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壽宮文化筆記之四
2020年12月04日14:26

原標題:萬壽宮文化筆記之四

贛江帆影:航行在昨日之河

根據整理的資料記載,全國歷史上有過萬壽宮和江西會館的數量是1585個。其中在江西省內的數量是最多的,569個。餘下的1016個分佈排名依次是四川、貴州、湖南、北京、湖北、重慶和雲南。

這其中北京萬壽宮是個異數,它不僅僅是為商而設,更帶有崇文色彩。有史家研究雲,從明中期開始,隨著科舉製度的發展,北京的會館開始接待同鄉來京應試的士子。“會館之設,始自明代,或曰會館,或曰試館。蓋平時則以聚鄉人,聯舊誼,大比之歲,則為鄉中來京假館之所,恤寒峻而啟後進也。”(《大商幫:探秘中國商業群落》,鑿空使者著)。

中國西南一隅的雲貴川,才是萬壽宮最為密集的應許之地。

2010年1月,我在貴州盤桓了半個月。我當時剛剛加盟北京《錦繡》雜誌,這本雜誌在其刊名下有一定位性文字:國家商業地理文化讀本。我去貴州是為這本雜誌采寫一組後來定名為《苗藥傳奇》的報導,為此,我在貴州盤桓主要去了三個地方:貴陽、凱里和雷山縣。凱里的全稱是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縣是黔東南的下轄縣,雷山境內的雷公山是全球公認的苗人聖地,雷山因此被苗人視為“苗都”。

蔣元生是我在雷山縣西江千戶苗寨認識的一位苗醫,他的父親是西江千戶苗寨的活路頭,為苗寨“四老”之一,我在雷山採訪時,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跟著蔣元生採藥、出診和勞作。有一天,蔣元生帶我去凱里的紅梅街賣苗藥,於是同他的兒子和我的攝影師同事去了凱里。紅梅街不長,10分鐘的時間我就逛了一個來回,蔣元生見我有點無聊,告訴我距紅梅街不遠有個萬壽宮,“是幾百年前我們江西人蓋的,你可以去看看。”

有一背景需要交代:蔣元生與我初次見面,得知我是江西人,就告訴我他們家的祖先是幾百年前從江西遷過來的。所以,蔣元生才會說“我們江西人”。

凱里萬壽宮位於一個丁字路口上,當地人稱“舊市街”的中心地帶,又叫“凱里老街丁字口”。我去的時候“鐵將軍”把門,並不開放,透過門縫和窗欞,氣派是氣派,並不富麗堂皇,和南昌西山萬壽宮的花花綠綠相比,凱里萬壽宮甚至有點素面朝天的意思。後來我才知道,凱里萬壽宮是當地保存得最為完整的一組古建築。

有意思的是,我在凱里萬壽宮周邊轉悠時,碰到一個剃頭匠,就在萬壽宮旁邊支個攤攤,居然也說他們家祖先來自“江西都司巷”。這個地名把我驚著了,因為南昌萬壽宮邊就有一個“都司前”……我後來把這個邂逅告訴當時凱里的宣傳部長,誰知道那位部長馬上糾正我說:不是都司巷,是朱市巷,凱里很多人都認為自己的祖先來自江西朱市巷。

“‘江西朱市巷’是南昌城中之街巷,至今仍存。明洪武年間,開闢雲貴,在滇黔驛道沿線設置了大量的衛所,派遣70餘萬江淮軍籍移民駐守其地。民籍移民也隨之遷來,也就是常說的‘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貴州也有大量的江西民屯、商屯。明代移民從江西各地來到南昌府城的‘朱市巷’領取信印(即通行證),然後分赴各地,‘朱市巷’實際上是一個移民的集散地。”(《中國移民史》,葛劍雄著)

明清兩代戰事不斷,“惜乎!兵燹屢更,文獻不足稽考。鹹同遭變,譜牒曾已失蹤”(1939年《爐山顧氏族譜》)。“代遠年湮,屢遭變難,餘族宗譜因走張、莫二寇失焉。”(清同治六年《陶氏宗譜》)。各家譜牒既多毀於戰火,當需編修族譜時,多數典忘祖,只能隨眾自認“江西朱市巷”籍。少數族群也多自稱祖上來自“江西朱市巷”,諱言其土著身份。這樣,這個傳說自上而下逐漸通行於各個民族之中,從而形成了“江西朱市巷”的文化認同現象。

那位部長還告訴我,“凱里”這個地名來自苗語“木佬人的田”,而那些木佬人更是自稱來自“江西臨江豬市巷”。

江西臨江在哪兒?

“臨江古稱‘石龍城’。唐武德八年(625年),始於臨江建蕭灘鎮。五代南唐升元二年(938年)於蕭灘鎮始建清江縣。宋淳化三年(992年)置臨江軍,轄清江、新淦、新喻三縣。元改置臨江路。明太祖癸卯年(1363年),改臨江路為臨江府,府治清江縣(縣治在今江西省樟樹市臨江鎮),轄清江、新淦(今江西省新干縣)、新喻(今江西省新餘市渝水區)3縣。明嘉靖五年(1526年)新置峽江縣來屬。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江西布政使司和江西省均先後在臨江設湖西分守道署(俗稱‘道台衙門’)。清末轄:清江、新淦、新喻、峽江共4縣。1913年廢。”(《百度百科·臨江府》)

存在有逾千年的臨江府之所以在1913年被廢,根本原因是彼時中國的交通格局——無論是路線還是工具——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中國歷史上由北而南的大運河——長江——贛江——大禹嶺——東江大通道,曾經是江右商人能夠縱橫天下的重要地理因素,其沿線的贛州、吉安、臨江(樟樹)、南昌、九江等地在唐代的時候就已經是中國最重要的36個城池之一,這一盛況一直延續到19世紀的中葉。

現在的江西人喜歡把江西的落敗歸咎為京廣鐵路的開通,這條始建於1897年4月的南北主動脈,真正全面貫通已經是1936年的9月。在京廣鐵路貫通一年以後,浙贛線全面通車,這條鐵路,才是讓在贛江邊落寞了半個世紀的臨江府以清江縣名字復活的還魂丹。所以說,鐵路不是臨江府消失的真正原因,真正改變臨江府乃至整個江西命運的,其實是一片曾經詩情畫意的帆影。

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的深入發展,已經在19世紀上半葉出現以蒸汽為動力的鐵殼輪船。如果說這對中國帆船運輸業而言,是第一次巨大的衝擊,那上海逐漸取代廣州成為了我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港,這種轉移對於傳統的中國帆船運輸業而言則是又一次打擊,航線的倍數增長對船舶的要求就像是大浪淘沙。

贛江上曾經遮天蔽日的船帆,其實是一種漸行漸遠的文明。

2010年5月,我在上海尋找一位叫張玉琪的船模師傅。張玉琪原來是上海船廠的船模工,一次因緣際會,張玉琪成為中國古代船舶模型製作領域的首席。在張玉琪的工作室,我發現這位只有初中學曆的船模工的案頭上,躺著一本厚厚的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他告訴我們,裡面辟有專門的章節,詳細介紹中國古代的船舶製造技術。

據張玉琪介紹,中國內河航運業的急劇萎縮,主要發生在那些大河的支流上,“類似你們江西的贛江。機船與帆船不僅在速度上存在巨大差異,更在載荷量上高低立現,一般來說,機船的吃水深,對航道的要求比帆船更為苛刻;另外中國帆船多為平底,而機船則有龍骨,灘多水淺,每每吃癟,直接導致中國很多河流的適航能力下降,甚至被委棄。”

話說到這裏,跑遍了中國內陸河流的張師傅特意提到了贛江邊上的臨江鎮,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被消失的碼頭”。

棄了臨江,清江還有樟樹鎮。

據說這個樟樹鎮曾經是新淦的縣治,曆810年之久,身為臨江府的下轄與之“在地勢上互為犄角,在經濟上互相抗衡,在文化上也相互頡頏”,清代詩人查慎行曾有詩云:“瀟灘流下棹歌聲,一曲清江見底清。老樹不知生意盡,尚憑古社占村名”,提前二百年預言了臨江與樟樹之間的命運轉換。

有史家研究發現,江右經商人員與行業廣泛的特點,導致了江右商幫內部構成複雜——從經商人員的地域來分,主要有撫州幫、豐城幫、贛州幫、都昌幫和樟樹幫、臨清幫等;從經營行業來分有茶幫、瓷幫、紙幫、藥幫、糧幫、木幫、鹽幫甚至錢莊——在此基礎上,有些地區形成了盛極一時的著名商幫和商業重鎮。如樟樹藥幫,形成樟樹鎮“藥都”的美譽。

明代中國人文地理的開山鼻祖王士性的《廣誌繹》記載:“樟樹鎮在豐城、清江之間,煙火數萬家,江廣百貨往來與南北藥材所聚,足稱雄鎮。”有著“藥不到樟樹不齊”、“藥不過樟樹不靈”的流傳。同時在許真君的相關事蹟中,也流傳著其施藥行醫救人之說,因此藥幫在外地建立的江西會館也特別祭祀許真君,不僅視其為商業神祇,也視其為行業神祇。

臨江鎮的萬壽宮,就由於樟樹藥幫的影響同時祭祀行業神“藥王”;而在樟樹鎮卻沒有萬壽宮的身影,卻只有一座“三皇宮”,為每年藥交會必有的公祭節目的場所。這一現象,是不是可以說明臨江比樟樹更具包容性與擴張性?好在兩地現在均為樟樹市轄區,精神應該一致。

供奉許真君的萬壽宮是一道觀,供奉伏羲、神農、皇帝及曆代藥王的三皇宮也是一道觀。幾年前,我在金華山研究黃大仙時發現,中國的很多道士和黃大仙一樣有兩點很突出:一是“以行醫濟世為懷而廣為人知”,二是“擅吐故納新之法而駐顏有術”

道教文化的核心是什麼?兩組關鍵詞需要適時浮出水面:中醫藥和養生。按說這兩組詞其實是一個種概念和子概念的關係,養生是中醫理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因為養生為防,醫藥為治,所以個人以為還是分列開來各表為好。

據史料記載:春秋戰國時期中醫理論已經基本形成,已經採用“四診”;西漢開始用陰陽五行解釋人體生理,出現了“醫工”;在許真君所在的東漢,有著名醫學家張仲景,而與其同時期的華佗則以精通外科手術和麻醉名聞天下,還創立了健身體操“五禽戲”……上述史料說明,中國的中醫藥行當不僅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論體系,而且還有一套經過臨床檢驗的中藥體系。

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是一個信號,中醫藥業方興未艾;隨著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古老的養生理論很可能激活一個巨大的市場——咱們最後切題:萬壽宮所附著的道教文化和樟樹幫這樣的江右商幫文化的傳播,應該緊扣的主題之一,就是“中醫藥”和“康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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