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發“消費紅包”到底有沒有用?
2020年05月31日08:36

  原標題:派發“消費紅包”到底有沒有用

  ——林毅夫、沈豔、司曉談消費券

  一些發達國家都選擇了發現金,為什麼中國以發消費券為主要手段

  最近上海的“五五購物節”,就引入了很多互聯網平台參與其中。這種疊加起來的效應,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

  商業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結合,是更可持續的,也是把這個盤子做大的方向

  戰疫進入“下半場”後,消費券成為社會熱詞,國內不少地方將此視為提振經濟的重要手段。截至今年5月上旬,全國有190多個城市發放了190億元消費券。這些券到底起沒起作用,對企業和家庭的幫扶是否足夠精準,要不要全國推廣?就此熱點話題,記者採訪了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沈豔教授和騰訊研究院院長司曉,請他們從各自角度作出分析評估。

  現金還是消費券

  高淵:上次採訪中,你明確提出中國要直面大概率發生的全球經濟危機。與以往的幾次重大危機相比,這次疫情帶來的衝擊究竟有何不同?

  林毅夫:過去,無論是面對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們一般採取的對策是用基礎設施的投資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維持經濟增長。

  但我認為,這次的情況有很大不同。過去的衝擊主要是外需突然下降,但國內的生產和生活並沒有受到直接影響,要應對的是怎樣增加國內的需求,彌補外需的不足。但這次疫情全球暴發,除了外需受影響外,我們採取了封城、社會隔離等措施,影響了國內的需求面和供給面,影響了城市和農村,影響了家庭和企業。

  在這種狀況下,過去應對危機的有效經驗,比如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基礎設施的投資,特別是現在說的新基建,不僅能創造投資需求,還能為未來的發展打下基礎。這種措施當然還要用。但問題是,這些投資從創造就業到創造需求,有一段時間差,還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問題。

  高淵:在你看來,能救“近火”的辦法是什麼?

  林毅夫:現在必須要有保企業、保家庭的措施。全國就業的80%在民營企業,特別是其中的中小微企業,但目前不少中小微企業很睏難,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沒法開工。

  辦法當然有不少。保企業可以延緩“五險一金”繳納和貸款歸還,以及減免租金等。保家庭可以發現金,也可以發消費券。對於農村低保戶和失業困難群體,給現金或發失業救濟會有用,關鍵是讓他們不返貧。而對於城市居民來說,我一直主張發消費券,這增加了家庭消費的可能,還能根據各地受影響最大的行業類別來設計消費券的使用方向,直接幫助到中小微企業,可以說是一石雙鳥。

  高淵:究竟是發現金還是發消費券更有效,業界一直有爭議。疫情發生後,一些發達國家都選擇了發現金,為什麼你認為中國應該以發消費券為主要手段?

  林毅夫:確實,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國家,即便是一向保守的德國,它們都在發現金,而且出台的救助計劃金額都超過了GDP的10%。但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大規模發現金的話,除了少數困難群體會馬上去買生活必需品,大多數人拿到錢後很可能存進了銀行,並不一定去消費,很難起到既保家庭又保企業的雙重功效。

  其實,發消費券有個前提,就是要有移動支付的大範圍普及,老少都會用。這方面,中國具有獨特的優勢,國外大多數國家,包括很多發達國家都是不具備的。所以我從3月份開始,就在幾個會議上談了這個想法,事實上很多地方已經開始做了。根據商務部的統計,到5月8日全國已經有190多個地市累計發放消費券超過190億元。

  高淵:這麼多地方發了消費券,是否應該評估一下成效?

  林毅夫:對,應該看一看理論和實際是否吻合。4月14日,我跟沈豔老師聯繫,我說你是研究計量經濟學的,能不能做一個短平快的政策效果評估。沈老師馬上答應,第二天就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孫昂副教授,組織了一個團隊,並在不到一週時間里拿出了理論框架。

  14日晚上,我還打電話給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我說知道騰訊也在做一個平台發消費券,能不能給我們提供一些資料,讓我們更好地評估這個很有中國特色的舉措。馬化騰馬上同意了,還在騰訊公司里建了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騰訊研究院的司曉院長,還有騰訊微信支付的辛建華等。

  消費券到底有沒有用

  高淵:根據你們團隊的研究,現在哪些地方政府傾向於發消費券?

  沈豔:已經發券的190多個地市,一般具備三個特徵:經濟比較發達、第三產業占比較高、自身的財力比較強。也就是說,發不發券主要是由經濟基本面決定的。而且這三方面越強,發券的金額就越高。總體上看,地方政府基本是從實際情況出發,是比較審時度勢的。

  高淵:發放消費券的效果好不好?

  沈豔:我們的結論是,總體效果是好的。

  先作行業對比,今年三四月間,發放消費券行業支付筆數反彈幅度是未發放行業的3.11倍,發放消費券行業支付金額反彈幅度是未發放行業的5.15倍。再作區域對比,發券地區總支付筆數比未發券地區高出4.2個百分點,根據消費券支持行業在全行業支付筆數的比重,可以推算出在發放消費券一個月內,消費券地區受支持行業的支付筆數比未發放地區同行業高約25%。

  高淵:消費券對哪些行業、哪些人群最有用?

  沈豔:受疫情衝擊最大的,是“衣食住行遊”這五大行業,今年2月份是穀底,像文化旅遊和餐飲的交易筆數和交易金額,都只有疫情前的20%左右。

  這次消費券的發放,主要集中在百貨超市、餐飲和文化旅遊,現在恢復最快的也是這三個行業。地方政府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這幾個行業重度依賴線下消費,同時需要比較快的資金周轉。更重要的是,因為消費券要發揮撬動作用,就要避免將有限資金用在小額券撬不動的行業,比如房租、物業等,100元以內的消費券杯水車薪。

  從被撬動的消費者年齡結構看,或許很多人會認為年輕人是使用線上消費券的主力。我們的分析認為,中年人比年輕人更可能因為消費券而增加消費。比如武漢的數據顯示,50歲以上人群的核銷訂單數大於20歲組人群。

  高淵:在騰訊的平台上,消費券的發放規模有多大?

  司曉:到5月初,我們在全國大約50個城市參與了消費券發放,總金額達到100億元。其中5月1日到3日,這三天大概帶動了9億元的消費。另外在用券的數量上,中老年人至少跟年輕人是旗鼓相當的。其中40歲以上的消費人群,他們用券核銷的占比大概是51%。

  高淵:既然發消費券效果這麼好,為什麼大多數地方不發呢?因為這190多個發券城市,相比全國2000多個縣級市、300多個地級市來說,還是個小數字。

  沈豔:可能是兩種原因。一是有些地方還在觀望,要看看發了到底有沒有用,能不能真正刺激經濟。第二種是想發,但算一算財政支出賬,覺得發不起,這屬於想發而不敢發。

  高淵: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發放消費券是否都應該完全由地方財政埋單?

  司曉:要做大消費券的盤子,確實要鼓勵和帶動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不能只靠地方政府。比如最近上海的“五五購物節”,就引入了很多互聯網平台參與其中。其中有拚多多、美團、蘇寧、阿里,當然也包括微信支付,這種疊加起來的效應,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

  當然,商家也不是純粹的慈善行為。這裡面有商業上的策略,因為對於互聯網獲客、拉新,本來這些也是要投入的。所以,商業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結合,是更可持續的,也是把這個盤子做大的方向。

  是否需要全國推廣

  高淵:在消費券的發放使用中,還會聽到一些商榷意見。比如現在發的基本都是滿減券,而不是抵用券。比如,買足100元可以減20元。不少網友半開玩笑地說,我缺的是100塊錢里的20塊嗎?我缺的是80塊。對此,你怎麼看?

  沈豔:現在發放的消費券,大多數都是七折以上的滿減券。我覺得這還是合理的,既然是想刺激消費,最好能夠讓人們還是掏出一些自己的錢,這樣能更好地幫助中小微企業和個體戶,讓整個經濟流轉起來。不過我的直覺是,七折以上的力度,還是有點不夠的。

  當然,那些真的缺“80塊”的低收入人群,滿減券可能就起不了什麼作用。對於這些人群,現在也有一些地方在發現金券,大約占到了總發券金額的近2%。

  高淵:如果消費券都在線上發放,對於那些不使用手機的“數字困難戶”來說,是否只能望梅止渴?

  沈豔:根據我們的調查,所有發券城市的首選都是線上發放,這是與中國數字支付的全球領先地位相適應的。其中,還有8%的城市有線下的發放,但是發放金額很少。

  司曉:目前,中國還有大概35%的人沒有接入互聯網,我們稱之為“失聯人群”,而全球範圍的比例是接近50%。現在幾乎所有的消費券發放,都是通過互聯網特別是移動端進行的。而恰恰沒聯網是貧困人群的一個基本特徵,他們中不少人沒有聯網消費的能力。

  高淵:怎樣才能更有效地幫助這些互聯網“失聯人員”?

  司曉:現在我們希望幫助每個村建立村級公眾號,實現村務線上管理,目前已經做了1.5萬個村莊,比例還很低。然後給村級管理組織發放消費券,可以就地轉化為實體券,在村里以及村周邊的小店實現購物和非電子化核銷,就是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

  當然,對於那些“失聯人群”,最有效的還是發現金或者現金券,而不是消費券。我覺得,應該在發達地區、在城市發線上消費券,在村里可以發現金券。

  高淵:根據你們的研究,對消費券的後續發放有什麼建議?

  沈豔:為了“保企業”,我建議盡快加大消費券的發放範圍,對於自身財政實力不足以支撐消費券的地方政府,可以允許政府負債率適度上升,或中央財政轉移支付。

  為了“保家庭”,應加大對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消費券發放。我們研究團隊根據公開報導梳理出的定向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券總額,還不足1億元,但這些資金已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還有就是可以多策並舉,利用大數據技術精準定位需要扶持的行業與人群,確保消費券發放透明、公正、高效。既要精準定位要保護的家庭,也要精準定位要保護的企業。而在互聯網基礎設施較為薄弱的地區,以及網絡使用能力難以在短期提高的低收入群體,可以適當提高低保水平,或者增加現金的轉移支付。

  高淵:對於像消費券這種在疫情中取得實效的措施,是否應該從短期應急辦法,轉化為常規化的政策?

  林毅夫:要不要把一些應急做法常規化,我覺得還是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打個比方,過年和過日子是不一樣的,救急和救貧也是不一樣的。

  發消費券是要擴大消費,在百年不遇的疫情中保家庭、保企業,這是救急。而要扶持困難人群,這是救貧。救貧的關鍵,還是要讓他們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有更好地參與市場活動的環境,其中有些因老、因殘、因病致貧的困難人群,更需長期的救濟和保障。

  現在全球還處於疫情中,中國的經濟發展只能靠國內。而發放消費券作為一種中國特有的辦法,還是值得在全國推廣的。但全國化和常規化是兩個概念,消費券畢竟是應急辦法,是否要長期執行,應該作進一步的研究。(記者 高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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