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債十幾萬,這些年輕人正在創業路上死磕
2020年06月28日07:11

原標題:欠債十幾萬,這些年輕人正在創業路上死磕

原創 趙景宜 有間大學

把民宿開進北京的隱秘胡同,把房客帶進北京的城市肌體。在北京,胡同里開民宿的生意到底好不好做?

大學畢業不到兩年,宋欣就“殺”進了民宿行業,但她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手裡的十幾套房子,有一天會變成負擔。

宋欣手頭的房子大多位於北京東城區,集中在南鑼鼓巷、北新橋、鼓樓等地,這一片的胡同有各式各樣的房源,經過簡單的軟裝設計,原本普通的住所就能變成一間民宿。

2020年5月17日,北京,唐彬來到育群胡同,他的大多數民宿都選址在這樣的雜居院子內。在一片熟人社區,居民對住進來的遊客非常警惕,常會向街道投訴,終止民宿運營。圖/張博原

過去,她和男朋友也在胡同里住過一段時間,後來搬到了朝陽區,因為那裡的街區更現代化。她認為,儘管胡同的生活很有趣,但始終缺乏都市生活的便捷與舒適。

讓宋欣的房源變成“負擔”的,是始自2020年年初的疫情。在此期間,國內旅遊市場跌至冰點,據宋欣介紹,受疫情影響,Airbnb、飛豬等民宿平台在北京重新開放預訂的日期一直在推延,最早也要到6月底,這促使她把大部分房子轉為長租,以此及時止損。

雖然市場短期受挫,但宋欣對未來依然樂觀:“民宿行業在明年估計會非常好,因為人們太久沒旅遊了。”

“這裏就是一個迷你空間,

放點東西進去就顯得很滿,但還算溫馨”

2017年,宋欣來到北京,在一家教育機構的新媒體部門上班。最初三個月,她幾乎沒休息過一天,經常加班到淩晨,住在公司提供的多人宿舍里。

“當時很崩潰,成天待在公司和宿舍,就像困在盒子裡一樣,每天都在跟屏幕‘說話’。”

宋欣負責撰寫營銷文案和策劃案,經常需要一版接一版地不斷修改。有一次,她把改過好幾遍的方案交給主管,後者看過後,當著其他人的面直接把一遝文件摔了出去:“這是什麼東西?”

很多因素促使她辭職,並決定開一家民宿。在辦公室,她常常偷偷上網看房源。

她所在的宋莊離市區三十多公里,因為每週只有一個休息日,到了那天,她就儘可能多地約見中介,去看更多的房源。而她選擇在胡同里開民宿,不僅是看中觀光帶來的人流量,也是因為投入成本相對較低。

“二環內有很多小型中介公司,每個中介都會私自和房東簽約,他們手上的房源不一樣,你得挨個去看。”

看過三十多套房源後,她終於確定了一間。“我當時比較傾向複式結構的房子。如果只是平層,那和普通人家裡差不多,沒什麼特點和新鮮感,沒有多少人會想住進來。”

但1萬多元的有限預算,讓她只能選擇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兩層樓,層高不到1.6米,房租每月3000元,步行5分鐘就能到南鑼鼓巷地鐵站。

刷漆、鋪地毯,購置沙發、洗衣機、冰箱、電視……她花了3000多元改造房屋。“這裏就是一個迷你空間,放點東西進去就顯得很滿,但還算溫馨。”

宋欣的目標客戶,是那些追求趣味的年輕人,但這群人普遍不太注重居住體驗。和大部分胡同里的房子一樣,宋欣的這個迷你空間沒有衛生間,租客需要去公廁解決。

“很多人住民宿,會要求對方提供沐浴露的品牌,臥房枕頭的材質、高度等。選我這兒的人預算一般有限,他們更多是想體驗老北京的生活。”

她把房費定在每晚200多元。上線的第一個月,房子幾乎每天都客滿,這讓她有了信心,自己也搬進了胡同,繼續尋找第二間、第三間房。

“每天看著叔叔阿姨們坐在一起下棋、聊天,早上提著鳥籠出門,這種生活氛圍特別好。”

趨於飽和的胡同民宿市場

最初營業的三個多月裡,宋欣要帶客人入住。房子在一個大雜院里,周圍住了三十多戶人,“特別難找,要從一個非常小的口進去,彎彎曲曲拐幾道,我的房子藏在最裡面一排,特深”。

比起人們想像中有明亮天井、樹蔭的四合院,眼前堆放雜物廢料的群居院落把房客迅速拽回現實。

卸下濾鏡,現實中的胡同民宿也許是另一這樣子。/ 圖蟲創意

住客們常常反映的問題是隔音差。回到房間,他們能聽到別人家的講話聲、電視機聲、炒菜聲,有時候連油煙味兒也能聞到。

“很多人住過一次胡同,就不會來住第二次了,它更適合短暫的體驗。”宋欣說。

宋欣進入胡同民宿業時,國內的民宿市場已幾近飽和。2019年11月,中國文化和旅遊大數據研究院發佈的報告顯示,中國共有66405家民宿,其中,北京有2436家,數量在全國排第二位。但開在胡同里的民宿並不算主流。

同年,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者王佳音在《建築與文化》雜誌發表論文,分析北京二環內歷史城區的民宿空間分佈,她通過大眾點評、小豬短租等平台,利用爬蟲技術進行信息蒐集,估算出北京二環內有257個民宿,其中傳統胡同院落型民宿124處。

宋欣則認為,胡同民宿正處在一個加速上升的時期,“但空房率很高,因為大家風格趨同。來北京旅遊的人,可以選擇住酒店、旅館,也可以去民宿更集中的朝陽區,沒理由來胡同住。

很多女生訂胡同房,其實只是為了拍個照,然後發社交網站炫耀”。

有些人住民宿,是想尋找新鮮而短暫的生活體驗。/圖蟲創意

熟悉了客人的需求後,她開始給每一個房源確定不同風格。她嚐試過佈置以零食為主題的客房,牆上粘個收納架,裡面擺放著不同國家的零食,“很受小女生喜歡”。

胡同里的房子普遍存在通風、採光不好的問題,長久待在裡面,人會感到壓抑,宋欣便要求工人們在屋頂開個天窗。

“這也成了我們賣得最好的一個房子,好評率特別高。很多人因為這個天窗預訂我們房源,他們會問:‘過幾天來住,會不會看到星星?’我說:‘那你一定要選天氣好的時候來。’”

但胡同的居住條件普遍不佳。在胡同住了兩個月的曹雨認為,那裡只適合“過渡一下”。

在她的描述中,房間總是非常潮濕,和鄰居共用的淋浴間也有點髒,更麻煩的是,上廁所要去院子外的公共衛生間,冬天也燒不了暖氣。

4月的某晚,曹雨發現院子裡有好幾戶人搬走了,他們是外地來的體力勞動者。

她目睹了房東和新房客打交道的過程:“原來,在胡同里租房有很大的溢價空間。一個房東開價3200(元),有個女生還到了2600(元),她稱會幫忙裝修。雖然房子裡帶獨立衛生間,但裡面會反味。”

院里很快搬來幾個新房客,都是年輕人,文藝氣十足,期待相對獨立的空間,但普遍收入不高。

“那種盤問就像調查戶口一樣,

感覺我做了什麼壞事”

宋欣被派出所找過,民警提醒她,她手頭的房源已經“被登記”了。在國內,民宿生意並非完全合法,但也沒有明確禁止。

理論上說,居民區不允許開設民宿或家庭旅館,而一般找上門的執法,大多和周邊居民的舉報有關。

“被舉報一次,一年內就不能再開,只能轉成長租,之前的努力也白費了。”

宋欣那所被舉報的房子位於育群胡同的一個大雜院。院內稍顯破敗,牆面上掛著38個電表。其實電表並不能顯示具體戶數,因為通常有好幾戶人共用一個電表。

老胡同的生活,不全是浪漫。/圖蟲創意

上世紀末,為瞭解決眾多人口的居住問題,北京很多四合院的內部被改建成一個又一個私房。

宋欣表示,深入北京胡同後,會發現它和想像中的差距很大,“居民們不太富裕,裝修也非常簡單,很多用的還是鋼塑門”。

今天的胡同只剩下老年人,年輕人大多搬走了。新的住戶由外地務工人員、喜歡胡同文化的年輕白領以及短租的遊客組成。

宋欣等民宿經營者抓住了胡同的這種變化,嗅出了其中的商機,同時也面臨著各種潛在的風險。

在胡同里開民宿,必須處理好和原居民的關係。宋欣在這方面就吃過很多虧,“一定不能說自己是開民宿的,這樣會被其他人舉報。每次裝修房子,很多居民都會過來問東問西,他們會用異樣的眼光看你”。

“那種盤問就像查戶口一樣,感覺我做了什麼壞事。老一代人有很強的集體意識,當了幾十年鄰居,過去都是家家戶戶不鎖門的狀態。”

在胡同里開民宿,還要處理好和原居民的關係。/unsplash/@Bruce Tang

在後馬廠胡同,宋欣租過一套帶獨立小院的房源,隨後改建成四居室的民宿。中介給了優惠價格,每月租金1萬元,而旺季時每天房費就有1000多元。

宋欣的男朋友唐彬更擅長處理和附近居民的關係。他過去覺得開民宿不太靠譜,但後來他也辭了職並參與進來。

唐彬稱,北京人的法律意識很強,這也和街道的長期教育有關,“他們會對流動的外來人口格外警惕”。

“我會說自己住在附近,是一個創業團隊,都是北京小夥兒,想宣傳胡同文化,讓外地人體驗一下老北京。房子賺不到什麼錢,來住的人也都實名認證了。你一說到賺錢,他們就容易眼紅,你如果強調是年輕人創業,他們就會理解你。”

交談時,唐彬會特意用京腔表明自己本地人的身份。他認為,如果告訴居民自己是外地人,就會被排斥。逢年過節,唐彬會帶些茶葉和水果給鄰居。

“人熟了之後就沒那麼多事了,少了些芥蒂。這兩年來,我們也對這些鄰居的性格有了些瞭解。他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不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就行。”

為便於住客找到各自的房間,唐彬會事先拍好視頻版路線圖。他叮囑客人務必保持安靜,尤其是晚上,附近的居民很早就休息。

進門的鑰匙一般就藏在窗檯上,再墊上個花盆。他考慮過電子門,但開門時的“滴滴滴”聲很容易吵到鄰居,也會引起居委會或片警的警惕,“一聽就知道你在開民宿了”。

“如果重選一次,我還是會做民宿,

但不會收那麼多房子了”

經驗和房源多了,宋欣開始注重民宿的選址,比如在一排房子裡儘量選中間的,“南方人可能不知道,在北方買房子,講究的是不要邊戶,因為冬天不保溫,夏天更熱。胡同里房子大多沒有暖氣,靠邊的會特冷”。

她也不再選那些位於胡同深處的房源,而是儘可能找臨街的,降低被舉報的風險。

胡同民宿有時會面臨被舉報的風險。/unsplash/@Steve Long

去年冬天,有一個熟客想投資50萬元。宋欣和唐彬自然想到了和中介類似的合作方式,不同的是,他們打算用投資人的錢來找房源、進行裝修,自己負責運營,所得收益進行分成。

他們想以此試水,未來擴大規模,“計劃在2020年銷售額翻一倍,達到400萬元。我們還成立了品牌‘也未空間’,打算聯合小型民宿主,一起擴大市場”,但這些計劃很快就“泡湯”了。

其實不只是宋欣、唐彬這些個體從業者,不少公司化運營的民宿主也承擔了巨大壓力。

“我們可能都付不起房租了。”建築師丹青稱。2016年起,丹青和兩位設計師朋友改造過四個四合院,每個院子占地面積180—270平方米,有5—7間客房。

不僅是住宿,他們還給蔡徐坤、楊千嬅、馬思純等明星提供過拍攝場地,而這樣的體量,也讓丹青感受到了壓力。儘管房東減免了一個月房租,但他們還是虧損了50萬元。

“這還是淨虧損,沒算預期的收入。我們開始接設計項目,以此補貼民宿。不太看好未來的一年,因為這次疫情不僅會降低人們的消費能力,也會改變大家的消費行為。”

宋欣和唐彬的日子更不好過。2月初,他們把手頭的一些房源陸續轉為長租,為了過渡,宋欣找了一份新工作,要坐一個多小時地鐵才能到公司。

“我得假裝自己很忙的樣子。本來晚上10點就可以下班,開會非要安排在深夜12點,我不能理解。同事都是1998年、1999年的,我壓力當然很大。”

“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覺。”唐彬也找了份新工作,5月19日上班。他和宋欣負債十幾萬元,需要用信用卡套現交房租。

“現金流算是斷了,過去賺的錢都投到房子裡了,所以看不到錢,這也是創業的怪圈。今年不會有旺季了,等明年吧。如果重選一次,我還是會做民宿,但不會收那麼多房子了。”

作者 | 趙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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