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落葉歸根”調查:廣西、重慶等回流明顯,省會成重要“吸納器”
2020年05月31日15:32

原標題:農民工“落葉歸根”調查:廣西、重慶等回流明顯,省會成重要“吸納器”

對很多農民工長期外流的省份來說,另一個潮流正在逐步興起:農民工回流潮。

以重慶為例,2019年全市農民工總量758.6萬人,比上年下降1.0%。其中,外出農民工541.9萬人,下降2.2%;本地農民工216.7萬人,增長2.2%。

在這背後,既有產業轉移的“功勞”,也不乏年齡較大的農民工“落葉歸根”。尤其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讓農民工回流的速度進一步加快。

在廣東打工接近10年的韋蓮(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一方面由於二胎,一方面由於疫情,她返回了廣西老家,並打算不再外出打工。之後,她的丈夫也打算回鄉。“有工作的地方沒有家,我老公還差兩三年就交夠社保了,之後他就想回老家這邊自己做點小生意了。”

長期從事人力資源研究廣西大學副教授李國梁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農民工既有“主動回流”,也有“被動回流”,尤其是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說,選擇去省內的省會(首府)城市占了更大的比重。

外出與回流

一些人力資源豐富,但相對人均收入更低的省份,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人力資源的輸出省份。

比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就是長期的人口流出省份。2019年廣西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末,廣西全區人口5695萬人,而常住人口為4960萬人,是屬於人口淨流出省區。2019年全區農民工總量為1287.2萬人,比2018年增加13.6萬人,增加1.1%。其中,外出農民工(離開本鄉鎮)為894.2萬人,本地農民工(在本鄉鎮內務工)為393.0萬人。

李國梁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在廣西的外出農民工中,選擇區外就業的農民工有575.5萬人,其中,聚集在廣東就業的就達526.0萬人,占區外就業農民工總量的91.4%。

他進一步解釋稱,為了“謀生存”追求經濟利益,成為推動廣西農民工流向區外發達城市就業的首要因素。“長期以來,廣西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滯後,導致農民工流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尤其是廣東(因廣東地理位置相鄰、經濟發達,語言和生活習慣也基本相近),這是廣西區內推力與區外發達城市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推力看,廣西山多地少、農業不發達,農業生產成本高,收益低,農民收入普遍偏低,農村賸餘勞動力嚴重過剩;而且,廣西產業結構不合理,非農產業不發達,經濟增長後續動力不足,難以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來容納大批農村轉移的賸餘勞動力。從拉力看,對東部發達城市高收入嚮往是驅使廣西農民工流向區外的最主要拉力。

2019年東部地區就業的人均月收入為4129元,廣東就業的人均月收入為4117元,而廣西區內就業的人均月收入為3492元,分別比在廣西就業的收入多出637元和625元。而且,東部發達地區二、三產業發達,尤其是製造業、建築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都創造了大量能夠吸納農民工就業的崗位。

韋蓮就是其中之一。她十年前前往廣東打工,並在那裡經曆了結婚、生子、二胎。她告訴記者,她和丈夫在廣東在打工已經差不多10年了,2019年11月在東莞這裏有了二胎。廠里活不多,今年1月初三日就已經提前開車回家過年了。孩子小肯定需要照顧,再加上今年疫情影響,她這一年肯定是在家待著。“這個情況出去工廠也挺難的,我們工人也挺難。”

為何回流?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9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077萬人,比上年增加241萬人,增長0.8%。其中,本地農民工11652萬人,比上年增加82萬人,增長0.7%;外出農民工17425萬人,比上年增加159萬人,增長0.9%。在外出農民工中,年末在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13500萬人,與上年基本持平。

在外出農民工中,在省內就業的農民工9917萬人,比上年增加245萬人,增長2.5%;跨省流動農民工7508萬人,比上年減少86萬人,下降1.1%。省內就業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56.9%,所佔比重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

而廣西統計公報的數據顯示,2019年,全區農外出農民工894.2萬人,下降2.0%;本地農民工393.0萬人,增長8.8%。

此外,根據2019年上半年湖南民生調查數據,2019年上半年,湖南省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1320.8萬人,同比增加10.5萬人,增長0.8%,增幅回落0.4個百分點。從就業地域來看,上半年,在湖南省內就業的外出從業人員占該省全部外出從業人員的39.9%,同比提高1.6個百分點;外出省外的占60.1%,比重有所下降。

目前來看,農民工省內就業的比重正持續增加。為何出現這一局面?

李國梁表示,以廣西為例,從“主動回流”來看,首先,隨著廣西基礎設施建設逐漸完善,廣西縣域經濟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建設推進,農村生產生活與保障條件的明顯改善,以及外出務工收入差距逐漸縮小,吸引了部分外出務工者返鄉創業就業。

其次,廣西加大脫貧攻堅力度,扶貧工程項目增多,大力推進農村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開展農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搬遷建設等等,為農民工的回流創造了大量就近就業崗位。同時,也因扶貧資金的大量投入,活躍了農村經濟,加上近年來出台的扶持返鄉農民工創新創業政策以及不同規模的農民工就業創業孵化基地建設,有效推動了農民工創業發展,以創業帶動了本地就業。

第三,近些年來廣西基於獨特的沿海、沿江、沿邊地緣優勢,加上土地以及部分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不斷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也為吸引區外就業的農民工持續回流奠定了良好的產業基礎和創造了大量就近就地就業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視:新生代農民工登上舞台。

李國梁指出,新生代農民或者因為結婚生子、照看老人或者子女教育,抑或是基於外出打工的經驗見識、資金的積累,希望以創業來“謀發展”等,從而促使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選擇返鄉創業就業。

省會成重要吸納地

那麼,是否確實如此呢?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查詢了湖南省2019年統計公報,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4593元,增長8.5%,這一增幅並不低。但是湖南省內不少工作崗位的收入,也並不低。

根據湖南公佈的數據,2019年,湖南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74316元,比上年增加4095元,同比增長5.8%;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77563元,比上年增加4263元,同比增長5.8%;城鎮私營單位從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42012元,比上年增加1837元,同比增長4.6%。

而湖南的核心區域——長株潭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861元,增長9.1%。目前來看,很多湖南省農民工回流,集中於省會及周邊,以及湖南一些地級市。

根據湖南省汝城縣5月發佈的消息顯示,截至5月22日,全縣返鄉回流農民工216人,通過專場招聘、崗位推送實現了轉移再就業85人(再就業地點主要為本省長株潭地區、江西南昌、九江、吉安等地),扶貧車間就近就地就業28人,公益性崗位安置16人,發展農業產業轉移就業21人,接受技能培訓47人。

這並非是孤例現象。李國梁指出,從他負責的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的研究數據顯示,關於廣西新生代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區域去向,選擇未來流向東部沿海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北上廣等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僅占總體的14.5%;而未來會流向區內省會城市(南寧)就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占總體的37.5%;打算流向區內中小型市級城市(如桂林、柳州、北海等)就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占總體的28.9%。

不過,他認為回流仍然是緩慢發展的現象。目前,廣西工業化發展總體相對滯後,尤其是廣西中小城市的產業多屬於傳統資源密集型產業,產業缺乏支撐力,集聚效應不足;龍頭企業少,規模經濟尚未形成;廣西的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東部沿海城市相比還有較大改進空間。這就決定了未來一定時期內,廣西農民工“候鳥式”遷徙現象仍是主流,回流雖明顯但也僅是緩慢發展。

(作者:陳潔,實習生莫甜甜 編輯:周上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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