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去五十年,理解三島由紀夫的不被理解
2020年12月26日09:20

原標題:離去五十年,理解三島由紀夫的不被理解

原創 傅小平 文學報

文學報

今年是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逝世五十週年。作為經常被閱讀,但很少被理解的作家,三島曾在他的“三島美學集大成之作”《金閣寺》里借主人公溝口之口說:“不被人理解已經成為我唯一的自豪”。話雖如此,三島實際上無論是為人還是為文都表現出讓外界理解自己的強烈衝動。本期夜讀推出這篇解讀《金閣寺》的文章,以期增進讀者對這位複雜而又矛盾的傳奇作家的理解。
三島由紀夫是獨特的:他那關於生命與死亡的美學思想振聾發聵;他那剖腹自殺的過激行為驚世駭俗;而他的作品更以其深邃怪異,自成一體,獨具魅力。讀他的小說,給我們留下深刻印像往往不是深刻的敘述思想,不是獨特的創作技巧,也不是作品中的語言、情節、人物。我們為之傾心的卻是他那匠心獨運的美:原始的美、野性的美、毀滅的美、墮落的美…… 三島的文學“大都面向怪異的世界。他用自己的顛倒的結構的思維方式,在現實的美與虛幻的美的交彙點上來創造他的藝術。”(《20世紀日本文學史》,葉渭渠、唐月梅/著,青島出版社)《金閣寺》是三島的代表作。它代表了“三島文學的最高水平” ,是“三島美學的集大成”。在這部作品里,三島把他畢生為之傾心的美的境界推到了極致,他擷取一僧人焚燒金閣寺的歷史事件作素材,藉以建構他的藝術世界。在這裏三島絕不是刻意去製作一個真實歷史事件的翻版。恰恰相反,他選中這樣的內容是力求讓焚燒國寶這種“得不到社會容忍和許可的行為再生,給它作為一種美的存在而賭以自己的存在。”(《怪異鬼才三島由紀夫傳》,唐月梅/著,作家出版社)他注入自己的思想與感情,以化腐朽為神奇的筆力,創作出了這樣一部真正撼人心魄的作品。
位於日本京都市北區的金閣寺遠眺

讀過《金閣寺》的人都會為主人公溝口放火燒燬金閣這一事實感到震驚,我們驚異於這樣一種近乎病態的行為的同時,不得不面對這樣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溝口燒掉金閣寺是企圖占有它的美呢,還是毀滅它的美;是為了象徵性地毀掉自己,還是借此一勞永逸地自我拯救?美到底是什麼,美是否只是一種神奇的幻象,它存在於彼岸的世界,我們執著於美的同時是否就意味著我們步入了一個萬劫不複的深淵;美的存在是否就是美的毀滅;是否有一種美的意誌,它超越於理性與信念之上…… 糾纏於這存在與美的悖論里,我們猶如步入了博爾赫斯“交叉花園的小徑”似的迷宮里,惟有集聚全部的力量來演繹一次精神的突圍。

自然,我們首先會把目光引向金閣,它是整部作品中的一個主導意象,它就像卡夫卡筆下的“城堡”那樣神秘、離奇、不可捉摸。於是,我們會以為作者借金閣在宣揚一種不可知的超驗的力量。可我們不能忘記作者是在向我們傳達一種美的觀念,美的精神。它所標舉的美毫無疑問是與“自我”的存在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可以把這個“自我”等同於溝口,也可以理解成別的本體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自我”永遠是獨一無二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奇蹟。

殘疾: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捷克大作家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里為我們展示了一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生存景觀。深入兩部小說的內在肌理,我們不難發現各自的主人公托馬斯和溝口在精神氣質上有著某種同構性。他們都以一種有別於他人的獨特的方式闖入了異想天開的、無限的和具有無窮可能性的存在之域。他們都是欲窮盡全部“現實”可能性的冒險家。對他們來說,存在是一個難解的迷。他們的使命就是要最終解開這個迷團,用自己的頭顱去撞開堅硬的存在之牆,哪怕是鮮血淋漓,哪怕是因此而走向毀滅也在所不惜。然而就是這樣兩個生活在非常態的世界里在精神和氣質上如此相近的難兄難弟,他們所走過的道路和最終的歸宿卻是截然不同的。這裏我無意去探究托馬斯的精神世界,但作為一種參照,我們會不由地注意到極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溝口是一個殘疾者,正因為殘疾,就註定了他不可能成為象托馬斯那樣的遊戲的人,鏡像的人。當托馬斯在存在之“輕”的深淵上自我陶醉時,溝口卻在生存的重壓下苦苦地掙紮。如果說托馬斯在於現實世界的親近與疏離,堅持與反叛中找到了存在的意義,那麼溝口作為一個殘疾者,作為一個以“殘缺世界里的殘缺的自我”形象而存在的溝口則在與作為美的象徵金閣寺的矛盾與衝突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依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改編的電影《布拉格之戀》海報

《金閣寺》改編的電影《炎上》海報

溝口:體弱、貌醜、口吃、家貧。並且生來就是一個偏僻寺院住持的兒子,在它尚未展開人生夢想之翅的年齡就註定了要去當一個和尚的命運。這就是他存在的基本事實。他孤獨、敏感,別人視他為異己,他也不去尋求理解和溝通,他被排斥於“生活”之外,遊離於自己本應歸屬的社會群體。“殘疾者所感受到的最深刻的痛苦是一種被棄感,一種被所屬群體和文化無情拋棄的精神體驗。”因為殘疾他一方面產生了“對於健康,對於社會和對於整個世界的深刻的仇恨與敵視。”當他對整個社會感到絕望時,他幻想著全部的人都死掉,世界從此消亡。他夢寐以求的“是災害,是毀滅,是慘絕人寰的悲劇” 。另一方面他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對於生命存在的近乎虛幻,神秘的猜測與玄想。”(引自王嘵明主編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三卷,東方出版中心)他“想像著自己成為內心世界的王者,成為靜靜超然物外的大藝術家的情景。”“這世上有自己尚不知曉的使命”在等待著他。而在他眼前卻 “橫陳的無一不是這種失去鮮度的、近乎窒息的現實。” 既然現實讓他感到絕望、痛苦,他並轉而把父親說的天地間最美的存在——金閣寺作為自己的精神歸宿。金閣作為一種美的觀念,已深深印入他的心靈世界,“以至後來看到漂亮的面孔也不由地在心中以‘美如金閣’加以形容。”

當我們深入解讀小說的文本。頗可讓我們玩味的是呈現在溝口心象中的金閣寺何以會那樣的恍惚迷離、變幻不定。溝口一面在不斷地建構它,使之趨於無限的完美,乃至出神入化的境地。與此同時,他又不遺餘力的對此加以解構,極端地醜化它。當三島醉心於對金閣寺的渲染、描繪時,他卻在無意間對我們傳達出了這樣一個信息:金閣始終是溝口拿在手裡的一面鏡子,它映照出了溝口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而且這面鏡子具有一種奇異的特質,他能自覺地過濾去現實的雜質,而使呈現在他面上的鏡像顯得純粹、空靈、異乎尋常。這個溝口假想中的理想化的自我向他展示了一種具有無盡誘惑力的可能性,它也使得溝口在某種意義上不由得超越了現實的規定性,在幻想的範域里縱橫馳騁。“理想化的自我成了他觀察自己的視角,成了他測量自己的尺度” 儘管他仍不斷地體驗到自己的生命“被永遠地拋離所有的正常軌道和由此而來的本能的失落感和恐懼感”。(《神經症與人的成長》[美]卡倫·霍爾奈/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但在這個理想化的自我的誘引下,真實的自我被無盡地遮蔽。由此溝口在偶爾忘卻於現實的時間里可以在鏡中頗為自負地欣賞自己的殘疾,甚至把它當成是引以為豪的資本,直到殘酷的生存本相給他以致命的一擊。

三島由紀夫與川端康成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殘疾是他存在的條件,是原因,是目的,是理想,是存在本身。他時刻強烈地意識到他的殘疾——口吃,因此他自虐、自殘,同時又充滿因殘疾帶來的“自傲感”,他渴望反叛和超越。正因為他殘疾,生命才給了他一個契機,讓他以獨特的視角去觀照周圍的世界,從而發掘出常人絕對難以把握的生存體驗來。嚴酷的現實越排斥他,他越渴求從金閣——作為美的象徵那兒獲得依靠和力量,但他卻發現美與他無緣。“既然美的確存在在那裡,那麼我這一存在便是美的遺棄物。”於是他就在存在與美的雙重夾擊中無所歸屬,面對這樣嚴酷的事實。他一面以沉默、孤獨頑強抵禦來自社會群體的否定,一面以特殊的方式尋求走近人生,肯定自我的道路。他用生鏽的鉛筆刀在英武的海軍學校學員的美麗的黑劍鞘上刻上深深的傷痕;他在拂曉的黑暗中去攔截心中的情人、美麗的少女有為子;他試著與善良清純的鶴川成為平等的朋友……

可現實是殘酷的,他沒有朋友,只有心靈的孤獨;沒有情人,只有無情的嘲弄與侮辱;沒有母愛,只是感到母親對他的遺棄。正是殘疾這一存在的基本事實使他與金閣寺之間形成一種奇特而又緊張的關係:他妒忌它,時時想毀滅它;又崇拜它,把它作為自己的追求與希望。他時而感到與它結為一體;時而又覺得它是一種異己的存在,對自己的存在構成潛在的威脅。他的心靈在兩個極端間不斷徘徊。他渴望與美麗的金閣寺同生共死,幻想著金閣寺有朝一日毀於空襲,在戰爭期間這成了他生存的意義,可戰爭結束後,金閣寺依然存在,更為醜惡腐敗的現實卻瓦解了他存在意義的根基,他終於背負著殘疾這一生命中無可承受的重擔毀了金閣寺,他似乎得到瞭解脫。他通過毀滅獲得了新生,並由此迸發出頑強的生命意識和生存意誌。在燒燬金閣寺後“要活下去,我想,就想幹完一件事正在小憩的人常想的那樣。”

恩斯特·卡西爾

之為人的特性就在於他的本性的豐富性、微妙性、多樣性和多面性。

“人之為人的特性就在於其本性的豐富性、微妙性、多樣性和多面性。”(《人論》 恩斯特·卡西爾/著,上海譯文出版社)三島在作品中通過其獨特的創造力為我們展示出了一個“站在不穩定的點上,不斷分裂、破碎的自我,存在於永遠的矛盾張力上的自我”(《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錢理群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生存景觀。溝口是個罪犯,是個瘋子,是個病態狂?誰也不能得出一個確切的結論。從歷史的角度著眼,“自我從來也不僅僅是個人的東西,他總是通過記憶和想像,最終通過語言同某種集體經驗聯繫在一起。”正因為三島在作品中真實地展現了溝口的特殊境遇,我們看到的溝口作為三島美學思想的代言人,與其說是個罪犯,是個瘋子,是個病態狂,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在醜惡的外部世界重壓下艱難地追求美的苦鬥者。而他的故事與其說是一個罪犯的自供狀,倒不如說是一個把目光轉向自己內部生命,尋求生命意義的靈魂的告白。三島想告知我們的或許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點,這也正是他的獨特所在。

性:存在於美之彼岸的世界

三島的作品“常以性愛和情事作為中心。挖掘心理深層的異常的情慾,以展現人性的真實和人的本能的真實。”(《20世紀日本文學史》葉渭渠、唐月梅/著,青島出版社)他早期的作品《憂國》《禁色》《假面自白》《仲夏之死》等都突出地表現出了這個特徵。而性也在《金閣寺》中佔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不過在這裏作者借它不是用來“對抗傳統的道德、秩序和價值的束縛”的。在這裏,作者試圖通過性、存在與美三者之間的對立與衝突來傳達他的美的觀念。

《憂國》《禁色》《假面自白》封面

小說中敘述了一個細節:溝口寄居在叔父家,去舞鶴中學讀書的第一年暑假初次回家探親期間,目睹了母親與住在他家的相好倉井的性愛場面。“我戰戰兢兢地將目光移向其源頭方向。於是,自己黑暗中睜開的眼睛頓時覺得有一柄尖椎到來。”這似乎意味著性對他而言是一種禁忌,他對之又恐懼又渴望。而這時父親的兩隻手掌卻伸過來遮住了“我”的眼睛。“那雙手將我所接近的可怖世界當即關閉,將其埋葬在黑暗中。”是這雙手掌把他禁錮在純潔、善良和欺騙的世界里。當父親去世,他從其手掌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他“對於那手掌,對於世間所說的慈愛”,卻“居然未曾忘記如此刻板式的複仇”,看父親的遺容而滴淚未落。正因為是他父親使他認識到性是惡的、是羞恥的。所以他才“恨”父親。而對母親,儘管她犯下了過失,他卻沒有產生恨她的念頭,只是沒有饒恕那個記憶。

隨著年齡的增長,溝口對性的渴望和欲求日漸滋長了起來。他試圖為自己這種強有力的性的慾望找到一種“充滿性慾,但又局限於某一特殊的幻想領域的渠道” (《性與道德》熱內·居伊昂/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種充滿和諧,又能帶來昇華的渠道。但殘疾這個基本的存在事實在把他拒之於生活之外的同時,似乎又否定了他在性上獲得滿足與幸福的合理性。性慾這種有“實現自由的,道德上和心理上不可壓製的自我昇華的可能性。” 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他的性意識從一開始就是存在著與人的完整的、審美的、道德的和社會的本性的對立衝突。然而對性的渴望卻是人的本能,他先是通過手淫進行宣泄,轉而把對象集中到異性身上。更因為金閣在他心中留下了美的觀念。他心中的性便與美、惡等觀念奇蹟般地混雜在了一起。

望向鏡頭之外的三島由紀夫

性在溝口的意識里是存在著兩重性的,一方面他以為性是神聖的、不可侵犯的,在他看來他心中的情人有為子是完美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狂熱地愛戀她,渴慕她,卻不敢接近她。另一方面,對他而言,性是離奇的、危險的、被禁止的與邪惡的。這使得他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撞開性的禁區,獲得性的滿足,至少是是觀念上的滿足。他常想起有為子的肢體並陶醉在憂鬱的幻想中。正是對性的渴慕,他在拂曉的黑暗中去攔截美麗的有為子,他希望從她那裡獲得安慰,使自己的慾望得到宣泄,可也真是對性的畏懼,當他面對有為子時,頓時覺得“自己成了一具化石,一具既無意誌又無慾望的化石。外界再度在我四周成為與我內心世界毫不相關的冷酷存在。”性與美只存在於他的幻想中,一旦作為現實出現在他面前,他就覺得毫無意義。他試圖用性去彌補因殘疾帶來的生命的空白,而性卻更加劇烈地照亮了這個空白。他心中的情人有為子卻對他報以不屑一顧的譏笑,使他羞愧難當,無地自容,便產生了嚴重的自卑感,內心極度失態。他咒有為子,咒她盡快死去。盼望他恥辱的見證人永遠消失,他從有為子的面影中,從黑暗中窺見了“一個絕對不肯使人安靜,而偏要成為我們的同犯和證人的他人世界。”他進而宣告“他人必須全部死掉,世界必須從此消亡”,以便使他“能朝太陽揚起面孔”。他的詛咒果然應驗了。有為子愛上了一個逃兵後又背叛出賣了他,結果為他槍殺致死。然而他以為的性的惡和羞恥並沒有因此消失。

相反,這次經曆使他對人生更是厭惡,他把性的慾望壓抑到深沉的潛意識里,在以後的經曆中以一種變態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在美國兵的逼迫下,踩了一個本國妓女的肚子,開始多少有一種被迫的意味,但很快就轉而變成一種愉悅和快感,“我長膠鞋底部所感到的女人肚皮,那獻媚般的彈力,那呻吟,那盛開的肉之花被碾碎的感觸,那難以言喻的快感,那從女子體中直向我身心穿來的類似隱約閃電的愉悅---所有這些,其滋味卻不能說是被強迫品嚐到的。”他對性的慾望就在這種象徵性的對性的侮辱與踐踏中得到宣泄。這次偶然的事件也使得他決定用行惡來走入人生,改變自己的存在。當他決定燒燬金閣,終於把橫亙在存在與美之間的障礙——金閣掃除後,他瘋狂地占有女人的肉體,充滿快感又不無罪惡感地沉浸在這種“墮落的美”之中。

《炎上》劇照

當然,性在溝口那裡決非是本然的目的本身,他僅僅是溝口藉以步入現實人生的一張憑證,一種手段。而性的結合作為一種單個的男人和女人由於“渴望戰勝個體生而具有的分離性和孤獨感,而在那一瞬間參與到一種由真正的結合而不是孤立的個人體驗所構成的關係中”的真正的結合他卻並沒有現實地享有過。(《性倫理學》 王偉 高玉蘭/著,人民出版社)有為子的形象總是出現在他以後的生活中,並且因現實中金閣寺的出現,有為子的美便與金閣寺的美絞合在了一起,成了橫亙在他生活門檻上的一道屏障。性和美,或者說女人和金閣寺,作為一種頗為奇特的觀念時常出現在後來的情境中。當他看到用乳汁為情人出征餞行的女人的乳房時,他感到“乳房變成了金閣”乳房與金閣在他的腦海里交相來去,他即覺得一種無力的幸福感充滿全身,繼之又湧起一種虛脫感。“恍惚變成厭惡,變成無可名狀的洶湧的怨恨。”他發出對金閣為何要把他同人生隔開的呼喊。他終於明白是金閣使他拒絕了女人,也拒絕了人生。他正是想通過對性的攫取,對女人的占有來同人生建立關係,可金閣寺作為與性對立的存在卻使他在女人面前總是受挫。溝口意欲通過對美與性的占有作為進入現實生活的媒介,兩者於他卻始終存在於兩個不同的世界里。

溝口要擁有性、擁有現實的人生,就得放棄對美的追求。在這種兩難選擇的境地中經過一番權衡之後,在與戰後日本醜惡現實的對照中,他認識到現實是醜惡的,美是虛幻的,他要走入這個醜惡的世界與它融為一體。他就要毀滅只在他觀念中存在而在現實中卻是虛幻的金閣的美。他要燒燬金閣,把自己從美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擁抱實在的罪惡、肮髒的現實。於是在作出燒燬金閣寺的決定後他似乎卸去“美”的負擔。他去了妓院,第一次擁有了真正的性愛。“我第一次感到他人的世界同我如此相融無間。“在脫去衣服之後,又有無數件被層層脫去:我的口吃被脫去,我的醜陋被脫去,我的寒酸被脫去。我確實達到了高潮,我真難以相信我能品嚐到高度快感的滋味。”溝口通過否定美的存在,真正地擁有了性,也真正地接觸了現實人生,但他真的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存在、性、美三者的矛盾了嗎?三島在此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疑問。或許是,或許不是。

時間:在存在與美的悖論中潛行

“人類因為意識到時間而感悟到生命的存在,生命在時間里默然消逝。於是時間成為生存的根本痛苦,時間就是生命的抽像形式。”(《無邊的挑戰》陳曉明/著,時代文藝出版社)時間從來就是和生命、存在等本質性的事物聯繫在一起的。時間在《金閣寺》里是溝口存在狀態的一種標識,它伴隨著溝口的心理活動的展開時而凝滯、時而氾濫;時而緊迫、時而舒緩。這時間促使溝口思考瞬間的存在與永恒這樣一個艱難的問題。他試圖通過瞬間的存在去把握永恒。他甚至作出這樣一種奇特的思考:“人之形象容易毀滅,卻浮現出永生的幻影;金閣之美固定不變,卻滲透出毀滅的可能。人雖脆弱而無法根絕,金閣雖頑強而可使之毀於一旦” 由此可以看出他以為瞬間與永恒的對立並不是一條定律,它是可以轉換的。可以隨人的信念、意誌的改變而改變的。人甚至可以把兩者等同起來或者使瞬間壓倒永恒,戰勝永恒。

金閣寺近景

時間在溝口的心靈世界里是悖謬的。他也正因為意識到時間之於人的荒謬。在善、美與惡、醜的權衡中認識到善美的虛幻,從而認同惡醜的永存。他的朋友:純潔善良的鶴川經不起現世的折磨,因戀愛而自殺。而醜惡殘忍的跛腿的柏木——如他一樣殘疾的青年卻因信奉一套驚世駭俗的作惡哲學而在現實世界中如魚得水、優遊自在。使他更不可容忍的是他們這兩個極端的存在竟然也能推心置腹。時間使人心中的善惡、美醜等價值觀念顛倒了。他想在對金閣寺的叩問和沉思中廓清這一現象。但金閣作為一種觀念的存在對他保持了沉默。

於是荒謬產生了。“荒謬就產生於這種人的呼喚和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間的對抗。”(《西西弗的神話》 杜小真/譯,上海三聯書店)溝口恨金閣,他看透了時間的幻象,他否定善、美等價值觀念,甚至以為惡就是美。他以自己殘缺的軀體介入現實,同柏木一樣,他要讓自己被扭曲的心靈得到補償,“他要摧毀一切,破壞一切,從施虐、褻瀆和犯罪中追求瞬間的存在,為自己的生存位置定格。”(肖四新《試論〈金閣寺〉的審美觀》)在存在與美的悖論中打滾,他的人格發生了分裂。觀念的 “我”與現實的“我”在時間的流程中相互對立、爭鬥,他意識到世界之荒謬的同時,自己也成了一個荒謬的人。他決定在這樣一個荒謬的世界中生活,“並從中獲取自己的力量,獲取對希望的否定以及對一個毫無慰藉的生活的執著的證明。”在自覺存在與美不可共存的時候,他選擇了前者,事實上他也自以為擁有了後者,他燒燬了金閣寺。

但是什麼力量使得溝口那麼決絕地要去燒燬金閣寺呢?是不是在時間的流程中他所經曆的種種境況滋生並日益強化了他的毀滅意識,或者說是死亡意識。或許在他看來“死亡並不是遠離在外的某種意外災難或不幸事件,死亡恰恰是最本己、不可替代的可能性而為它自己所固有。”(《時間與永恒》黃裕生/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溝口從束縛著他的美的觀念中,從他的坎坷不幸中,從他的口吃中,從他對性的占有欲的實現中,從他的存在條件中出發,是準備著以一種自以為理想的方式去從容赴死的。就在他點火焚燒金閣寺的那一刻,他夢見了究竟頂,欲在這“自己的葬身之地”中結束生命。然而那扇本可以把他引渡向死亡的門卻沒能打開。就在他意識到自己被這扇門拒絕的瞬間,一種強烈的求生的意誌猛地驚醒。幾乎沒有經過猶豫他就狂奔出正在焚燬的金閣。這種捨死求生的選擇是偶然的嗎?或許這種對生的渴求和慾望是一直都潛隱在他的生存意誌里的。而他“用以與死亡相對抗的東西,就是他對生命的堅固性,生命的不可征服、不可毀滅的統一性的堅定信念。”正如前面引文所說的:人雖脆弱而無法根除,金閣寺雖頑強而可使之毀於一旦。比起他作為一個人的存在本身,金閣寺的美就變得無足輕重了。那麼時間又在其中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可以想見的是它彷彿是一尊命運之神,在冥冥之中度量著生存與毀滅這樣令人困惑的命題。

《金閣寺》中文版不同版本封面

在《金閣寺》里,時間是自在的,也是自為的,它並沒有明確的標識。我們只能看到戰前、戰爭期間、戰後等幾個模糊的時間概念。它的作用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引領溝口去認同現實,促使他實現對存在未知領域的冒險和探索。它在溝口和金閣這一對人與物的矛盾對立之中找到了自己的落腳點。戰前:溝口因殘疾被排斥在生活之外,把金閣作為自己所追求的美的歸宿,金閣是他賴以存在的理由,是他藉以躲避殘酷現實的棲息地,在觀念中他與金閣融為一體。戰爭期間:溝口見到現實中的金閣,他失望了,感到一種被他想像中“那般心馳神往的美所背叛的痛苦。”他把金閣當成了與他對立的現實的存在,於是他妒忌金閣。而隨著他成了寺裡的一名僧徒,他又覺得自己與金閣融為一體,心中充滿了希望與幻想。

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日本本土屢遭轟炸,現實中的金閣寺很可能灰飛煙滅。這使得它帶有了一種悲劇性的美,而與他心象中的金閣重合了。它成了至美而無常的象徵。“即將遭受同一災禍同一不祥之火的命運,使得金閣和我所居住的世界處於同一元” 並因此充滿了對於瞬間的生命能承受無常的毀滅的戰栗和戰栗中的喜悅。在這期間,時間對溝口而言成了一種揪心的等待,可他等來的卻是金閣的“背叛”,它並沒有毀於戰火。戰後的金閣所表現出來的美超脫於他心裡的虛影。它無視“我”的存在,依然傲然挺立著,更加顯示出它從未有過的堅不可摧的美。而且金閣日益成為他邁向人生的障礙,使他無法向人生伸手,成為與現實格格不入的懦弱的存在。

《炎上》劇照

這時,時間意識在他的心中具體化為一種焦灼和疼痛感,“我們的生存的確是在持續一定期間的時間凝固的維護下得以實現的。”他燒燬金閣寺將使人們意識到他們主觀類推中的不變不滅不具有任何意義,他在認識與行動之間徘徊,他要改變這個世界,他想過殺人,殺死老師,但“那和尚頭和頹軟無力的惡行也還是要源源不斷地從黑暗的地平線冒出。”“為了消滅對象的一次性而殺人,那是永遠的失算。”當他被逐出寺院,而現實的醜惡又使得他無所適從,找不到存在的意義。他充分感到自我存在的絕望與悲哀,於是決定從死亡和毀滅中尋找歸宿。時間在和他捉迷藏,它如同一隻命運之手把他一步步推向悲劇的深淵。不難看出,溝口以其悖謬的行為燒燬金閣,是想以對美的反叛和超越來擁有真正的美,同時又是想以對時間的否定來駕馭時間,以瞬間去把握永恒。他以反叛的姿態讓金閣超越醜惡的現實時空,在毀滅之中“保持它的神聖、純潔和更為獨特的美。”

結語

“小說不研究現實,而是研究存在。”(《小說的藝術》 米蘭·昆德拉/著,上海三聯書店)

小說就是“對存在的詩意的沉思” (《小說的智慧》艾曉明/編譯,時代文藝出版社)

三島更像是那種“不僅在生活的隱喻層面上感受生活,並在其中思想,用寓言的語言把感覺的思想” 表達出來的作家。在《金閣寺》這部作品里,他的獨特就在於他在存在、時間、性與美等錯綜複雜的矛盾之中找到一條“象平滑的鏡子破碎後拚合起來的生存裂縫” (《沉重的肉身》劉小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一頭紮了進去,從中發現了一種奇異的獨特的美。

在書房中靜坐的三島由紀夫

在《假面自白》的扉頁,他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所說的一句話“美是一種可怕的東西”。或許他真是在對存在的思考中體悟到了美的“可怕”,他意識到他是在經曆一個充滿不可解決的道德悖論的過程。在這次對存在的未知之域的探險中,他感到了困惑和迷惘。

《金閣寺》就是這樣一部充滿歧義和悖謬色彩的作品,以慣常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來解讀這部作品的嚐試終究是徒勞的,它的最重要的價值,或許恰恰就在於它超越了是非善惡等倫理和道德的界限,給我們展示了一種蔚為壯觀的純美的存在。正如三島的生死愛慾是一個難解的迷,《金閣寺》這部作品以其獨特的魅力必然會在不斷的讀解和探索中獲得新的生命和意義。

原標題:《離去五十年,理解三島由紀夫的不被理解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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