃國會縱火案;3月,議會大選,納粹黨強行通過特別授權法,相繼取締了所有非納粹黨派,開始獨裁專政,並展開大規模的反猶行動。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美]漢娜·阿倫特著 ,安尼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1月。

厄運隨即降臨在每個猶太人身上,學者、教授無一例外。1933年4月6日,已退休的擁有猶太血統的哲學家胡塞爾被巴登州文化部編號為A.7642通令停職,一週後被禁止參與學校所有活動;同年,祖輩是來自俄國猶太移民的阿倫特也遭蓋世太保抓獲,被短暫關押後釋放,隨即逃離德國,經布拉格流亡至巴黎;雅思貝爾斯也因妻子的猶太身份而受到迫害,1937年甚至遭到解職,作品也被禁止出版。

而他們從前的學生、情人、摯友,亦是新任的校長海德格爾,卻在這種危急關頭無動於衷,讓人倍感失望。胡塞爾在1933年5月寫給迪特里希·曼科的信中說,“最後的和對我最沉重的打擊是在海德格爾那裡的經曆:之所以最沉重,是因為我不僅對他的才華,而且對他的品格曾寄予了一種

(現在連我自己也已經不再能夠理解的)

信任。”而雅思貝爾斯也在5月結束了此生與海德格爾最後一次會面,他當場質問,“像阿道夫·希特勒這樣一個沒有教養的人怎堪承當統治德國的大任?”

《海德格爾與雅斯貝爾斯往複書簡 : 1920-1963年》,[德]瓦爾特·比默爾等編,李雪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註:雅斯貝爾斯也譯為雅思貝爾斯)

可海德格爾仍然沉浸在尋找一種嶄新的“民族的,特別是社會的思想”虛妄中,不確定他是自主還是妥協,只是1933年秋弗萊堡地方大學生報上永遠留存他曾經寫下的話,“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們的存在的準則。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是今天的與未來的德國現實及其法則。”

1934年4月23日,海德格爾終於辭去弗萊堡大學校長職務。用他後來的話說,“這是一次和納粹主義的分手”。看來他並沒有否認他愛過,只是一年過後,他發現自己愛錯了。

愛戀不過一年,卻為此受困終生。海德格爾,同無數德國人一道,都無法繞過這夢魘般的1933年。

自辯:十年後被公開的《明鏡》訪談

海德格爾生前自始至終都未公開承認自己錯了,但也似乎沒否認過。戰爭結束後,他因這段曆史受到審查而被禁止教學,直到1950 年禁令才結束。

此後,海德格爾對自己與納粹的關係也一直保持緘默,直到1966年9月23日,海德格爾接受了德國《明鏡》週刊

(Der Spiegel)

記者的採訪。這基本可以算作海德格爾本人對1933年以來不便明說的經曆做出的唯一回應。只因為當時有約定,訪談內容只能在海德格爾去世之後公開。所以直到1976年5月31日,《明鏡》週刊才以“只還有一個上帝能救渡我們”為題刊載這篇訪談錄。

《明鏡》週刊與海德格爾的對話。“只還有一個上帝能救渡我們”中文翻譯收錄在《海德格爾選集(上下)》,[德]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9月。

訪談中《明鏡》記者開門見山,第一個問題就直接指向1933年前後,“我們總是認為,您的哲學事業被您一生中一段持續不是很久但從未澄清過的經曆稍微投上了陰影。”

海德格爾沒有迴避,承認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我首先必須說,我在就任大學校長以前從未從事過任何政治活動。”

他繼續道,“我當時的判斷是:就我所能判斷事物的範圍看來,只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和確實還有生氣的有建設能力的人物一起來試圖掌握未來的發展過程。”原來這個不諳政治的思辨者,在這場有意的政治介入中,好似一個奮力追逐泡泡的天真孩童,又或是孑然遊蕩在理念世界中的“哲學王”,試圖成就某種理想,企圖掌控現世未來。

他估計還是對現實政治中混亂且複雜的局面過於失望,“我當時看不出有其他出路。在22個政黨的各種意見和政治傾向攪得十分混亂的情況下,必須找到一種民族的,特別是社會的思想。”他因此急於找到那種“可能性”,“一種民族的,特別是社會的思想”。在他看來,在那個處境下,他大概只是很自然地把這種可能性投射到那些在當時看上去“有生氣的”“有能力的”政治人物身上。

他還花了很多工夫解釋當時接任弗萊堡校長的來龍去脈,說明他並不是主動的,自願的,而是被勸說,為了不至於讓學校處於不利境地才做出的選擇。

“我在1933年1月至3月之間當然注視了政治發展情況並且有時還和較年輕的同事們談論時局。但我當時的工作是廣泛校釋蘇格拉底以前的思想。我於夏季學期開學時回到弗萊堡。在此期間,封·默倫多夫教授於4月16日就任校長職務。只約在兩星期後,他就被當時的巴登邦教育部長解除職務。這位校長禁止在大學校內張掛所謂反猶太人文告,據說這件事實就成了部長做出這個決定的正希望得到的導因。”

“封·默倫多夫還在被免職的當天就來我家,並且說:‘海德格爾,現在必須您來接任校長了’,我說必須考慮我缺乏任何行政經驗。當時的副校長騷爾

(神學教授)

也來逼我去競選校長,其理由是我若不去,就有任命一個幹部來當校長的危險。一些較年輕的同事,多年來和我暢談過辦大學問題的,都來要我去接任校長。我猶豫了很久。最後我宣稱,如果我準能得到大學評議會的一致同意,我只是為了大學的利益而準備接任校長。”

《海德格爾——貧困時代的思想家:哲學在20世紀的地位》,[德]卡爾·洛維特, 彭超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

按照海德格爾自己的講法,他接任校長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大學免遭政治操控。而且,至少在上任初期,他一直以一個抵抗者的姿態,去面對來自納粹的無理要求。

“我就職後的第二天,‘學生會長’就由兩人陪同來到校長室,重新要求張掛‘反猶太人文告’。我拒絕了。這三個學生離去時聲言要把禁令陳報到全國學生會去。過了幾天,衝鋒隊的最高總部的衝鋒隊高等院校處打來長途電話,由衝鋒隊團長包曼博士講話。如遭拒絕,我就須估計要被免職,如果不是要根本封閉這所大學的話。我當時力圖取得巴登邦教育部長對我的禁令的支持。這位部長宣稱,他不能做任何反對衝鋒隊的事。然而我還不收回我的禁令。”

可是抵抗無意義,海德格爾很快就明白了,他承認他寫下過“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是今天的與未來的德國現實及其法則”,因為“我已看清楚了,我若不實行妥協就幹不下去”,不過他補充道,“剛才引的話我今天就不會再寫。類似的話我在1934年就已經沒有再說過了。”

1933年爆發的熱情在一年之後終於冷卻下來,“辭掉校長職後,我就只從事教學任務……所有當時能夠聽課的人,都聽到了,這是一次和納粹主義的分手。”

再現:“黑色筆記本”中的反猶立場

反對者們一直不太相信海德格爾在《明鏡》訪談中的自辯,認為他撒謊,回答漏洞百出,並且避重就輕,根本沒有認真反思過他的錯誤。有人甚至覺得《明鏡》週刊也在暗中幫助海德格爾辯白,內容在十年後刊載,不知背後藏有多少隱情。

討論海德格爾與納粹的著述也從未停歇。從1987年維克多·法里亞斯

(Victor Farias)

《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

》(Heidegger and Nazism)

,到1992年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存在的政治:海德格爾的政治思想》

(The Politics of Be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tin Heidegger)

,到1993年雨果·奧特

(Hugo Ott)

《海德格爾:政治的一生》

(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

,到1996年傑夫·柯林斯

(Jeff Collins)

《海德格爾與納粹》

(Heidegger and the Nazis)

,到1997年朱利安·揚

(Julian Young)

《海德格爾,哲學和納粹主義》

(Heidegger, Philosophy, Nazism)

,到2005年愛瑪努埃爾·法耶

(EmmanuelFaye)

《海德格爾:將納粹主義引入哲學》

(Heidegger,L'Introduction Du Nazisme Dans La Philosophie)

等等。

《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德]維克托・法里亞斯著,鄭永慧等譯,時事出版社,2000年12月;《海德格爾與納粹》,[美]傑夫·柯林斯著,趙成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

沉寂數年之後,兩年前“黑色筆記本”的公開出版再次把海德格爾推到風口浪尖。

“黑色筆記本”是海德格爾從1931年到1975年的私人筆記,共有1200頁。因為封皮是黑色的,所以取了這麼個引人遐想的名字。海德格爾遺囑中曾明確,所有從未出版過的作品都可以出版。所以他的家人選中了彼得·特拉夫尼

(Peter Trawny)

,德國烏帕塔爾大學

(Bergische Universitaet Wuppertal)

馬丁·海德格爾研究協會主任,承擔這些筆記的整理和編輯工作。

2014年3月,涵蓋海德格爾從1930年代到1940年代期間所寫的筆記的第一部分“黑色筆記本”首次由負責出版《海德格爾全集》的 Vittorio Klostermann出版社公開出版,合為三卷,併入《海德格爾全集》第94、95和96卷。

《海德格爾全集》第94、95和96卷。

其實早在2013年底,“黑色筆記本”即將整理出版的消息就已經在歐洲知識界傳開,並引發巨大爭議。因為其中公開出版的部分可能涉及海德格爾的反猶思想,所以遭到海德格爾支持者們強烈抵製。

特拉夫尼也面臨巨大的壓力和批評,他為了配合三本筆記的出版,還專門撰寫了《海德格爾和猶太世界陰謀論之謎》

(Heidegger und der Mythosder jüdischen Weltverschwörung)

作為闡釋,特拉夫尼在書中提出了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海德格爾的整個哲學真的被納粹主義玷汙了嗎?”

《海德格爾和猶太世界陰謀論之謎》(Heidegger und der Mythosder jüdischen Weltverschwörung),Peter Trawny著,RoteReihe Klostermann,2014年3月。

特拉夫尼在2014年4月中旬在紐約舉辦的一次關於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的分享會上說,“作為一個海德格爾研究者,讀到並出版那些

(反猶)

段落真的非常痛苦”,“如果我們真的要說海德格爾是個反猶哲學家,那麼,至少對於我而言,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個巨大的災難。”

[2]

可是“黑色筆記本”里究竟寫了什麼?《紐約時報》曾指出,長達1200頁的筆記,涉及反猶內容只有兩頁半。它們包括,例如:

“猶太人憑藉他們傑出的計算天賦,已經按照種族原則生活了相當長的時間,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拚命抵製種族原則不受限製的運用。”

(XII,1939)[3]

“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令人難以置信,他們不需要參與軍事行動展現其影響力,而我們則要犧牲自己民族精英最好的鮮血。”

(XV, 1941) [4]

“對世界猶太民族的角色的追問並不是種族的,而是對人性本質的方式所進行的形而上學追問,……”

(XIV, 1940) [5]

“計算天賦”“種族原則”“難以置信”……如果它們算作證據的話,那麼這些斷裂的語詞,模糊的講法,再加上與原文隔著好長一段距離的翻譯實在讓人對海德格爾的態度把握不清。最後一則看上去更像是為海德格爾支持者所用的一段例證,就像《巴黎評論》最近那篇文章提到的那樣,這是海德格爾並非“種族的”反猶太主義,而是“形而上學的反猶太主義者”的有力佐證。

可是作為一個海德格爾的長期研究者,特拉夫尼卻在第一次閱讀這些筆記時就發現海德格爾一次又一次提到猶太人,他在紐約的那次分享會上說,“當然,你最初會讀到關於荷爾德林、尼采以及布爾什維克的段落,它們都是海德格爾文中經常出現的主題,可是之後,突然,出現一個關於猶太人的段落……你會覺得,嗯,也說得過去……然後突然又有第二段,第三段,以及第四段,第五段,第六段,然後你就在想,到底怎麼回事?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讓特拉夫尼感到震驚,可不僅如此,特拉夫尼更在乎的是他發現“他

(海德格爾)

竟然如此愚鈍。觀察他寫的那些東西,你會發現,像其他人一樣,他並不會更好。事實上,很多年來,你都以為,他非常聰明,可其實他並不是”,特拉夫尼在紐約分享會上總結道,“你不能給予你所讀到的東西太多的愛,否則,你會一如既往地,感到失望。”

《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美]馬克·里拉著,鄧曉菁、王笑紅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

我其實更看重特拉夫尼的另一段觀察,或是猜測,“在他

(海德格爾)

晚年,他知道自己在這些筆記里寫了什麼。他意識到了這些問題。他沒辦法拿著筆,還擦掉那些話。他試圖向我們展示一個哲學家竟然能如此深感挫敗。我不確定這種解釋是不是太強了,但我希望是這樣的——這是可能的。”

如果這真是海德格爾黑色筆記本想為我們留下的,那不妨把它視作海德格爾曾經一直尋找,如今卻向我們敞開的那種可能性,他用他的一生,連同所有所謂的汙點、反對、誹謗、辯解、謊言、緘默、悔恨,給我們警醒,令我們反思,讓我們在下一個破曉之時,辨清該如何選擇。

胡塞爾曾說,“未來會做出判決:什麼是1933年的真正的德意誌的當下,誰是真正的德意誌人,究竟是那些帶有或多或少物本主義——神秘主義的種族偏見的德意誌人,還是那些在滿懷敬意的傚法中繼承了德意誌偉人之純粹誌向的德意誌人。”

想把這句話,送給所有在當下擁有純粹誌向的人。

參考文獻:

[1] In His Own Words, by Luisa Zielinski, the Paris Review, 2016-10-18

[2] IS HEIDEGGER CONTAMINATED BY NAZISM? by Joshua Rothman, the New Yorker, 2014-4-28

[3]參考對海德格爾政治迷途的當代反思——閱讀海氏“黑色筆記本”,賀念,《世界哲學》2015(2)。原文:Die Juden leben bei ihrer betont rechnerischen Begabung am längsten schon nach dem Rassenprinzip,weshalb sie sich auch am heftigsten gegen die uneingeschränkte Anwendung zur Wehr setzen.

[4]同上,原文:Das Weltjudentum,aufgestachtelt durch die aus Deutschland hinausgelassenen Emigranten,ist überall unfaßbar und braucht sich bei aller Machtentfaltung nirgendsan kriegerischen Handlungen zu beteiligen,wowegen uns nur bleibt,das beste Blutder Besten des eigenen Volkes zu opfern.

[5]同上,原文:Die Fragenach der Rolle des Weltjudentums ist keine rassische, sondern die metaphysische Frage nach der Art von Menschentümlichkeit, die schlechthin ungebunden die Entwurzelung allesSeienden aus dem Sein als ,weltgeschichtliche‘ Aufgabe übernehmenkann.

本文原刊於新京報書評週刊2016年11月14日公號。

作者|李佳鈺

編輯|戶曉 走走 羅東

校對|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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