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不能過度誇張各國文化間的差異
2020年07月13日18:37

  原標題: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不能過度誇張各國文化間的差異

  2020年7月10日,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的北京高峰論壇以現場加連線的方式舉行。本次高峰論壇由鳳凰網、嶽麓書院、敦和基金會聯合主辦,貴州心悠然酒業提供戰略支持,論壇議題圍繞“繼承創新:疫情下的中華文化使命”這一主題展開。

  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王石在論壇上做主旨演講,其演講的題目是:何謂“大同”。

  王石先生認為,認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時,不能過度誇張各國文化之間的差異,不能過度誇大民族和地區的文化,更不能把不同文化對立起來。從人類發展趨勢看,從未來世界的視角看,許多傳統的、天經地義的概念,都應該以“天下”為單位重新定義。王石指出,好的文化,兼具現實性與未來性,是未來在今天的樣子。要更多地反思整個世界的人文狀況,要更多地看到不同地域文明的共同性,追求人類的共同價值與相通心理,科學和真理沒有流派之分,不應人為設置障礙,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趨勢,也不會因一時的困難而逆轉。

  其演講稿全文如下:

  何謂“大同”

  今天主要和各位討論“大同”二字。

  什麼是“大同”?“禮運大同篇”126字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很多人將其比作西方的“烏托邦”,就是完美之境,同時也是世上沒有的幻想之境。因此,“天下大同”也就在一定意義上失去了現實性。比如,“故外戶而不閉”這一條,現在看閉得越來越牢了。

  而我要闡述的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大同”。其義即是: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小處看千差萬別,大處看是同樣的。由此引申出大同小異,求同存異。

  目前看,過度強調人的差異性和特性,各美其美,是危險的。會使人類文明走向倒退,走向分化,走向失敗。

  “文化認同”的另一面

  很多事情我們看到的是後果。其實是開頭就走叉了。

  相信各位早已注意到一個現象,即全球化運動在經濟、科技方面的走向,與精神方面、文化方面的走向恰好相反。在世界,在中國,都如此。這是怎麼發生的呢?

  亨廷頓教授在其論述《文明的衝突》的作品(1993)之後,又寫過一本新書《我們是誰?》(2004)。在這本書里,他特別使用了“特性/身份(Identity)”這樣一個詞語,用以強調美國人的身份,以及美國精神和美國文化的特性。

  Identity這個英文詞彙,一度引起各國學術界廣泛注重和討論。引入中文時被翻譯為“文化認同”。

  所謂“文化認同”,認同什麼呢?按照原初作者的意思,自然是認同本國本民族的精神與文化。於是在中國,受到順勢就形成了一種思想格局:經濟、科技對外開放,精神、文化向內認同。顯然,這與晚清洋務運動時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頗為相通。雖然相隔一百年。

  很多年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這三句問話不斷被人引用。據說這個著名的三連問出自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兩千多年以後,在法國印象派畫家高更的傳世名作之上,這三問變為“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裡去?”

  必須加以區別的是,無論柏拉圖還是高更,他們的追問,可以說是哲學之問,是人類之問。而亨廷頓教授的Who are we?雖然同樣是追問,卻已變為來自歐洲的新移民盎格魯-撒克遜人之問,美國之問。受到亨廷頓教授的啟發和影響,我們的追問,我們的文化認同,在胸襟與格局上,也與柏拉圖和高更大不相同了。 先哲們所問的是世界,是人類,我們所問的僅僅是自己。

  “中華文化”四個字,從海外到內地,從學界到官方,正式成為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文化稱謂和文化認同,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

  2004年,由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愚、楊振寧、王蒙5人發起,中華文化促進會邀集海內外70餘位知名學者、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在北京舉行了一次以“全球化與中華文化”為主題的高峰論壇併發表《甲申文化宣言》。16年過去,我作為論壇的提議者和宣言起草人,撫今追昔,不能不感到那次頗具聲勢的文化認同也未能免俗。因為過於強調本國本民族文化,而缺失了全球語境下的世界性眼光和人文關懷。

  這個反思並不是要完全否定“文化認同”的正面意義。

  這個世界到處都是悖論。面對西方文化強勢衝擊,作為一種因應,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似乎都有理由以“文化認同”為口號,保護自己的固有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認同”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的文化對策與全球化運動是背離的,是缺少對應性的,甚至是對立的。

  因為“認同”即隱含著“不認同”。

  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主題,毫無疑問應當是各種不同文化的接觸、碰撞、對話、交流、合作、融合,總之是一種全球性、動態性的文化激盪。而“文化認同”卻在一定程度上把這種動態性的激盪,相對主義地緩解為靜態的多元並存,各美其美,為今天的逆全球化思潮埋下種子。它與現在全球範圍內蔚然成風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以及分離主義前後呼應,互為因果。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我在近幾年的會議上,一再主張不可過度誇大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不可過度誇大某一民族和地區文化的特殊性,更不可過度誇大自己文化的優越性,各自比賽唯我獨美。

  更加缺少對應性的是,中國不僅一貫堅持全球化方向,而且還於2011年率先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在如此宏大的理念之下,“文化認同”顯然已經遠遠不足為用了。因為它之認同,乃是小同。而今日之認同,除本國本民族之小同外,還應包括西方以至全人類迄今為止所創造的全部文明。

  費孝通老的“四句教”影響很大,充滿善意。但我總認為還是有討論的空間。“各美其美”說得斬釘截鐵,不太容易引出“美人之美”;而“美美與共”強調的也不過是多元並存的各個文化單元的和平共處,你好我好他好;明顯缺失了這個時代風起雲湧的文化激變與融合。如此一來,“天下大同”還是天下不同。只是各有所宗,一堂和氣,誰也別說誰。

  還想說的是,“文化認同”,是人的故土之戀,父母之愛。原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思量,自難忘”,不必大聲喧嘩,刻意表白的。

  (二)天下“大同”

  前面講到天下大同的另一解。這一節,我們就來討論一下人的共同性問題。這是個很大的題目。應該有人提出專門的研究報告。我只能嚐試性地從不同角度簡略地提出一些線索,供朋友們參考。

  (1)現代人類是否起源一地,是否源自一個共同祖先?

  人類學新近的研究,包括中國科學家的DNA比對與分析,基本肯定了以上推想。

  那麼,曾經存在著、進化著的多個地區的原始人類到哪裡去了呢?以中國為例,從200多萬年前的巫山人和湖北建始人,170萬年前的元謀人,115萬年前的藍田人,50萬年前的北京人,35萬年前的南京人,30萬年前的和縣人,10多萬年前的長陽智人,到2萬年前的山頂洞人,已經構成相當完整的進化鏈。為何卻要歸宗於10-20萬年前非洲的現代智人呢?

  又是人類學家的研究說明,已經發現的原始人化石,從時序上看,距今10萬年以上,5萬年以下,中間是一個斷層。而這個斷層在時間上恰好與第四紀冰川期重合。這一時期,除赤道附近相對暖和的非洲以外,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在罕見的嚴寒中消亡了。不僅中國,12萬年以前已經生存於歐洲和西亞等地的安尼德特人,也在3萬年前滅絕了。

  研究表明,倖免於難的非洲現代智人大約從6萬年前開始走出非洲,走向各處,也包括從東南方向進入中華大地,代替了先前存在過的東方遠古人類。

  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源出於共同祖先。這一論斷,恐怕很難被推翻了。

  並且,人類在不同地域、不同環境中所經曆的發展過程,從母系到父系,從舊石器、新石器、銅石並用到青銅器,從漁獵採集、畜牧和遊牧到種植農業……也走過了大致相同的路。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也讓人們不能不追問,為什麼在絕無溝通可能的情況下,生存於不同文明人類先知先哲,竟會在同一曆史階段一起覺醒呢?

  (2)尋求共同價值,守護人性,守護道德底線,各國人文學界的努力,也從未停止過。

  我必須說明,共產黨人並不一般地反對普世價值。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有的學者更傾向於譯作“普適價值”)不僅存在,而且極其珍貴。我們所反對的,是將沒有共同基礎,旨在維護局部利益的某種價值觀說成普世價值,並強加於他人。

  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國際法的基本精神被普遍認同,聯合國以及各個國際組織得以運作,就是人類共同價值的說明。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行“普遍價值計劃”,討論起草《普遍倫理宣言》,雖然轉以支持區域倫理計劃,但仍可看出追求普適價值是人類的共同理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懸掛於聯合國總部大廳,就是有力說明。

  (3)從古到今,從東到西,由人類的求知慾、好奇心、開創精神所驅動的人類科學,體現出人類認識世界的不懈努力。人類對於真理的追求,是共同的。中國學者王國維所說“學無東西”,以及人們常說的科學無國界,都是在說客觀規律、真理、科學,是不分國家、民族、階級、信仰、年齡和性別的。

  2009年,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發行周有光先生的新作《朝聞道集》,那年他106歲。書中有一篇短文“科學的一元性”。其中說到上世紀50年代中國向前蘇聯一邊倒,認為不僅社會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也有階級性。於是出現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米丘林生物學。中國科學界居然成立了5萬多個米丘林小組。西方科學被看做資產階級偽科學。人類的進步終於證明沒有“一國的科學”,“一個階級的科學”。學術可以有很多流派,但科學是一元的。

  (4)目前全世界的信教人口約65億。每種宗教的崇拜對象不同,儀規形態不同,表述方式不同,藝術風格也不同。但作為宗教超現實性、神秘性、排他性、終極關懷,以及博愛、同情、慈悲、利他主義等宗教情懷,卻是基本一致的。當然,披著宗教外衣的邪教是另一回事。

  我們也注意到,一方面宗教的對立、衝突、戰爭沒有停止過,而另一方面,不同宗教尋求“共同倫理”的努力也沒有停止過。1893年以尋求建立全球信仰為目標世界宗教會議,以及一百年後,1993年瑞士神學家孔漢思(hans kung)再次於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議會,並起草了《走進全球倫理宣言》,譴責“借用宗教名義的侵略和仇恨”。他還曾說“中國的偉大人文傳統的精髓:人道、互信、和諧,給世界倫理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5)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人類的心理活動由低到高,不僅有大致相同的順序,而且知覺、注意、記憶、直覺、頓悟、分析、綜合、比較、概括等心理現象,是有相同規律的。有名的亞伯拉罕•馬斯洛於1943年所提出的人類心理需求的五個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這樣的表述雖不能說已經臻於圓滿,但其基本框架,以及他所指出的人類心理髮展的次序和曆史,卻已得到世界的公認。哲學家們也曾指出,一個人生命過程中各個階段,他的認識能力和思維方式,與人類大腦在各個曆史階段的發展和演化過程是重疊的。就是,每一個人從幼年到老年都在重複人腦的發展曆程。所有的人都一樣。

  (6)藝術家、美學研究家們又告訴我們,人的審美取向千差萬別,而共同之美是存在的。即使在強調階級、階級鬥爭的年代,毛澤東主席在寫給詩人何其芳的信件中仍然主張各個階級有各個階級的美,各個階級也有共同的美。階級之外,這一看法也適應於不同信仰、民族、年齡、性別的人群。否則無法理解為什麼那麼多的藝術家、藝術作品,那麼多思想家和他們的著作,會衝破時間和空間的界線,受到全人類普遍熱愛。

  優美、典雅、崇高、歡樂、詼諧、悲劇性等審美範疇,意料之外,曲徑通幽,開門見山,情理之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氣韻生動,似與不似,此時無聲勝有聲,婉約與豪放,寫實與寫意,大雅不雕,大音希聲,大巧若拙,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等藝術經驗、表現手法與美學風貌,以及簡潔、和諧、適宜、對稱、比例、對比、呼應、重複、停頓、再現、強調、節奏感、完整性等形式美感,積澱著人類共同的審美取向,成為李澤厚先生所講的“有意味的形式”。

  (7)啟蒙運動、宗教改革和工業革命以來,“現代化”一詞風行世界。人們所見,恐怕只是歐洲的現代化,北美的現代化,日韓的現代化,還有中國的現代化,等等。現代化沒有統一模式,甚至也沒有公認的範式。但這似乎並沒有阻止人們對於“現代性”及其基本指向的探討。在不同樣式的現代化實踐中,隱含著共同的密碼,即如自由,平等,民主,法製,市場經濟,生態環境,文化的多元融合。

  即使在不同的社會製度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也存在相同的現代性元素,許多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應該認真研究這個現象,就是社會主義製度下的資本主義元素和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社會主義元素。說明姓資姓社並不是格格不入,非黑即白,而是可以兼容互補的。很多年之後,也許兩種製度會在長期並存,即對立又融合,相互取長補短的過程中走向和解。就像有名的張橫渠所說,“仇必和而解”,恐怕不一定非要誰戰勝誰,非要你死我活。就是古人所說的,道並行而不相悖。

  (8)經濟方面,我們已經知道,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須面臨市場經濟。不但都要面對價值規律製約,資源和產品的獲得和分配,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程度不同的國家所有和宏觀調控,以及大致相同的企業構成、運作與治理,而且連現代經濟社會的負面,如拜金主義,勞動異化,兩極分化,人的疏離、孤獨、迷失等等,也是共同的。

  同質化一詞不斷收到非議。但是當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走到一起,自然會有共同的選擇。飛機和航空港,高鐵和現代化城市酒店,經濟體的結構,基本一樣。不一樣反而很麻煩。

  當今時代,不僅人類的機遇是共同的,而且面臨的危機和災難也是共同的。災難也已經全球化。

  以上,從不同角度:現代人起源、共同價值、人類科學、宗教、共同心理、藝術與美、現代性、經濟等方面簡略論及人的共同性。

  “人類”是我們的自稱,費老說過,一個民族只有他稱還不是自覺的。有自稱才是自覺的。人類這兩個字,已經把自己劃歸於人屬下面的智人一類,就是人屬智人類。而類,類別,類型,種類,分門別類,就是指性質、面貌和特徵相同或者相似的事物。

  差異普遍存在。人們常說,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但另一方面,世上也沒有完全不同的兩片樹葉。如果完全不同,就不能比較,也不是樹葉了。千差萬別之中顯示共同性,同和異是一體兩面。而同是基本的,本質的。此謂“大同小異”。讓人憂慮的是,這些人類的共同點,在一定程度上被各式各樣的“小同”遮蔽了。

  在準備這份講稿的過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想到我們的國學,我們的傳統,想到很多先賢先輩所留給我們的那些精闢的思想和話語:天下為公,天下大同,仁愛之心,惻隱之心,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將無同,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及近世學者所謂學無中西,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蔑視他人的人格就是蔑視自己的人格……於是我想到,所謂人的共同性問題,在我們的國學中根本不是個問題。而今,為什麼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在幾千年幾百年後的今天又演變成一個問題,而且成為很大的問題,這倒也是個值得加以研究的另外一個問題。

  (三)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

  近幾年,我國與他國、我族與他族,自己人與外人,In group & Out group,這一類區割、分際,似乎格外敏感,格外受到關注。嘴上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心裡想的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共同體”(community)是一個比較晚近的概念。是誰最早提出,有人說是主張天賦人權的法國思想家盧梭,也有人說是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這個概念開始引入中國的時候,被翻譯作“社區”。而今,“社區”已經失去共同體性質,已經不再是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不過,據說有些地方在搞“拆村並居”,要把鄉土中國意義上的社區變成今日的“社區”。

  但無論如何,“共同體”與“社會”是不同的,其成員比“社會”更共同,也更親密。“共同體”里沒有外人,都是自己人。

  按照我的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含之一就是,這個世界應該沒有外人,全人類都是自己人,都是in-group,這是個前提。

  歐盟是名氣很大的共同體,前身是1967年成立的歐洲共同體。因為歐洲國家相似度很高,共同點很多。因此搞跨國聯盟,他們先行了一步。從1967年成立到現在53年了,他們的困難還是很多。加上近幾年英國脫歐,國內國際鬧得紛紛擾擾,讓許多人為之驕傲的歐盟黯然失色。

  迄今沒有什麼力量能左右主權國家。聯合國不過是個協商機構。只要願意,主權國家想什麼是什麼。最厲害的當然是美國。2017年起美國先後退出了多個國際組織和協議。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伊朗核協議,另外還有正在退出和威脅性將要退出的機構和協議,包括世界貿易組織。疫情期間還單方面停止對世衛組織的捐助。這類由本國利益驅使下的主權國家的任性,是國際合作和共同體的最大麻煩。

  首先是觀念。我們常說“三觀”。人生觀、價值觀也許是有的,但我懷疑我們有沒有“世界觀”。假如有,恐怕也嚴重不正。

  我們已經習慣把“世界”看做是一個客觀存在,一個對象,一種資源,再加上一群又一群他者。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謀劃著如何從這個世界上為我,為我的國獲取更多更多的利益(所謂利益最大化)。這個世界觀也太自私,太冷酷了。這實際上是一種強國博弈,一起搶錢的世界觀。

  我很讚成哲學家趙汀陽關於“天下”的一個說法。天下是古代中國人的一個概念。而它又是一個超越了“國家”的概念。“天下”不同於“國”。“以天下觀天下”,“天下為公”,這類說法明顯具有類同於“世界”的含義。“天下指的是一個具有世界性的世界(a world of worldness)”,趙汀陽在《天下的當代性》一書中特別指出,“民族國家體系、帝國主義、爭霸體系所定義的國際政治概念,正逐漸與全球化的事實失去對應性。”我想他的意思是說,從人類發展趨勢看,從未來世界的視角看,許多傳統的,天經地義的概念,都應該以“天下”為單位重新定義。

  記得幾年前,高占祥部長應日本學者池田大作邀請,共同作一本書信體的“對話”。我還記得池田先生在來信中表達過一個想法。他說,20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那個時候是愛國至上,民族至上。為了愛國,為了自己的民族,做什麼都是正當的。但到了21世紀,到了全球化時代,恐怕要重新考慮了。你的國家,你的民族無疑是重要的。但別人的國家和民族就不重要嗎?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係,很值得討論。我想池田先生的這番話,不但是很慈悲,而且極有遠見。

  在今天,很需要協調的就是我者與他者,自己人與外人,現實與理想,總之是今天與未來。

  所有的人,所有的地區、民族、國家,所有的經濟體、政治派別、社會體系,都處於上述之二者之間。一頭是這,一頭是那,既是這,又是那,就像我們描繪的“政策性”所應有的兩個坐標那樣,一是現實情況,二是理想和未來的方向。正確的抉擇,無疑是既體現現實,又體現走向、方向。

  好的文化,兼具現實性與未來性,是未來在今天的樣子。

  我們有必要想一想,我們今天的“樣子”,是否體現了未來性,是否體現著世界的共同走向?

  請允許我舉一個最近的例子。6月21日,網上出現父親節的信息後,很快就有人撰文抵製,說那是美國人的父親節。文中提到早於美國,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把每年的8月8日頒定為中國的父親節。為什麼放著本國的父親節不過,卻要去過美國的父親節呢?這裏說的是別人的和我們的。還有一種情況是別人有,我們無,怎麼辦呢?現攢一個。比如5月10日是母親節,我們沒有這個節,有的朋友就創造了一個以孟子之母為禮拜的“中華母親節”。我想這也是文化認同的結果,外國的、別人的一概不認。我想,假如有個標準,就是別人的節我都不過,我的節也不到別人那過。也能說的過去。問題是,我們一方面不許過洋節,一方面聲勢浩大的到洋人那裡過中國節。這算什麼呢?我還想到,我們對於民國時代的文化是比較敏感的,但是為了抵製所謂美國的父親節,我們寧可拿出從來也沒有人過的國民黨時代的父親節,還說這個節定在8月8日,很有意義,是爸爸的意思。不過也不對,8月8日是洋人的紀年,是基督教的公元,而且爸爸之稱謂是不是肯定出自古代漢語,也值得懷疑。

  類似上述的例子太多了。如果其中所傳達的精神狀態、思想觀念是當前中國的一種文化,或者說文化態度,那是讓人不堪,甚至感到羞恥的。

  不少朋友都有一個擔心,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會逆轉嗎?我想,一時的曲折,一時的倒退,是會有的。但總體趨勢的逆轉則不可能。因為這個趨勢符合邏輯,合目的,又合規律。

  講到此,我又一次回憶起那一次文化高峰論壇上的許多睿智又可愛的臉孔。其中兩位,都是曆史學家,一位是現已90高齡的許倬雲,一位已經故去的何茲全。他們在會議之前並沒有商量過,卻在發言中不約而同地講述了一個同樣的觀點:曆史證明,在這個世界上,人類的組織,從家庭、氏族部落、王國、城邦、帝國、民族國家,再加上歐盟和聯合國的實踐,從小圈子到大圈子,到更大的圈子,逐步從大到大,從分散到聚合,可以說是越來越大,最後會走到一起。為什麼會走到一起,因為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從大處看,是相同的。

  [作者王石,中央文史館特約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人文與藝術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

  來源:中華文化促進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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