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上海紐約大學創始校長俞立中:再會,俞校長(上)
2020年07月15日14:09

原標題:對話上海紐約大學創始校長俞立中:再會,俞校長(上)

原創 圍爐weiluflame 圍爐

前言

上海紐約大學從初期創辦的鮮為人知到如今建校八年後的名聲遠颺,坐落於上海世紀大道上一座十五層高樓里的這所中外合辦大學,不僅僅是中美兩所高學的教育合作平台,更是兩個國家、兩個民族人民交流的舞台。而俞立中校長——作為陪伴上海紐約大學從建校至如今跨過第八個年頭的創辦人之一,功不可沒。寥寥數筆,無法記錄俞立中校長為這所嶄新的大學、為其中的學生、家長、教師以及職工做出的巨大貢獻。今年6月1日,在得知俞立中校長將不再擔任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的職位後,圍爐有幸與俞校長進行對話,帶大家一起走近這位高等教育的探索者。

C = 遲欣宇 黃元 李非凡 李品誼

薛予菲 楊梓盈 朱泓霖

Y = 俞立中校長

C | 您當初是為什麼想要創辦這樣一所中外合辦的大學呢?因為怎樣的契機呢?

Y | 這是一些偶然因素帶來的必然結果吧。紐約大學在過去的20多年一直致力於建成global network university,即全球教育體系。當時紐約大學認為,如果要建立一個完善的global network,那麼一定要包括中國。在中國,他們選定的是上海這座城市,因為上海像紐約一樣是一個經濟文化中心,而且又很有創新活力,所以在2005年到2006年間,紐約大學的一位副教務長帶領代表團前往上海來尋找潛在的合作學校。

2003年到2005年期間,我在上海師範大學(簡稱上師大)任校長。2005年末紐約大學代表團到上師大談合作設立海外學習中心事宜,我接待了他們並明確表態,如果紐約大學想要和上師大合作的話,我們非常願意為其創造條件。不久後,他們又去華東師範大學(簡稱華師大)交流訪問,而我恰好在2006年1月調至華師大擔任校長,於是我再一次接待他們。通過交流,我得知他們幾乎走訪了上海各高校,最後他們認為華師大最符合他們的辦學理念和校園環境要求。僅在2006年前幾個月,紐約大學就派了大概五六批代表團到華師大來考察安全、交通、學生宿舍、教師、課程等情況,隨後2006年5月,紐約大學就和華師大簽訂了合作協議。

從那之後,紐約大學就新增了一個study away site(海外學習中心),在中國上海,即華師大校園內。第一學期(2006年9月),在還沒有來得及宣傳上海這個新site的情況下,來這裏study away(海外學習)的紐約大學學生就達到了18個人,而第二批(2007年2月)已經達到了80個學生,並且人數逐年遞增,直到有200多名學生選擇了上海這個site的時候,紐約大學校長認為上海這個城市很受學生喜愛,應該建一個海外校區,而不僅僅是一個海外學習中心,於是就問華師大是否可以在上海辦一所紐約大學分校。根據國家政策,國外大學是不能在中國辦分校的,因為涉及到教育主權問題。幸運的是,我們瞭解到中外合作辦學是可能的選擇,教育部在本世紀初就頒布了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雖然只批準了寧波諾丁漢、西交利物浦等三所獨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大學及一批二級學院和合作辦學項目,但這扇門還是開著的。由於在之後的五六年里,教育部沒有批準過任何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紐約大學的合作辦學能否獲批,當時我們也沒有把握。同樣,紐約大學董事會也在猶豫是否有必要建立“上海紐約大學”,因為那時紐約大學剛創辦了紐約大學阿布紮比分校,董事會的一些董事認為“全球教育體系”被推進得太快了,阿布紮比分校前程未卜,上海這邊合作建校的議程可以暫緩執行。

但是當時紐約大學校長非常堅定在上海合作辦校的想法,於是他邀請了董事會主席和部分成員到上海及華師大參觀訪問。這次訪問讓他們看到了上海的活力,感受到了華師大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於是也都同意了在上海合作辦校的想法。然而,如何能有效推進中美合作辦學還是個未知數。直到2009年,當時中國駐美國大使周文重先生應邀去紐約大學訪問,紐約大學校長和他講述了紐約大學正考慮在中國上海和華師大合作創辦上海紐約大學,周文重先生聽後非常讚同跨文化合作的教育理念,也表示支援。於是周文重先生分別給中國教育部、上海市政府、華東師範大學發了傳真,表達了兩層意思:第一,紐約大學與華師大合作辦學的意向是真誠的、認真的;第二,紐約大學是世界一流大學,而且是美國近年來成長最快的大學之一,希望教育部、上海市、華東師大抓住這個機會,加快合作進程。而後,教育部就找了華師大,表示積極支援華師大和紐約大學合作辦學,希望加快進程;如果需要政策上的幫助,會予以支援。教育部希望批準的第一所中美合作舉辦大學就是上海紐約大學。於是乎,在寧波諾丁漢、西交利物浦等大學成立後五六年沒有審批通過任何中外合作項目的背景下,上海紐約大學的創建打破了沉寂。

其實,上海市政府也一直想引進一所世界一流大學,之前曾與馬里蘭大學,帝國理工大學等學校進行過溝通洽談,但最後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成功。所以聽說紐約大學要和華師大合作辦學的消息後,第一時間便和華師大取得了聯繫。上海紐約大學的成立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嚴格來說,創辦這樣一所大學不只是兩位校長的想法,而是很多人共同的想法,是教育的理想,是時代的需要。

C | 您的辦學初衷和理念是什麼?

Y | 正如紐約大學時任校長約翰·塞克斯通所說的: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不應該建立在單一文化基礎上,而應該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礎上。我們要讓學生在四年的學習期間能夠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文化,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能夠溝通交流,理解合作,這樣,學生更能夠認識一個完整的世界。這也是紐約大學合作辦學的初衷。

華師大的初衷是希望通過和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的緊密合作,近距離地觀察借鑒世界一流大學的教學、科研和管理模式,推進學校的國際化。學校提出了“三個I”的戰略目標和路徑:一是innovation,創新,以提升創新能力,培養創新性人才為中心;二是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三是interdisciplinary,學科交叉融合。這三個I的思路與紐約大學的想法不謀而合。我認為,上海紐約大學發展至今,已經遠超出了兩所大學之間的合作,這是兩種教育體製的合作,也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這個教育合作平台,如今已經遠遠超出了教育這個概念。

C | 您創辦上海紐約大學之際對這所學校的願景又有哪些?

Y | 我覺得從上海紐約大學成立起,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創辦一所世界一流的、多元文化融合的、文理工學科兼有的、國際化研究型大學。“多元文化融合”是上海紐約大學的基礎。我注意到,中國學生選擇去美國上大學和在上海紐約大學學習,在文化融合方面有差異。為什麼呢?相對而言,中國學生比較內向,去到美國學習,和當地學生交朋友,融入到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需要有勇氣,也會花費很多精力;而在一個國際化校園里,外國學生和中國學生在一起學習很平常,外國學生很少會主動和中國學生深度交流,這就導致不少中國學生到了國外後紮堆在一起,減少了文化融合的時間和機會。

反觀上海紐約大學,外國學生來這裏上學,往往會有“客人”的身份意識,中國學生則更會有“盡地主之誼”的自覺性,認為自己應該主動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交流,而外國學生在中國人生地不熟,也會願意主動與中國學生結伴或深入交流。而且,上海紐約大學在寢室安排、社團組織、實踐活動、課程學習等各方面充分考慮了文化融合的要求。例如,在大一新生的寢室安排上,一定是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同居一室,相互學習和理解。我覺得在多元文化融合這方面,上海紐約大學的做法應該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模板。

(圖源:上海紐約大學招生辦公眾號)

C | 上海紐約大學從創辦到如今已有八年時間了,在這段時間里,您為學校付出了很多,在“第一教育”發佈的推文中,您提到甚至曾因為上紐操心而整夜失眠。那您能否給我們分享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或是困難和挑戰?

Y | 上海紐約大學的價值和意義在於“探索、改革、創新”,因此註定要走一條充滿挑戰的路,沒有切身感受過的人可能很難理解。因為這所學校的創辦沒有模板,就算是中外合作辦學,每所大學的目標定位和運作模式也不盡相同。在創辦過程中遇到各種問題應該怎麼處理?很多都沒有先例。

首先,在辦學之初,我們最揪心的事情就是,怎麼能夠使中美雙方在不同管理文化的背景下實現很好的溝通交流,最後能夠達成共識。因為畢竟管理文化不一樣,思考問題的角度也不一樣。後來我們有了一個很好的“三C”工作機製 —— communication、compromise和cooperation,這三個“C”的確是很管用的。

在中外合作辦學體製里,中外雙方的溝通應該要有非常大的透明度,千萬不要內外有別,大家要實話實說,互相理解。紐約大學的重大決策,不光取決於校長,還要考慮學校教授、律師、董事會的意見,甚至美國的媒體和政客也很關注。而我們也需要考慮教育部、上海市、浦東新區的意見,所以相互之間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這就需要充分的溝通交流。

其二,為了保證學生能夠拿到中美兩個學位,我們必須將兩種不同的教育體系兼容起來,這也是一件很睏難的事情。比如學生在上海紐約大學修滿128個學分就可以獲得紐約大學學士學位,而在中國大學體製可能要160個學分或者更多,所以我們就要去教育部解釋每個學分的“含金量”以及設定這個標準的理由。幸運的是,教育部最後是予以理解和支援的,所以我再三強調,這所學校的成立與發展離不開許多人的理解和幫助。

其三,如何做好輿論導向。社會對中外合作大學的認識差別很大,有些人認為是那些考不上好大學並且付得起高昂學費的學生才來讀中外合作大學,甚至有人說上紐大是富人的學校。從學校籌建到發展,我們通過各種媒體(包括社交媒體)讓社會公眾認識到上海紐約大學的目標定位是一所世界一流、多元文化融合、文理工學科兼有的國際化研究型大學。因為對中外合作大學的固有成見已在那裡了,要做好輿論導向不容易。當然,學校定位和教育理念也需要有事實來證明,學校盡了很大的努力,是我們的畢業生最後證明了這所大學的質量。在這方面,我們也想了很多辦法。比如美國大學原來不要求學生填寫家庭情況的,但我堅持要讓學生填家庭信息。這樣一來,我們就有數據對社會公眾說明情況。事實上,上海紐約大學的學生絕大部分來自工薪階層家庭,知識分子家庭偏多,很好地說明了這所大學的學生構成情況。

很多人會問,為什麼要成立這所學校?我的回答是,我們想辦成一所國際化大學,雖然過程艱難,但是這樣的嚐試很有意義。上海紐約大學如今已走到第八個年頭了,事實證明,這項嚐試如今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當上海紐約大學首屆學生畢業前,我其實是有擔心的——企業是否認同他們?世界一流大學是否認同他們?儘管他們擁有紐約大學學位,但大家對這所誕生不久的中外合作大學的認知肯定是不同於紐約大學的。我們走訪了美國很多名校,向校長、教務長或研究生招生部門介紹上海紐約大學是一所什麼樣的大學,學校的教育理念和培養模式等等。出乎意料,但其實也是意料之中的是,很多大學的校長或教務長聽完我們的介紹以後,很認同和欣賞我們的教育理念。首屆畢業生受到了一流大學和跨國企業的認同和青睞,他們讀研或就業情況非常理想,是我們的學生證明了這所大學,肯定了學校的培養模式。

至於具體哪些人和事令我印象深刻,我覺得例子不勝枚舉。總的來說,在這幾年里最讓我欣慰的,就是看著上海紐約大學的學生在這個教育環境下成長。學校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和自主表達,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和自主意識,絕大部分學生很快適應了主動學習、多元文化的環境氛圍。在畢業前對未來發展或職業方向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和規劃。同學們在大學學習期間,會主動把握並充分利用校內外的各種機會和資源來鍛鍊和提升自己。最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因為學生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學習和成長,跨文化溝通、交流、合作能力和國際視野使得他們更具社會競爭力。

總之,學生能力和素養的提升體現了學校培養模式的成效,增強了我對這所學校發展的信心,讓我覺得學校的改革探索是非常有價值的。在我和學生家長的溝通中,我也得知很多家長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從孩子身上的變化感受到了上海紐約大學獨特的文化氛圍和教育模式對學生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C | 上海紐約大學是一所多元化的大學,如師生結構、教學內容和方法等等。作為校長,您是怎樣融入這樣多元化的環境的呢?又是如何做好學生與學校之間溝通的橋樑這個角色的呢?

Y | 上海紐約大學是一所多元文化的大學,首先體現在學生和教師的結構上——學生來自八十多個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教師來自三十多個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這意味著,進入這個集體的每一個人都攜帶著自身的特色文化,所以學生之間的溝通、學生與老師之間的溝通、學校管理層和學生之間的溝通——這些不同群體之間的溝通,是至關重要的。

我覺得,幫助同學們理解不同的文化、與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溝通、交流和合作,是學校管理層義不容辭的職責;更重要的是,要在學校里營造多元文化環境,建立各種渠道加強同學間、師生間、管理人員和師生之間的溝通交流。作為上海紐約大學校長,我在過去的八年中抓住了各種時間和平台,與師生員工溝通,如午餐、活動、展示、微信、微博、郵件等。當然,也經常有同學會到我辦公室里,與我交流一些問題或求助。我認為,營造這種溝通交流的文化環境,對學生的成長是非常必要且有益的。

有一件令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有一位2018屆的畢業生——來自以色列的韓寧菲(Nofar),她是上海紐約大學Go Green行動的創辦者,經常會來我辦公室交流她們組織的活動,或者談談她對綠色校園的思考,我不僅參加了她們的活動,還幫助她聯繫了聯合國“學術影響力”部門,把學校的綠色活動發佈在聯合國網站上,推廣了這些有意義的行動。Nofar大學畢業後去了清華大學蘇世民學院深造,去年被以色列創新署聘用,負責與中國的合作項目——中以創新中心,作為以色列政府方面的代表。我現在也是中以創新中心的理事長,因為我們以前在學校有很多溝通,現在就沒有任何文化隔閡。所以,我覺得大學文化會影響人的一生,也會改變一個人的思維模式,突破文化上的隔閡。

C | 您覺得華師大與上紐的區別在哪裡,您對此有什麼體會?在上師大、華師大和上紐三所學校擔任校長,您感覺不同之處在哪裡?相比其他兩座學校,上海紐約大學的學生有哪些不同之處?

Y | 我擔任過三所大學的校長,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當得最累。當然,在華師大、上師大當校長需要參加很多會議、處理各種各樣的行政事務,但是,上海紐約大學的體製與這兩所學校不一樣,需要我不斷去面對和思考一些棘手的問題,果斷做決策,承擔責任和後果。這八年里,有好多個晚上我都徹夜未眠,思考該如何解決即將面對或已經出現的問題——並不能找到已有的範例或答案,也沒有很簡單直接的解決辦法。

上海紐約大學在方方面面都和其他國內高校有區別。我們努力引進紐約大學的優質教育資源,但一流大學的模式不能簡單地複製,因為文化和製度環境不一樣。作為一所中外合作舉辦的大學,我們應該借鑒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和模式,融入本土文化,適應時代特徵——不是簡單的複製,而是借鑒和創新。其實世界一流大學(包括紐約大學)也是在不斷探索和變革。但是,有些變革要在一所有幾百年歷史積澱的大學推進,也是很艱難的,而在上海紐約大學,正是因為有中外合作辦學這種新的機遇——沒有歷史包袱,所以我們可以進行各種各樣的探索。

上海紐約大學做了哪些探索呢?首先,在學生的評價標準和評價方法方面。國內大學目前大部分仍根據高考成績來錄取學生——“一考定終身”;而我們最先提出了“優秀且適合”的招生目標。所謂優秀,大家普遍的認知是考試成績好就是優秀,但是我們認為考試成績好只是學習上的表現,並不是充分條件。我們希望招收那些學習成績優秀(不是掐尖)但同時又適合上海紐約大學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的學生。上海紐約大學的學生應該是願意走出“舒適區”、敢於“吃螃蟹”、有想法、有責任的孩子。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如何能構建多樣化的生態體系,以滿足不同類型學生的需求?唯有給學生提供更多選擇機會,對不同類型的學生進行不同且適合他們的培養模式。所以,我們不是簡單地以高考成績來錄取學生。

第二,在培養模式方面,上海紐約大學將課堂教學、在線學習、文化體驗、社會觀察和研究實踐融合為一個大平台。在上海紐約大學,學生不僅僅在課堂里學習,在寢室的生活也是一種學習——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住在同一個寢室里,相互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學習如何理解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課程體系方面,我們借鑒了紐約大學的通識教育模式,但不是簡單地複製,形成了以創新和創造力培養為核心的21世紀通識教育模式。在專業方面,上海紐約大學創設了一些新的專業,如Interactive Media Arts(交互媒體藝術)、Data Science(數據科學)等,現在已經引入到紐約大學。學校在借鑒的基礎上還對課程評價方式、學生服務體系、學校管理模式等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變革。

我和很多人一樣,在上海紐約大學,既是一個管理者,也是一個學習者,這也是我們願意中外合作辦學的原因之一——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平台,更清晰地瞭解世界一流大學是怎麼做的,而其中哪些是適合中國現狀或文化環境的,哪些需要做調整?這就要求我不斷去學習、思考、分析,與常務副校長(美方校長)、教務長、院長、部門領導、教授、員工等充分溝通,與學生、家長、政府、媒體、社會各界溝通。在這裏,我更願意將自己放在一個學習者的位置上,去耐心傾聽他人的聲音。在傾聽中,形成自己的想法,並將這些想法傳播出去,與更多的人討論。

(圖源:淩昱恒)

與以往的經曆不同,在上海紐約大學,我更多思考問題是,教育的本質是什麼?教育要達到什麼目的?如何去實現全球化教育?所以在這八年里,我得到的最大收穫可以說是對教育的理解,對大學的理解。我不是學教育學出身,這都是在當校長的實踐過程中慢慢去領悟的。

在辦學過程中,我們要去觀察和理解紐約大學的一些做法,同時又要思考怎麼能夠讓教育理念和培養模式適應本土文化,這些都需要從教育本質的角度去思考。我也非常關心每個學生的成長過程和人生發展,尤其是對前幾屆的學生。每學期結束前,我都會去關注學生的一些變化,做一些分析,其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對教育的理解。教育科學的實踐性很強,很多理論就是從實踐中得來的。

我覺得中外合作辦學,應該把探索放在第一位,我們可以利用這樣一個平台去探索和創新;同時我們也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平台,能夠將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聚集和吸引在一起。所以上海紐約大學與華師大、上師大以及其他體製內高校的區別在於我們將自己當作一塊試驗田。而如今,我們有四屆學生畢業了,我可以很自豪地講,這個試驗是成功的,從上海紐約大學畢業生身上看到了不同,並且這個差異是積極的,是很有利於我們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

C | 那您覺得這種探索、這種教育模式,在中國會成為一種趨勢嗎?有希望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有浪潮一般的影響嗎?

Y | 在當今體製下,大部分高校的發展模式還是趨同的。目前,具有法人資格和學位授予權的中外合作辦學的大學有10所,這10所大學都在做不一樣的探索,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特色。

上海紐約大學的目標定位是,建設一所世界一流、多元文化融合、文理工學科兼有的國際化研究型大學。我覺得在以下幾個方面,我們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第一,實現了不同教育體系的兼容;第二,進行了不同管理文化的磨合。現在中美雙方之間的溝通是比較順暢的,這個也是經過很多磨合,從一開始的相互不理解,到形成共識,知道該怎麼去溝通,什麼地方該讓步,達成互相配合。

而其他中外合作大學也在發揮他們的長項,學校之間經常有交流。我們的共識是,這10所大學不必要走同樣的路,更應該做不同的探索,這樣也給學生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在中外合作辦學過程中,我們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和教訓,非常願意和兄弟院校分享。上海紐約大學成立至今,我個人就接待了2萬多名高校、政府、企業來的訪客,學校各部門接待的來訪者更多。我們把上海紐約大學改革探索中的酸甜苦辣、經驗教訓都和大家交流了。當然,這些過程也是無法複製的,需要根據各自情況借鑒和探索。

教育模式可以是不一樣的,同樣的教育模式得出的成效也不盡相同。我並不奢望我們的改革會對中國教育有潮水般的改變,只是希望把學校這些年來的探索及其成效回饋社會,這是我們的責任。然而,是否值得借鑒、能否借鑒、如何借鑒,則需要每個學校根據自身情況考慮了。

文 | 遲欣宇 郭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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