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二本生
2020年07月15日06:06

原標題:我就是二本生

我就是二本生

楊傑

  2010年,黃燈(第三排中)與中文班的學生。受訪者提供

  7名剛畢業的大學生租住在50多平方米的房間。視覺中國供圖

  想要清楚描繪二本學生的面孔並不現實。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國有3005所高等學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們熟知的“985”“211”只占100多席,卻長期佔據媒體討論的焦點位,龐大的二本及以下學生是模糊的背景板。

  這個隱匿的群體是中國最為多數的普通大學生的底色,某種程度上,這一群體實現人生願望的可能性,標註了這個快速進化社會的真實場景。

  普通

  一張張顯而易見的年輕、毫無經驗的臉,像飛鏢一般擲到教授黃燈面前。她在廣東F學院教了15年書,4500個名字出現在她的花名冊上。她為學生寫了一部書《我的二本學生》。黃燈意識到,“二本院校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折射了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

  黃燈說,他們如一個個固定的錨點,成為她對國情最方便的觀測。

  書里以這所被森林環繞的二本學校為舞台,它距離廣州塔“小蠻腰”20公里,學生們更喜歡簡稱它為“廣F”,省略“學院”二字,聽起來不那麼像專科。

  2005年夏天,沈毅星拿到這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感覺自己和家庭的命運都將被深刻地改變了。他是村里的第一個大學生,鄉鄰攛掇家裡人擺酒,慶祝這個中國南方不起眼村莊教育史上的大事。

  他的青少年時期遊蕩在田野,期待能見到什麼新鮮事兒。空氣里飄著水果成熟的香味,樹葉腐朽的酸味和莊稼秸稈枯幹的氣味。他從小插秧、割稻、挑糞、砍樹,養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動力。

  沈毅星入學那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超過2300萬人,居世界第一。在這所二本學校,黃燈發現學生大多出身鄉鎮,身後有一個打工的母親,或一個下崗的父親,還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儘管無法與一線城市、高知家庭、出身名校的同齡人相抗衡,但考進大學仍被視為改變命運的入場券。

  80後沈毅星算得上“第一代留守兒童”,他的父母在他小學三年級時去東莞賣肉,每天從“世界工廠”打來電話叮囑他“好好讀書”,孩子最終考上大學讓他們相信電話線起到了提拉作用。

  帶著對大學的嚮往和改變家族命運的囑託,沈毅星站到廣東F學院的招牌下,發現二本學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

  “切,好小啊。”不到半個鍾頭已走完校園,他印象里的大學是需要騎自行車的,但這裏不用。沈毅星說新學校的圖書館還沒有高中的大,位置奇少。

  不大不小的操場,四人間和六人間的宿舍,陳舊的教學樓里擺著黃色膠合板的連體桌子,凳子隨時發出刺耳聲音,學生一下課,劈里啪啦響上半天,銀灰色的鐵門像倉庫大門,厚重鐵鎖用鐵條銲接而成。

  大學所傳頌的精神氣質似乎在這裏變得更實際。相比於名牌大學邀請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和外國總統首相,受邀來這所二本學校進行講座的嘉賓“更接地氣”。

  廣東F學院強調培養應用型人才,各種技能證書被納入“創新學分”。“創新創業能力水平等級證書”“會計從業資格證”“物流員資格證”“秘書職業資格證”……幫助學生畢業的還有“駕駛證”。

  為了在競爭力上多一枚籌碼,學校增加工具性課程,學生熱衷考證。中文專業的學生也要學經濟和金融類的課,但覆蓋面太廣,往往不能學得深入。“我知道,在重點大學,學生有很多機會獲得學術信息,也有很好的學術氛圍激發學生組建團隊去討論一些真正的學術問題。”黃燈說,“在我們這種金融氣氛濃厚、強調應用性的高校,有時經過課堂知識的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過,貌似酣暢淋漓,但各個知識點,順著下課鈴聲的響起,就會滑溜溜地消失,在期末考試後,教材又原原本本地還給了老師。”

  沈毅星讀經濟學,“什麼都學,什麼都不精”,他記得有人說,如果將來能做到管理層,這些知識是吹牛的資本,如果一直在基層,別人只會覺得你浮誇。

  同學們大多沉默溫良、中規中矩,從來沒有一個學生因為堅持自己的想法,和黃燈發生過爭論,“我在具體的課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的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

  沈毅星翹課、打球、掛科、補考,有時中午一頓飯吃到晚上12點,繼續燒烤啤酒。那是屬於Nokia和台式機的時代,男生們看NBA的文字直播都激動得滿頭大汗。大四那年,一群男孩望著城中村的牌坊開玩笑,“大學四年不敢說自己學到了什麼,但肯定為當地的經濟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直到大三下學期,他開始感受到畢業的壓力。師兄們脫下髒兮兮的T恤衫和人字拖鞋,換上白襯衫黑褲子四處面試。老師找沈毅星談話,警告他如果掛科太多將不能拿到學位證。一道閃電讓這個農家學子清醒,他不能丟失大學生的身份。

  黃燈成為大學生是在1995年。她畢業於嶽陽大學,按現在的劃分,相當於一所二本學校。那一年全國高校招生人數92.6萬人。此後高校擴招,10年間,黃燈任職的學院從2個班擴充到6個班,大學宿舍塞進更多床,取代書桌。

  在大學生沒有擁抱市場的年代,黃燈畢業後接受分配,進入亞洲最大的紡織廠,幹過文秘、會計、組織幹事和一線工人。1997年香港金融風暴,她成為下崗工人,決心考研。

  她沒告訴家裡人已丟掉了飯碗,一邊給別人做飯賺錢,一邊爭取繼續上學的機會。“我當時連書都沒買齊,更不要提上輔導班。”最終,她被武漢大學錄取。通知書下來那天,整個工廠都在討論一個女工因為下崗而自殺,那是種很強烈的對比。

  “你覺得你的命運從此改變了。”許多年過去,她開始好奇在這所極其普通的二本學校,學生的命運是否還能被一張通知書改變。

  穀底

  負載在文憑上的那一絲並不確定的期待,在勞動力市場上日益殘酷地兌換著價值。廣東F學院傳統的就業崗位是進金融機構,但每年流水線般輸送出的畢業生填補了職業地圖的大小縫隙。

  “我辦公室里有永遠擦不完的皮鞋油,沏不完的茶葉、吃不完的紅棗,還有絲綢被、洗髮水,都來自學生的推銷,我的日常消費中,一些護膚品、小首飾、正式一點的包,都來自學生供貨。”黃燈說。

  黃燈的一個學生做了紋繡行業,“都是套路。成本很低的項目,可以包裝為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元的項目。美容搭配玄學,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運勢聯繫,上鉤的人就會很多”。開餐飲店的學生處在“不請人忙不過來,請人就沒有利潤”的境地。很多時候,他必須親自上陣,將外賣送到一個和他境況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錢控制。”

  有的學生曾被騙去傳銷,又接連拒絕職場潛規則和家人介紹的相親對象,剛畢業還很有拚勁地想著出人頭地,現在只想找一份一個月有四五天假、有點收入的工作,找個男朋友拍拖結婚生孩子,平凡地生活下去,但不能如願,最終生出精神疾病。

  黃燈感慨,一個在現實中處處碰壁的女孩,僅僅因為不願向現實妥協,始終沒有獲得過哪怕一次小小的突圍。

  一位女生絕望地想哭,“我還想過走歪路,哪裡有一個乾爹型的人,幫我找一份工作,讓我安穩下來,然後我再去追求夢想,再去提升自己”。

  黃燈表示,現在大學生面臨的壓力要大得多。她的大學班級,班上70%學生來自農村,通過高考,確實改變了生存、命運,他們大多不僅獲得了穩定的職業,享受了計劃經濟時代單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購買了房價低廉時候的住房),得以在城市輕鬆紮根,更成為各自家庭的支柱,充分享受了大學文憑帶來的極高性價比。

  擴招後,大學生已從“天之驕子”墮入凡間,身邊很多普通勞動者都可能擁有一張貶值的大學畢業證。學生們被逼到絕境,唯一能夠下手的對象只有自己。

  莫曉是黃燈2015級的學生,與840萬人一起畢業,一畢業他就失業了。他1995年出生,個子不高,瘦小的身體里藏著對文字極大的熱情。他每天堅持寫作,“我要當好作家。”

  去年畢業後,莫曉找了一份教育機構的工作,培訓完發現自己只是教學機器,於是辭職。失業的當口,堂弟找他創業,做汽車方向盤改裝,這位文人做起粗活兒。“那段時間很拚,每晚兩三點睡覺,一早六七點起床拉客戶。”很快疫情來了,沒什麼單子,租金又要交。

  他做起兼職,服務員、快遞分揀員、保安、助教,每天盯著招聘網站,有兼職就做。還遇到過兼職群騙子,讓每人交5元錢,幾百人的群交完錢,就解散了。

  他在景區做保安,衣服大大的,“我做保安是別人保護我。”同事看他瘦小年輕,給他派輕活兒。在餐廳第一次做服務員,他心理上接受不了,後來覺得能養活自己就不算丟人,慢慢把臉皮磨厚了,胳膊也因端菜變粗了。

  分揀快遞的活兒是從晚上6點幹到第二天早上6點,其間時常彎著腰,盯著流水線上不同的字母數字。一個女孩穿了短褲來上班,被主管當眾訓斥,後面一排男生竊竊地笑。“我真的覺得很心酸,我只是來兼職,過完今天拍拍屁股走人,我起碼有個學曆在。她不做這份工作,飯可能都吃不起。”

  莫曉後來發現,吃不起飯的是自己,交完600元的房租,他口袋里沒錢了。他待在房間很久沒出門,突然走到外面,聽到摩托車聲、人聲、喇叭聲,焦躁無比。有一次他吃著飯突然流淚,“終於明白什麼叫粒粒皆辛苦。”

  他要強,不找家裡要錢,避免雪上加霜。爸爸生了幾場病,手術花掉十幾萬元。妹妹不知道什麼原因借了網貸十幾萬元。生活跟這一家人別著勁,岔著道,父親的頭髮一夜之間全白了,像一頂雪帽頂在頭上。

  25歲的莫曉兼職漂泊。“畢業我還沒站穩,就要讓我跑了。突然要承擔起責任,我覺得好累啊。”家庭的淤傷一直延伸到他瘦弱的身體上,逼得他不得不強壯起來。

  上大學時,莫曉跟宿舍的兄弟突發奇想騎行到湖南,路線沒查,單車也是借的,兩個男孩在公路上曬掉一層皮。那天山上空無一人,夜幕籠罩,兩人只能摸黑拚命騎,直到遠處燈光閃現,他幾乎要哭出來了。

  莫曉不知道畢業後還要翻過多少山才能見到那一點光,一起騎行的朋友考上了梅州的公務員,最近忙著疫情防控。很長一段時間,莫曉的生活沒有任何變化,就像機器發出低沉不變的嗡嗡聲。

  折騰

  黃燈用筆記錄了很多用力生活的大學生,她說,“二本院校的起點,也許讓他們默默無聞,但沒人否認,無數個體的努力,正悄悄改變群體的命運,並事實上推動社會更為穩固的站立。”

  臨畢業,大多數學生焦慮。一些學生在情緒低落的時候聽《大悲咒》,但效果了了,“我已經不吃肉了,是佛系少女了,讓我打坐,我還是會為未來而浮躁啊。”

  10年前,黃燈班上的學生幾乎沒有人考研;如今,考研成了最熱門的選擇,其次是考公務員。像一對平行的雙杠,考公、考研是二本學生藉以出人頭地的支點。

  從早晨5點鍾開始,食堂門外逐漸彙成一條隊伍。因為圖書館和教室有限,學校把食堂的一層改成自習室,後來又擴大一層,備戰考研的學生能聞到飯菜的香味。

  學校重視考研,有同學反映樓上食堂桌椅移動常有噪音,校方就給桌椅加了一層墊子。人們走在“考研自習區”里,會自覺把腳步放輕。

  即便有了改造後的食堂,仍舊容納不下考研大軍。實在找不到位置的人遊蕩在教學樓的樓梯間、宿舍的天台樓頂。有人在樓梯的轉彎處學了一個學期,與南方的悶熱和蚊蟲抗衡。

  在所有的學生里,黃燈最希望林峰考上研究生。從高中開始,林峰掉入武俠世界,寫了幾百萬字的武俠小說,每個主角都分配有自己身上的某種特質。工作10年了,他的頭像仍然是令狐衝。

  其他人的驕傲如同皮膚病一樣暴露在外,十分敏感,他的驕傲則藏在深處。他話不多,不會刻意經營人際關係。第一次高考失敗,複讀一年後,他考入廣東F學院,“在農村,要麼你真的很拚,要麼就靠讀書。”高考前兩個月,父親工作時弄傷了手指,要住院,爺爺身體又不好。填誌願時,父親專門從醫院出來跟他商量怎麼挑學校。考前父親出院,全程在家裡陪他,讓他靜靜考完高考。

  在他看來,人們靠兩樣東西實現目標,金錢和意誌,沒有前者,他必須在後者上做得出色。黃燈評價“林峰是一個真正被興趣吸引的人,是一個有目標和夢想的人,這在我教過的幾千名學生中,鳳毛麟角,難以尋覓。”大學時,還有老師極力推薦他去研究莊子。

  這個出生在廣東四會村莊里的男孩熱愛電影,畢業時曾想去電影公司,但走近之後,卻發現興趣變成職業有太多無奈。“電影導演都想拍文藝片,但80%拍的都是商業片。”有同學熱衷於參加能讓履曆光鮮的學生會,他跑去做青年誌願者,畢業想找一份公益組織的工作,卻不得,最終順應潮流進了銀行。他喜歡獨處,卻被迫跟人打交道。

  在銀行工作一年後,他決定考公務員。“公務員考試沒有要求‘985’‘211’,對普通大學生來講是個機遇。”在文憑的含金量稀釋以後,學生們衝向另一個看似公平的賽道。

  林峰最終進入四會的一個機關,“之所以報考這個單位,主要是因為它招錄人數比較多,容易考”。在築起高牆的單位,他不用為了取悅別人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人,更重要的是,這裏工資穩定,給予他更多時間去思考未來該向哪個方向前進。

  “像我這種家境不好的,畢業之後一定要出來工作,繼續深造只能等自己賺錢。”當下,他仍然堅持考研究生,“起碼讓自己保持學習的心,不要讓社會同化。”每當收到工資覺得興奮的時候,他總說自己被社會同化得太厲害了,“充滿銅臭”。

  他記得畢業前一晚,大家約好通宵,兄弟們在走廊放肆聊天。午夜,人群逐漸睏了,林峰的耳機里一直重複播放一首歌,港台歌星陳百強的《摘星》,“我要踏上路途……我要摘星不做俘虜”。他聽著聽著睡著了,那種感覺至今找不到言語形容。

  莫曉與林峰相隔10年畢業,但他們分享同一種感受。莫曉在大學時期把作家夢告訴了周圍所有人,“如果你想當作家,你就放聲大叫,總有人能聽到你的聲音。”

  他在研討會上聽一位作家炫耀自己發過傳單,體驗生活。做過各種兼職的莫曉生氣了,“什麼時候發傳單成為生活很差的標準了?現在的作家都這麼養尊處優了嗎。”他覺得,作家和拾荒者沒什麼差別,一個是給素材分類,一個給垃圾分類。他感到自己在這方面有天賦,但不那麼大。

  寫作帶給莫曉快樂,他寫出一個新奇的開頭,整夜興奮睡不著,發了4條朋友圈,又都改成僅自己可見。當初備戰考研的間隙,靠著3條士力架和兩瓶水,他從早上9點寫到晚上10點,過程輕鬆,不覺得壓力,寫完站起來時,砰的一聲倒在座位上。

  考研失敗,辭掉教育機構的工作後,莫曉投了上百份簡曆,他投過公眾號,寫了幾萬字的完整作品,沒有任何回應。他也投過影視公司,一天寫好幾個短劇本拍視頻,“有些公司盜用你一個想法,但不要你。”

  上百份簡曆換來不到10家面試機會,“我最怕過不了簡曆關,二本是個坎兒。”生活與小說一樣,充滿巧合。隨著疫情的陰影逐漸淡去,他找起工作來反倒變得容易。不久前,他入職一家科技期刊做編輯,看著自己的名字變成鉛字印在紙上,感歎“多年媳婦熬成婆”。他把雜誌拍照發了朋友圈,用紅筆圈上自己的名字,“因為不起眼,所以要畫圈圈。”

  這家期刊屬於中山大學的校企,“我身邊的同事基本都是廣東省最好學校的研究生。”大家吃飯的時候聊起學校專業,莫曉以前從不說話,現在,他想清楚了,“以後我要第一個說我是廣東F學院的,我不害怕尷尬了。”

  生活正在展示好的一面,他一邊寫作,一邊工作,路上遇到遞過來的傳單,一定會接。

  摩擦

  沈毅星畢業後滿足於在一台機器上充當一顆齒輪。

  他瀟灑的大學生活以一場散夥飯結束。女生們哭得稀里嘩啦,沈毅星沒感到離別愁緒,“我們無知,我們喝酒不管。”他開始嚮往新生活,要工作了,不再跟爸媽要錢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那是2009年,金融危機剛剛過去。物流老闆直接來學校招人,好像很重視。“定位我們是公司的重點人才”。沈毅星任職兩個月就辭職了。“老闆要成立航空部,讓我們搞空運,高估了我們二本學生的能力,連我們的英語都沒衡量一下。”沒人帶路,沈毅星自己打退堂鼓了。

  他後來參加銀行的統招,投了家鄉河源的崗位,到鄉鎮上班。“我家裡全部做小生意,有賣服裝的、賣水果的,我父母在檔口賣肉。我也想搞這些,比他們有更好的營銷手段。”畢業時,沈毅星去當地的百貨、超市面試,延續家族的生意路,但父母勸他進入體製內。

  “我父母20年每天三四點起床,沒睡過安穩覺,他們覺得體製內不用受這種苦,吃公糧的人社會地位高很多。他們認為進了國企,娶妻生子買房,只是時間問題。”

  沈毅星順利進入銀行,從鄉鎮小職員做起,一步步借調到大城市,如今“拋妻棄子”地滿省出差,一個月只回家幾天。他說自己身上有一種底層不服輸的“小強精神”,練就了把臉貼在地上摩擦,再起來笑一笑的勇氣。他從一個靦腆的大學生,蛻變成善於交際的金融從業者。

  一次期待已久的升職,幾乎已經確定就屬於他了,結果在突擊考試上他沒考好,機會落入別人囊中。“感覺自己付出了四五年,提拔的時候突然被捅了一刀。”領導在宣佈結果時,不具名提到了他的失誤,“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第二天,他面貌一新去找領導道歉,承諾把未來工作做好,“我是打不死的小強,挺佩服自己的調節能力的。”

  沈毅星把借調到廣州看成人生的一次轉折。“像我們這種沒出身,能力又不拔尖,在小地方很難發展。”在縣城工作那幾年安逸,下班就是爬爬山,找好吃的,晚上打打牌、唱唱歌。他在25歲看到了自己的50歲。

  來到廣州上班後,“好像井底之蛙打開了井蓋”,他找到了自己的價值。他在縣里寫東西的要求是“寫清楚,看得懂”;到了省里,要求變成“簡單明了,一個字不多,一個字不少”。有時一篇文稿一晚上改十次八次,最終還是要領導再改。

  他感到在大城市工作的壓力,“別人以為我外表光鮮出差是到處旅遊,他們看不到我工作到夜裡一兩點,脖子一抬,整個背都是酸的。”他有個親戚,名校畢業,在北京做律師,帶家人遊玩的間隙拿出電腦劈里啪啦地敲著,“這不是壓力是什麼?”

  他覺得自己沒有重點大學的學生聰明,不是領導者,是合格的工兵。但做好螺絲釘也需要堅守,“不是冰做的,打進去就消失了。”工資不是卑微的薪水,那也是血汗錢。

  “老鼠生出來的孩子不去打洞,要成仙得付出太多常人難以理解的辛苦”,沈毅星說,他婚後攢夠了錢買房,孩子是打地鋪時出生的。“我發現,市里的同事小孩很多初中高中就已經規劃出國了,人的差距以指數級拉開。”他始終覺得自己沒有走出農村,稱自己為“涉農白領”,“只有拚命跑才不會被雨淋。”他盡力讓普通話顯得標準,“因為你沒有傘。”

  他在童年得到一本小人書,能看上10遍。直到小學畢業,他都沒摸過足球,屬於鄉野孩子的娛樂是在山溝裡跳塘,“不淹死就好了,能活到現在。”而他的孩子已經對農村缺少感知,只知道那裡是“打棒棒(指放鞭炮)的地方”。

  去年畢業10週年,沈毅星回學校看看,校門口的湖已經乾涸,湖底躺著幾輛壞了的共享單車。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回家的週末被嬉鬧聲環繞,他感到知足。他說大學教育相當於第二次出身。大浪淘沙,衝出來了金子,但更多的是沙。

  林峰也抱著孩子回過學校。他們都處在30多歲的年紀,已成家立業,找工作時趕上經濟發展的上升期,房價在“山腳”,“比較平緩,靠走還能走上去”。

  10年後,莫曉面對的是更加堅硬的現實,“我一個月收入五六千元,怎麼買得起五六萬元一平方米的房子?”

  黃燈說,對有些同學而言,通過買房、做生意,早就理順了個人生活,實現了財務自由,而對另一部分同學來說,不但居無定所,收入有限,工作也極不穩定。客觀來說,兩者分野的關鍵要素是房子。

  15年來,黃燈像一張唱片,總為剛來校園的人播放。在外國文學史的課堂,主題是《紅與黑》里於連的命運,討論經久不息。

  教室周圍種著高高的白玉蘭,小巧的校園遍佈南方植物,天空高遠。一個普通的課堂場景,黃燈多年後回憶起來,仍然記憶深刻。

  這些年在課堂上,她越來越少提起務虛的東西,“找不到契機,自己也困惑”。她曾跟學生們講經典的詩歌,學生們覺得很搞笑。“他們沒有廉價的激情,不會用到詩意這個詞,只用戲謔和調侃的口吻描述當下感受,那些網紅詞彙。”

  但她知道,無論日常生活多麼的貧乏,無論現實多麼缺乏詩意,學生們在創造一切條件去行動。黃燈覺得他們“讀書不一定改變命運”,但他們避免了,若不讀書就會滑入更為糟糕境地的可能。

  (應採訪對像要求,文中沈毅星、莫曉、林峰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0年07月15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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