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到民國,百姓怎樣打官司
2020年07月10日08:02

  原標題:從晚清到民國,百姓怎樣打官司

  《龍泉司法檔案》還原捲紙背後的司法史

  通覽各個時期的狀紙,包偉民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變化,起初,狀紙上還普遍使用“號泣青天大老爺明鑒”,隨後出現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審官俯賜”或“請求縣政府恩準(賜準)”,後期,狀紙的結尾則統一地使用了“請求察核”“謹呈公鑒”等語句。

  語氣的變化,正反映了當時司法製度的變革

  “升——堂——”

  “威——武——”

  “堂下何人,所為何事?”

  “草民冤枉,請青天大老爺做主哇——”

  這是無數古裝影視劇中,無數次出現過的鏡頭,如果想像古人如何打官司,這些鏡頭就會浮現在許多人的腦海中。

  但是,他們如何打官司,他們為什麼打官司,他們打官司需要哪些手續……這些曾經發生過的真實,在“戲說”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司法檔案中,我們方能重新走進曆史深處。

  在浙西南的一座山城里,一組1.7萬餘卷、88萬餘頁的“龍泉晚清民國司法檔案”(以下簡稱“龍泉司法檔案”),記載了兩萬多個訴訟案件,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是目前已知晚清民國時期保存最完整、數量最大的基層司法檔案文獻,已經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五輯合影。

  而為了整理選編這批檔案,檔案人、學人、出版人進行了一場12年的接力,到2019年,國家出版基金重大項目《龍泉司法檔案選編》五輯96冊全部完成出版。

  龍泉青瓷傳統燒製技藝和龍泉寶劍鍛製技藝都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前者還入選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有學者指出,“龍泉司法檔案”堪稱是這座山城的“第三件國寶”。

  “摳門”局長的寶貝

  2003年6月,朱誌偉從龍泉市委黨校副校長調任市檔案局(館)的第七任局(館)長。交接工作時,前任給了他一串鑰匙。據說從1986年,檔案局(館)正式成立,它一直由一把手保管。

  “這串鑰匙是哪裡的?”

  前任走得匆忙沒有細說,朱誌偉忙著熟悉新工作,也沒顧得上細問。等想起這個問題,已經是幾天后的事情了。

  同事告訴他,那是“敵偽檔案”的庫房鑰匙。

  檔案局有兩幢小樓,一幢是危房,另一幢也是危房;一幢存放黨委政府檔案,一幢存放“敵偽檔案”。

  同事還告訴他,這批檔案1985年從縣法院移交過來後,就存放在那裡,原封不動、乏人問津。

  叫上同事,帶上鑰匙,“新官”想去看看老檔案的樣子。

  朱誌偉記得,那是幢四層磚木結構的房子,一樓二樓是辦公室,三樓四樓是庫房。二樓和三樓間的樓梯還裝了一道可以平移推拉的防盜柵欄門,門上掛了一隻大鐵鎖。三四樓各有兩間庫房,走進其中一間庫房,兩人先撞了一頭蜘蛛網,繼而看到一副破敗的景象:木櫃子的門已經合不上了,鐵皮箱上是厚厚一層灰。

  “這些還是省檔案局留給我們的,當年因為龍泉地處深山,省檔案局覺得這裏適合搞‘三線’建設,就把後庫造在這裏。後來後庫撤銷,文件運回杭州了,箱子櫃子留給我們用。”朱誌偉回憶說,而這個庫房也是別人留下的——交通局的舊樓。

  “曾經也有人提出,可以找人整理一下,沒有用的就處理掉。據說,附近有個縣在上世紀50年代,就拉了幾卡車的舊檔案送到溫州打成了紙漿。”龍泉市現隸屬於地級市的麗水,1990年撤縣建市,曆史上,麗水曾併入溫州專區。

檔案紙。

  “當年專門裝了一道防盜門,鑰匙一直由一把手掌管,自有道理。”畢業於麗水師專中文系的朱誌偉思忖著抽出幾本檔案,只見字跡端正,都是繁體字豎行書寫,用的多是宣紙。

  “我覺得裡面都是龍泉的曆史,只是沒有時間研究,研究出來,沒準是龍泉的寶貝。但是要加快保護搶救。”

  龍泉氣候濕潤,食用菌是當地的著名土特產。但是這一氣候卻給紙質檔案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在進館前,60%以上的案卷存在蟲蛀、黴變、破損等情況。

  2005年10月,龍泉市檔案館新館啟用。建築面積原本規劃2000平方米,經過朱誌偉和同事們反複爭取,最終翻了一倍。時至今日,館里的新進人員都知道,現在的硬件設施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但是有一件事,老同事們還是會覺得“老朱局長”摳,他為了節約搬運費,硬是帶著大家,在10天時間里搬運了10多萬卷檔案。

  說起朱誌偉的“摳門”,不止一件。不過,朱誌偉對這批寶貝,挺大方,專門花錢訂製了幾千個無酸紙檔案盒,把它們整理裝盒,喬遷新居。

  大學與小城的文化之緣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的地方大量銷毀曆史檔案,還被國務院通報批評。龍泉這批檔案能保存下來,堪稱幸事。”浙江省檔案局原副局長韓李敏說。

  朱誌偉則認為,龍泉地處浙江西南部山區,甌江上遊,不易受到外界干擾,是檔案能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抗戰的時候,浙江省政府遷到我們下遊的雲和縣,有170多個單位繼續往上遊搬,搬到龍泉。”

  其中,還有浙江大學。1939年,浙大西遷,為滿足東南學子就近入學需要,在龍泉成立浙東分校,後改名為龍泉分校,辦學七年,招生逾千。

  2007年秋天,浙江大學曆史系(原杭州大學曆史系)的三個老同學一起吃飯,為學術研究尋找方向。“我和包偉民、方新德是82屆的,不但同班,而且同寢室。”韓李敏告訴記者。

  其時,浙江提出加快建設文化大省,浙江大學也在研究加強人文學科,向各院系徵求意見。在一個座談會上,時任曆史系主任的包偉民教授斟酌再三後提議:人文學科往往是學者個體思考,不一定適合做大項目,但是就史學而言,像大型檔案文獻整理,還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領導聽進去了,於是,包偉民和同學兼同事方新德,去找韓李敏。“我們問老韓,浙江省里有沒有什麼檔案文獻,他告訴我們有一些,然後我們在省內轉了一大圈。”

  “我向老包他們推薦了好幾套檔案,其中也有龍泉。”韓李敏1990年左右帶工作組去麗水,在龍泉看過它們。“當時就有許多紙張蟲蛀霉爛了,但是從晚清到民國,保存如此完整,在全國少見。”

  “聽說包教授要來,我當時很高興,”朱誌偉說,檔案搬到新館之後,他們也專門請了退休老職工和退休教師來整理。“2004年我們就花了上萬塊錢買了電腦和掃瞄儀,但是沒有能力研究,研究不透保護就不徹底。”

  “浙大和龍泉一直有市校合作機製,所以我也有個‘小算盤’,能通過‘市校合作’辦點事。包老師當時已經到了溫州,在看當地的曆史檔案,但是聽說他買不到溫州到龍泉的車票差點不想來的時候,我實在是有點著急。”

  2007年11月20日,包偉民帶著青年教師徐立望經過一番周折,還是到了龍泉。“包老師到龍泉天已經黑了,我騎著電瓶車去接他。”第二天一早,朱誌偉帶包偉民一行到了檔案館,先看了一批文書檔案,但是客人感覺學術價值一般。“然後我就和包老師說,還有一批司法檔案。他看了以後,問我之前有沒有整理過。我說,沒有。”

  原本當天就要返回的包偉民推遲了行程。臨別前,他告訴朱誌偉,是好東西,但是要花時間認真整理,重新製作目錄和概要。

  大受鼓舞的朱誌偉,就像當年四處呼籲擴建檔案館一樣,到處找領導,爭取經費和項目。

  2008年7月,市校合作項目“龍泉民國司法檔案研究與整理”正式啟動。包偉民說,如果沒有龍泉和浙大的特殊關係,這個項目能否開展,也很難說,而朱局長在當地找一個個領導去磨,也很不容易。

  拂卻塵埃現明珠

  龍泉市檔案館的306室,門楣上是“民國檔案庫房”六個紅色宋體字,門裡則是一排十隻手搖檔案密集櫃。保管利用科科長章亞鵬搖動手柄,密集櫃徐徐分開。“龍泉司法檔案”就存放在這裏。

  “室內溫度是14-24℃,可以有2攝氏度浮動,濕度是45-60%,可以有5個百分點的浮動。”章亞鵬問記者,“是不是還有點氣味?聽說當時整理檔案時氣味還要濃,之前為了防蛀,灑過敵敵畏。”

  新中國成立後,這批檔案被當時的龍泉縣人民政府完整接收,“文革”時被封存在縣公安局,1969年做過整理,1973年,龍泉縣法院恢復工作後又進行了整理,直到1985年移交至龍泉縣檔案館。新任龍泉市檔案館館長魏曉霞說,現在他們在整理時,還時常發現,當時檔案整理並不規範。“有些檔案褶皺都沒有撫平,就在背面貼上襯紙了。”

  2006年,這批檔案被列入省級重點檔案搶救和保護項目,得到了國家檔案局和浙江省檔案局的支持。2011年6月,龍泉市檔案局又建立了檔案裱糊中心,目前的工作仍在繼續。

  與此同時,在2008年,“龍泉司法檔案整理與研究”項目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數字化工作,對檔案進行了全彩掃瞄。2009年1月,浙大曆史系編研團隊對檔案開始重新編目。

  由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兩次整理很不規範,同一案件的文件散落在不同的卷宗中,重新編目勢在必行。“我只能發動研究生,逐張閱讀上百萬頁的材料,再編目錄,後來我去中國人民大學工作了,是兩個學生吳錚強和杜正貞接手。”包偉民告訴記者。而浙大曆史系副教授吳錚強則回顧說,編目主要是組織學生們做的,雖然很粗糙,但是也為後面的選編與研究提供了一個特別必要的基礎。

  “我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宋史,但是‘龍泉司法檔案’對我同樣具有吸引力。”吳錚強回顧說,“我偏向做社會史,這批材料對社會史研究價值太大了,不能僅寫幾篇文章,要大規模地開展系統整理研究。”

  但是,經費一開始並無著落。又是靠曆史系的同班同學幫忙,包偉民得到了第一筆經費。正好,浙大當時有個對外來資金的配套政策,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又配套了一筆。“當時我還給省社科聯打過報告,後來他們告訴我,這項工作已經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經費批下來了。不過接到他們電話時,我已經到了人大,連忙叫浙大方面去對接。”

  有如一輛汽車,接連發動了幾次,終於緩緩前行,進而駛上了快車道。“龍泉司法檔案”猶如一顆明珠被拂去表面的浮塵,日益光耀奪目。多位專家學者對它給予高度評價,著名清史學者戴逸、著名近代史學者黃興濤、著名法製史學者黃靜嘉不約而同地將它定性為晚清民國時期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司法檔案,法製史學者王宏治更稱它是繼寶劍、瓷器之後的龍泉又一寶。

  2011年2月,浙江大學成立了地方曆史文書編纂與研究中心,以龍泉司法檔案為核心,專業收集、整理、編纂與研究地方曆史文書。2013年11月,“龍泉司法檔案整理與研究”得到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的批準,列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15年,“龍泉司法檔案”又入選第四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延續比斷裂更重要

  在龍泉市檔案館的二樓,步入“龍泉司法檔案”的展廳,一件件檔案,定格了近代基層生活的一個個瞬間,也能讓人通過對比,看到社會的變與不變。

  這是一張立嗣文書,寡婦葉張氏雖有一子兩女,但是兒子去世後,只能過繼夫家侄子葉世根為繼子。“一切權益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兒不能繼承——這樣的規則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但是,文書見證人中,葉張氏的弟弟作為母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親舅大”仍然是中國社會的傳統民俗,拜年先給娘舅拜,兄弟分家要娘舅主持。各級黨委政府大力倡導的調解工作也常被喻為“做娘舅”。

  這是一張大紅庚帖,寫上未婚夫妻的生辰八字,互換後締結婚約,又經縣官批示“註銷”。

  訂婚這個環節,在現代已經淡化了,即使離婚,也不需要政府官員簽字,好合好散的,上婚姻登記處,否則,法院見。

  但是,庚帖上的“大紅(燭)成對”,也就是一對大紅蠟燭,現在,仍是當地佈置洞房的必需品,只是改成了電燈模型。

  “檔案也不能說是完全客觀,畢竟是人寫出來的,但是它未經後人的修改篩選,相對來說保證了原始狀況。傳統史學研究比較注重上層的國家治理,但是基層治理是怎麼做的,基層生活是怎麼樣的,這批檔案恰好能給我們提供明確的信息。”

宣統元年呈狀。

  通覽各個時期的狀紙,包偉民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變化,起初,狀紙上還普遍使用“號泣青天大老爺明鑒”,隨後出現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審官俯賜”或“請求縣政府恩準(賜準)”,後期,狀紙的結尾則統一地使用了“請求察核”“謹呈公鑒”等語句。

  語氣的變化,正反映了當時司法製度的變革。我國古代一直延續行政與司法合一的製度,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到了近代,司法機構才逐漸獨立出來。龍泉縣要到1929年11月1日才正式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級已經單設的司法機關的發函對象仍然是龍泉縣政府。

  製度的建立,特別是落實到基層,往往需要一個過程。

  “契約”和“契約精神”,現在被許多人時常掛在嘴上。浙江大學曆史系教授杜正貞在編纂檔案時,研究了當時的契約運行後發現,如果中間人離世,就會造成契約死無對證的狀態。“中國傳統的契約鑲嵌在具體而生動的社會關係中,一旦遠離了這個社會關係,不論是在空間上,還是時間上,對契約的理解就存在風險。”

  這樣的判斷,即使在今天,對於司法者來說,也不無裨益。

  “其實基層生活延續性非常強,我們要強調曆史的延續,延續比斷裂更重要,研究延續就很有必要研究基層生活。”包偉民對記者說。

  為地方文書檔案出版“發凡起例”

  2010年5月底,中國人民大學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包偉民任中心主任。在中心成立的學術會議上,他向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和書局曆史編輯室主任李靜介紹了“龍泉司法檔案”,探討能否在中華書局出版。

  “進入新千年後,學術界在區域史研究方面形成了新趨勢。在這一輪學術新潮中,學者也關注地方檔案的新發現和新認識,像台灣的淡新檔案、四川的南部縣衙檔案都很受關注。”中華書局執行董事徐俊回顧說,他們一直以跟進和服務於學術研究為職責,也很關心重要地方檔案的發現及研究狀況。

  許多讀者瞭解中華書局,主要是它出版的點校本“二十四史”等大批傳世文獻。書局大眾圖書出版中心主任李靜則告訴記者,中華書局也一直在做許多出土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如著名的《尹灣漢墓簡牘》《天水放馬灘秦簡》等,因此,對此類文獻價值有自己的判斷。“2010年,我和同事羅丹妮來杭州瞭解浙大團隊的檔案整理編目工作,就感覺很有價值。”

  2011年9月,“龍泉司法檔案”迎來了出版人。“包老師開私家車帶我們去的龍泉,開了5個小時,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太多了,真是翻山越嶺。”徐俊感慨地說,為了這部檔案早日面世,當地的檔案工作者和浙江大學的學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次開會,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都會參加,出版工作是多方合力。”

  2012年3月,中華書局提出的《龍泉司法檔案選編》第一、二輯出版計劃被國家出版基金批準,得到資助,並列為重大項目。2017年2月,中華書局提出的《龍泉司法檔案選編》第三、四、五輯出版計劃被國家出版基金批準,再度得到資助,並列為重大項目。換言之,它兩度得到了國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龍泉項目組先後有李靜、柳憲、孫曉林和李爽等編輯,還有編校部參加。我們和浙大團隊不僅完成了出版任務,而且讓地方文書檔案的整理出版,達到了中華書局整理出版傳統經典的標準和規範,有發凡起例之功。”徐俊介紹說,有的地方檔案出版也就是以卷宗為單元的簡單影印,而《龍泉司法檔案選編》還包含了研究性的整理成果。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全書5輯96冊,共收錄案例343個。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稱、內容提要、檔案索引、圖錄四部分組成。中華書局曆史編輯室編輯李爽介紹說,整理之後,以案件為核心,以時間為脈絡,清晰地歸聚串聯起散佈於不同卷宗中的各類文書,有利於研究者閱讀和使用。

  “因為原始檔案是散亂而不成體系的,當時我們就考慮,可能同一時期留存下來的檔案,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因此應該找到適合它們的整理方法。”李靜說,中華書局和浙大雙方經過反複溝通,製定了非常詳細、多達數十頁的整理規範,可以說是把點校二十四史的精神,用到了整理“龍泉司法檔案”上。也因為此,《選編》第二輯的審讀報告獲得了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主辦的2015年全國優秀審讀報告評比的一等獎。

  擷取近代百年的一個個基層瞬間

  “龍泉司法檔案”中的內容始於1851年,止於1949年,跨度99年,記錄的訴訟案件逾兩萬宗。

  “那個年代中國還沒有檔案學,是‘有文必檔’,什麼東西都往裡面放。這有利有弊,雜是雜了一點,但是許多信息都能保存下來,也是件好事。”韓李敏說,中國的檔案學科是近代以後慢慢建立的,但還是有“捨不得扔”的習慣,西方國家檔案館的檔案,只有10%需要長期歸檔,我們現在這一比例還有30-40%。

  在這種情況下,用選編的形式進行整理出版更為合適。包偉民說,由於案例眾多,不少案情類似,可以從中選取有典型性的案例,以案件類型的典型性、審判程序的完整性、時代的特殊性和整體的史料價值作為首要的選編因素。

  這就需要編纂人員在明悉地方自然環境、曆史沿革、經濟狀況、人群組織、風俗習慣的基礎上,遴選充分展示社會變遷和基層司法細節的案件,且要兼顧文書的保存情況,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

  “我和杜正貞都是兼職做‘龍泉司法檔案’的工作,特別是做《選編》的第一輯時,天天熬夜。”吳錚強回憶說,“直到浙大地方曆史文書編纂與研究中心成立後,傅俊等專職研究人員接手,我們才輕鬆了一些。”

  “我高考的第一誌願是法學,可惜未能如願,但是卻讓我遇到了‘龍泉司法檔案’。”李爽說,在《選編》第二輯編輯工作的衝刺階段,自己的夢境里都是一幅幅展開的文書。“這套書就像是鐫刻在我的生命里。”

  2012年8月,《選編》首輯出版,2019年9月,《選編》五輯96冊全部出齊,編輯工作曆時8年,共涵蓋約1084個卷宗、26528件檔案,審校了近4萬面校樣、6萬餘幅圖版。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曆史學者、民俗學者趙世瑜表示,《選編》展現了變革時代的山區社會和人的生活世界,而對研究者來說,萬里長征才邁出了第一步。

  杜正貞則告訴記者,這批檔案記錄的是清代的法律訴訟製度向近現代法律訴訟製度轉變的過程,可以看人們如何在一套新的話語體系下去解決老問題,怎麼應對變化了的製度,對於現在的基層治理和法治建設,也會有重要的借鑒作用。“曆史學要求我們以‘理解之同情’的態度來對待史料中的人和事,將它們置於那個時代的製度、經濟社會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但是社會學和法學的解讀就可能不太一樣,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人來利用和研究這批檔案。學科和學者讀者的多樣性,才能帶來對其理解的完整性。”

  和吳錚強一樣,傅俊的本行也是宋史。“我的本行是作南宋村落史研究,但是宋代留下的相關資料很少,而編纂這批檔案,能更貼近基層社會細節和日常狀態,幫助我認識和想像800年前的社會生活。”

  而在龍泉,“龍泉司法檔案”仍靜靜地躺在檔案館的庫房裡,等待著更多人來開掘。

  新館長魏曉霞說,一方面,他們自己在培養研究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有更多學者來關注它。

  老館長朱誌偉說,如果它能再接再厲,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和《世界記憶遺產名錄》,作為一名老檔案人,心願足矣。(記者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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