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災、蝗災、疫情與氣候變化,天災還是人禍?
2020年07月08日14:12

  來源:賽先生

  洪災,不再是一生一次

  58條河流發生超出警戒線以上洪水,重慶市更是遭受到80年以來最大洪災,三峽大壩水位不斷告急……根據國家減災委、應急管理部的數據,到6月下旬,已經有13個省的1200萬人受到影響,洪水使78人喪生,9.7萬棟房屋受到破壞,並造成25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

  其實在我國,洪災幾乎年年有。根據《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佈圖集》中梳理的歷史及氣候資料顯示,在1470至2018年這549年間,全國沒有一年未出現大澇,區別只是,有些範圍大,有些則局地性明顯;且出現頻率呈現明顯的年代際變化特徵,以2-3年左右的週期為主,還有11年左右、22年左右、50-60年左右以及80-100年左右的“世紀週期”。這也就難怪,給人一種錯覺——“洪水年年有,每年各不同,三年一小災,十年一大災”,沒什麼大不了的。

圖源:中國天氣網-中國旱澇五百年
圖源:中國天氣網-中國旱澇五百年

  然而,隱藏在年代際變化的背後,是極端天氣事件的增多。

  中國氣象局編寫的《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19版)中明確指出,1961-2018年,中國極端日降水量事件的頻次呈增加趨勢,平均每10年增多17站日;中國氣候風險指數總體也呈升高趨勢;乾旱和洪水等與氣候有關的災害的發生也有所增加,而且其幅度還在擴大。

圖源: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19)
圖源: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19)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2018年發佈的特別報告中提出警告,全球溫度已高於工業化前水平1.5°C,全球升溫會導致極端天氣和氣候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增加。全球氣候變暖,從而使得地表蒸發加劇、水循環加快,大氣持有水的能力增加。根據克勞修斯-克拉珀龍方程(Clausius-Clapeyron equation),地表溫度每升高1°C,空氣中就會增加大約7%的額外水蒸氣,這會導致降水強度、持續時間和/或頻率的增加。

  然而,試圖將極端天氣事件歸咎於複雜的氣候系統面臨極大難度。美國佐治亞州理工學院地球與大氣科學學院系主任朱蒂斯·庫里認為:“IPCC的評估過於簡單化。”人們往往將極端天氣歸因於全球氣候變暖,這種做法可能植根於一種需求,即引導公眾輿論和政界人士,朝著採取措施來遏製氣候變化的方向發展。但是,極端天氣的形成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與自然氣候體系內部數十年的震盪有關,例如,太陽黑子活動週期、海洋運動週期、行星會和週期、月亮運動週期等均有著對應關係。

  雖然很難在單個極端事件和氣候變化之間建立直接聯繫,但人類活動對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也是真實存在的。

  例如,洪水是由自然和人為因素共同引起或加劇的。

  主要的自然因素包括之前所說的強降雨或長時間降雨,此外還有融雪、雷暴、颶風等等;人為因素包括堤壩的結構破壞、排水系統的變化以及土地覆蓋的變化。城市化過程會產生大面積的不透水錶面(例如道路,人行道,停車場和建築物),傾盆大雨可能會超過雨水渠的承載能力,從而導致城市洪水氾濫;土壤侵蝕使得水庫和湖泊泥沙淤積,致使河床抬高,水位升高;草原和濕地的破壞與退化,地下貯水能力嚴重下降,會減弱對洪水的控制力;濫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使山坡喪失蓄水固土能力,誘發特大洪災。

  另一方面,不容忽視的是,隨著工業社會發展、城市化進程推進,旱澇災害造成的經濟影響相比以往更為嚴重。1965—1989年,旱澇等氣象災害導致的平均直接經濟損失(按照2013年物價計算)為1192億元,而1990—2013年,這一數字躥升至3079億元,增長了1.6倍。氣象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絕對值呈上升趨勢。其中,洪澇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占氣象災害經濟總損失的比重最大。

  很明顯,我們必須得做好準備應對更加激烈和更加頻繁,以及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加巨大的極端天氣事件。

  蝗災,步步逼近的異鬼大軍

  在今年的早些時候,蝗蟲進犯的消息在各大網站被轉載、闢謠,然而,這個最終沒有到達中國的災禍卻並非不存在。蝗災,同樣是是強降雨引發的災害之一。近期,西非到東非、西亞至南亞的20多個國家遭遇了數十年來最嚴重的蝗災。

  據聯合國農糧組織估計,僅在災情最嚴重的索馬里、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三國,蝗蟲數量就達到3600億只,密度更是達到了驚人的每平方千米1500萬隻。

  在風力的助推作用下,蝗群一天能夠遷徙150千米,一天能吃下相當於喂飽2500人的糧食份量,僅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就有超過7萬公頃的農田被蝗群啃食殆盡。如烏雲蓋頂般的蝗群甚至影響到了民航的正常通航。一架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的飛機在飛行途中遭遇蝗群,蝗蟲像冰雹一樣撞擊飛機,擋風玻璃上粘留的褐色蟲屍,嚴重影響飛行員的駕駛視野,導致飛機不得不轉向偏航。

  通常認為,乾旱與蝗災有密切關係,在各類古籍文獻中,“旱蝗”之類的記載也屢見不鮮。然而,僅僅乾旱卻遠遠不夠。

  沙漠蝗蟲產卵需要土壤含水量低到10%到20%,在較為乾旱的氣候情況下,產卵密度可達每平方米20萬~40萬粒。但蝗蟲在若蟲時期身體較小、沒有翅膀,尚不能起飛,若持續乾旱,它們就會自然死亡;若想發育成成蟲,天氣需要轉向濕潤和溫暖。異常的強降水天氣正是這場災禍的主要導火索,其中包括在過去2年中襲擊了東部非洲和阿拉伯半島的幾個罕見氣旋。

  乾旱時大量產卵,降水後發育成長,僅2018年阿拉伯半島上的兩個颶風,用了9個月就使三代蝗蟲繁殖成功,使在紅海兩岸沙漠地帶上嗡嗡作響的蟲子數量擴增了大約8000倍。在2019年夏天,為了要尋找更多食物,蝗蟲開始從阿拉伯半島遷移到非洲。而2019年是非洲自1976年以來颶風數量最多的一年,僅東部就有8次颶風,這又恰好成為了蝗蟲擴充大軍的溫床。

《衛報》對蝗災的報導
《衛報》對蝗災的報導

  而導致阿拉伯半島和東非蝗蟲繁殖的每一個颶風都是不尋常的。正如NASA指出的,阿拉伯海可以持續數年不形成單個旋風,但2018年卻是阿拉伯半島風雨如磐的一年,2019年又打破了東非幾十年來的氣象記錄。

  東非異常降雨的天氣與被稱為印度洋偶極子(IOD)的自然氣候系統有關。(由於與太平洋的厄爾尼諾現象相似,IOD有時也稱為“印度裔厄爾尼諾”)當印度洋偶極子為負數時,西風將澳州附近的暖水推開,使該大陸的南部增加了降雨;當為正數時,西風減弱,使暖水和降雨向東非轉移。

  2019年IOD升至1870年以來的第二高水平,因此,東非和澳州同時經曆了截然相反的極端氣候:IOD的強正相為前者帶來了大雨,卻為後者引致乾旱,東非蝗災與澳洲山火讓這兩個相距萬里的國土在同一時間遭受了歷史性的災難。

  新冠與生物多樣性危機

  聽起來似乎難以置信,但COVID-19大暴發與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危機同樣息息相關。

  今天,生物多樣性(從基因、物種到生態系統的所有生物多樣性)的下降速度都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快。《 2019年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中警告說,物種滅絕的速度正在加快,可能對世界各地的居民造成嚴重影響。

  人類生活在生命之網中。這張網是一個複雜的、相互聯繫的系統,其中每個部分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一個要素被更改(或刪除)時,整個系統都會受到影響,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後果。

  生態系統越多樣化,一種病原體就越難以迅速傳播或占領主導地位。相反,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為病原體在動物和人類之間的傳播提供了機會。

  人類60%的傳染病是人畜共患疾病,新出現的傳染病中有75%是人畜共患疾病,換句話說,這些疾病都是通過動物傳染給人類的。最近幾年來,新興的或重現的人畜共患疾病包括伊波拉病毒、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尼帕病毒、裂穀熱、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西尼羅河病毒、寨卡病毒,都與人類活動有關。例如,伊波拉疫情在西非暴發,根源在於森林砍伐導致野生動植物與人類活動區聯繫更加緊密;禽流感的出現與密集的家禽養殖有關;尼帕病毒的產生與馬來西亞養豬業和水果生產的集約化有關。雖然新冠病毒尚未明確它的來源,但它同樣也是從動物宿主傳播到人類。

  我們清除森林並破壞棲息地,使野生動物更靠近人類居住區;我們狩獵和出售瀕臨滅絕的野生生物,從而增加了疾病從動物傳播給人類的風險。

  氣候變化也可能會成為人畜共患疾病暴發的強大驅動力。隨著全球變暖,攜帶傳染病的動物可能會適應更廣泛的氣候;病原體有能力在更高的溫度下生存,從而變得更強壯;而人類的免疫系統在與疾病的鬥爭中也會面臨更大的考驗。

  早在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疾病生態學家Peter Daszak博士創造了“疾病X”一詞,來描述一種未知的病原體。疾病X在當時的定義是:“很可能是源於動物的病毒所致;經濟發展將人與野生動植物聯繫在一起;疾病X可能會在暴發初期與其他疾病混淆,並且迅速而無聲地傳播;利用人類的旅行和貿易網絡,它將到達多個國家並很難阻礙遏製;疾病X的死亡率將高於季節性流感,但與流感一樣容易傳播”——這聽上去是不是很像現在正在暴發中的新冠病毒?

  後記

  以上所提到的這些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目前飽受爭議,這些風險是不是被誇大了呢?

  到底是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導致了氣候問題,還是氣候問題本身導致了環境變化?這兩種解釋都不正確。我們從來都不應該從單方面來看問題,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再加上氣候變化這一因素,兩者結合後產生的影響才真正致命。

  美國著名演化生理學家賈雷德·雷蒙德在《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一書中,利用不同社會面對環境問題採取的不同回應方式來進行了探討。譬如,森林退化這一問題,雷蒙德指出,新幾內亞高地、日本、蒂科皮亞島和湯加島都曾遇到過,當地人採用成功的森林管理方法化險為夷;相形之下,復活節島、波利尼西亞群島中的芒阿雷瓦及格陵蘭的維京社會卻因為沒能找到相應對策而走向消亡。

  因此,一個社會的應對之道取決於其政治、經濟、社會製度和文化價值觀,這些製度和價值觀影響到社會能否解決其面對的問題或是否嚐試去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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