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下半年國際資本湧入中國是大概率事件
2020年07月02日12:28

  原標題:劉元春:下半年國際資本湧入中國是大概率事件

  中國經濟正從疫情的衝擊之中緩慢複蘇。

  國家統計局近日發佈的5月宏觀數據顯示,生產和需求不斷改善,消費需求延續回暖趨勢。與此同時,製造業和消費的複蘇仍緩慢,就業壓力猶存,物價持續回落。如何看待2020年下半年中國經濟的恢復情況,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哪些?在2020年下半年開始的節點,新京報就公眾關注的焦點問題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者劉元春。

  在劉元春看來,過去幾年一系列的改革為抗擊疫情、經濟複蘇提供了彈性基礎。預計四季度中國經濟可以實現6%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在今年年底基本上可以恢復到疫情前經濟的增長水平。從全年看,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可以實現2.9%的增長。不過,他同時表示,當前的中國經濟仍然面臨很大的下行壓力,和很多的不確定性。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依然是疫情。此外,還要警惕企業二次停工的風險。

  今年財政部公佈了赤字規模3.67萬億元和赤字率3.6%這兩個指標,如何有效落實財政政策,使得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劉元春認為,首先要尋找到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應該以救助民生、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為導向。其次,積極財政也要求提升基層使用財政資金的能力。第三,為了配合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和各類大項目開工,下半年貨幣政策要進行數量和價格上的進一步靈活適度調整。

  從外部環境看,全球經濟形勢會對中國經濟帶來哪些影響?劉元春認為,中國經濟的率先複蘇對全球經濟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下半年隨著國際資本湧入中國是大概率事件,今年全年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會逆勢上漲。與此同時,國際資本的湧入也會成為支撐人民幣的一個有效的力量。“對於很多人認為下半年人民幣會出現過度波動的觀點,我不認同。”

  “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可以實現2.9%的增長”

  新京報:

  下半年中國經濟可以恢復到疫情前的增長水平嗎?

  劉元春:

  中國疫情阻擊戰快速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為中國經濟的復工復產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而在行政性復工復產階段,舉國體製的優勢又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使得復工復產以超預期的速度推進。此外,在行政性復工復產向市場常態化復工復產的轉變過程中,“兩會”出台的一攬子規模性政策又提供了經濟複蘇的動力和機製。總之,在超大規模疫情的衝擊之下,上半年經濟的反彈為下半年經濟的全面複蘇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根據中國管控疫情的水平以及出台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們預測四季度中國經濟可以實現6%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在今年年底基本上可以恢復到疫情前經濟的增長水平。從全年看,我們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可以實現2.9%的增長。我們對中國經濟持這一樂觀的預測是沒有把極端的情況考慮進去,而是基於兩個方面的假設:(一)目前全球疫情常態化的發展趨勢,在這一趨勢下,我們假設全球疫情的拐點在二季度末、三季度初出現,同時第二次大規模疫情沒有再爆發。(二)下半年,在疫情管控和治理方面的國際合作進一步深化。

  各個團隊做宏觀分析的時候,會對下半年疫情發展做出不同的假定。我們認為,一些極端的情況確實會有一些苗頭,但是中國經濟在年底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態和水平問題不大。

  “要警惕企業二次停工的風險”

  新京報:

  下半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哪些?

  劉元春:

  當然,當前的中國經濟仍然面臨很大的下行壓力,和很多的不確定性。首先,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依然是疫情。從世界疫情的蔓延過程來看,疫情帶來的一系列超預期的變化導致全球疫情的拐點一再後延,這也導致世界經濟的底部繼續下探——我們原本預測二季度末,世界經濟就會走到底部,但現在看世界經濟到三季度時仍會進一步下探,中國經濟外部環境會繼續發生更大的變化。目前疫情仍是阻撓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障礙,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就很難恢復到常態。

  第二,要警惕企業二次停工的風險。在行政性復工復產之後,能否快速實現有效需求的擴張是當前面臨的一大問題。因為只有有效需求的擴張,內需才能夠得以快速地提升,進而保證復工復產的產能供給不會被中斷,否則就會導致企業的二次停工停產。

  第三,常態化的政策工具能否同時實現救助企業的兩個目標?對於微觀主體企業的救助有兩個目標:一個是疫情衝擊之下的救助,使得企業能夠運營下去;一個是幫助企業獲得充分的訂單,從而激發企業生產的活力。要想實現救助企業的這兩個目標,可能一種政策工具是不夠的,需要多種政策協調配合:一是要落實目前出台的一系列的直達的救助政策工具。二是要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要在恢復和提振國內需求為主體的經濟循環上下大功夫。三是要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有效提升民間主體的信心。

  “財政政策以救民生為導向、需要‘提效’和貨幣政策相配合”

  新京報:

  下半年的財政政策如何更積極有為?

  劉元春:

  今年我們財政政策的力度實際上並不小——財政部公佈的赤字規模3.67萬億元和赤字率3.6%這兩個指標,財政政策的彈性空間很大。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基建類支出、社保類支出並未納入這兩個財政預算當中,今年整個財政支出的規模大約在6.8萬億。只要我們能夠有效落實當前的財政擴張政策,這樣全口徑的財政規模和力度無疑足以支撐中國經濟的複蘇。

  如何有效落實財政政策,使得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

  首先,我們要尋找到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尋找這個著力點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疫情衝擊之下,我們的救助政策著力點應該是救助企業為主,還是以救助民生為導向為主體?我認為應該以救助民生、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為導向,而不是從簡單的供給側作為救助導向。那麼,以民生為導向救助時,要通過改革進一步構建社會安全網和製度性的民生救助體系,這就要求我們財政的著力點和過去相比有所變化和調整。

  其次,積極財政不僅意味著要“加力”,而且要“提效”,這就要求提升基層使用財政資金的能力。按照“兩會”的安排,1萬億特別國債和1萬億赤字資金能夠直接下沉到地方。一方面,可以和貨幣政策相配合,使用一些直達基層的政策工具“提效”,實現保基層、保企業等目標。另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也非常考驗基層市縣使用資金的能力。基層市縣對資金有較強的測算和管控能力,才能使得財政政策真正實現積極有為。目前我們的基層單位確實存在統籌協調能力不足、在大型項目上構思不足等問題,我們要在解決基層使用資金效率的問題上下大功夫,有效激發出基層的活力和效率。當然,這也需要中央有關部門加強對基層單位的督促。

  第三,貨幣政策要積極配合財政政策。如果貨幣政策在數量、價格上的配合,財政政策的實施效率就會大減價扣。央行近期政策調整,是為了應對目前短端利率過低引發各種問題的短期安排,並不代表貨幣政策轉向。下半年,為了配合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和各類大項目開工,貨幣政策會按照政府工作報告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佈局,進行數量和價格上的進一步靈活適度調整。一是M2增速和社會融資增速將隨著名義GDP增速在三四季度明顯反彈而進一步提升;二是通過降息降費等方式落實金融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的要求;三是進一步創新各種工具加強貨幣政策的結構性和直達性效果;四是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在提高逆週期調節的同時,對脫實向虛和金融泡沫化傾向進行專門治理。

  “下半年國際資本湧入中國是大概率事件”

  新京報:

  如何看待下半年的全球經濟形勢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劉元春:

  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除了疫情本身這一超級“黑天鵝”,疫情也給全球的社會政治經濟帶來超預期的變化,這種變化帶來的風險也會產生外溢效應。比如,疫情之下,美國大選、美國種族主義導致的社會分裂、地緣政治進一步抬頭,全球進入更加動盪的時期。

  我們繼續面臨著外部環境惡化的局面,中國經濟未來仍然面臨很多外部的挑戰。從貿易出口看,由於全球疫情仍然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使得全球貿易還沒有走到最糟糕的底部,同時考慮到美國大選之下的中美衝突、地緣政治衝突加劇,今年下半年的出口仍面臨比較被動的情況,下半年的出口壓力並不比上半年低,我們預計中國出口增速在-10%左右。但這個數據不是一個特別悲觀的數據,這是因為從今年前五個月的出口數據看到,穩住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基本盤,是穩定出口、供應能力的一個基本前提。在世界各國的經濟因為疫情出現停擺和混亂的過程中,率先控製住疫情的中國經濟可以保證向全世界的供給,加上原有的市場,下半年的中國出口表現可能會比預期好點。

  從疫情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看,全球疫情也必然給中國的供應鏈帶來衝擊,但這種衝擊不是根本性的衝擊。此次疫情證明了全世界的產業鏈很難離開中國,在短期內也無法構建新的市場。可以說,疫情不但沒有削弱中國在全世界產業鏈上的地位,反而得到了鞏固和穩定。

  從國際資本流動看,下半年國際資本湧入中國是大概率事件。歐美的復工復產的速度比想像中要緩慢很多,二季度、三季度歐美經濟會進一步回落。但中國經濟從3月份疫情得到有效控製之後就開始率先複蘇,中國經濟已經重啟了強大的供應能力、穩定的供應鏈條,對全球經濟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全球資本會進行重構,特別是歐美的金融市場會進行相應的調整,下半年隨著國際資本湧入中國,我們今年全年的國際收支平衡不但不會下降,反而會逆勢上漲。

  今年下半年中貿貿易摩擦等外部因素會在短期給人民幣帶來壓力,並產生波動,但是中國經濟持續複蘇的基本面正在改善,複蘇的速度在加快,同時國際資本的湧入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支撐人民幣的一個有效的力量。因此,對於很多人認為下半年人民幣會出現過度波動的觀點,我不認同。

  “過去一系列的改革為抗擊疫情、經濟複蘇提供了彈性基礎”

  新京報:

  下半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在哪裡?

  劉元春:

  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中國這一超級巨大的市場已經形成了比較自洽的供應體系。第二,過去幾年實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中國經濟抗擊疫情、經濟複蘇提供了很好的彈性基礎。“十八大”以來,一系列的政策改革之下,中國經濟從出口型增長模式向內需驅動型模式轉變。同時,去杠杆政策之下,梳理了一些經濟運行中突出的問題,解決了脫實向虛、中小企業融資等問題,構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和新機製。我們可以看到,在疫情之下,中國的新經濟發展保持穩定。第三,我們還有著製度性的優勢。除了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在此次疫情衝擊下明顯表現除了。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侯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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