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者談商業代孕:本質上是生育剝削 將女性“物化”
2021年01月20日22:42

  澎湃新聞記者 林玨瑤 喻琰

  “代孕棄養”風波還在持續,涉事藝人鄭爽被多個知名品牌解除代言,代孕話題亦引發人們討論。

  1月19日,“中央政法委長安劍”公眾號發文評論稱,“在我國代孕行為是被明確禁止的。把女性的子宮當作生育工具,把新生的生命當作商品買賣,甚至可以隨意丟棄,不止損害女性健康、物化剝削女性,更是踐踏公民權益、敗壞人倫道德。”

  該評論文章同時提及,“作為中國公民,因為代孕在中國被禁止,就鑽法律空子就跑去美國,這絕不是遵紀守法。”

  鄭爽張恒代孕風波反映了哪些倫理和法律上的問題?1月20日,澎湃新聞就此採訪多名關注輔助生殖技術的專家。

  有專家分析認為,商業代孕的本質是生育剝削。在商業代孕中,女性被物化,“代媽”身心健康受影響、權益難得到保障。在法律層面,我國現行法規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在倫理道德層面,商業代孕也很難被接受。

  什麼是代孕和商業性代孕?

  “談到商業代孕,首先需明確‘什麼是代孕’。”主要從事新興技術和衛生政策的倫理學研究的博士張迪分析,代孕是一種輔助生殖技術,代孕是將男女雙方的精子和卵子從體內取出,經體外受精後培養成胚胎再移植到另外一位女性體內。代孕通常是指女性為他人實現生育後代目的而懷孕生子的行為。

  代孕媽媽(簡稱“代媽”)相當於把自己的子宮“借”給他人,幫助他們生育後代,但她並不提供自己的卵子給他人,生育出的後代不會攜帶代孕母親的基因。

  張迪表示,提到商業代孕,首先要區分商業代孕和利他主義代孕的區別。商業代孕,是指代媽以獲得金錢報酬為首要目的代孕;而利他主義代孕,是指代孕母親以幫助無法生育的夫婦獲得後代為首要目的而接受代孕。但有些代孕行為可以皆有兩種目的。

  在利他主義代孕關係中,委託代孕的一方只需要承擔代孕母親整個孕期的開銷,以及因妊娠造成的誤工費等。“這些是針對代孕母親在幫助他人生育過程中遭遇的各種不便和時間給予的合理補償,在形式上可能不會稱它為商業性代孕,但如果超過了這些金額,則有商業代孕之嫌。”張迪說。

  上海市法學會生命法與公共衛生法研究會理事、秘書長楊彤丹分析,在技術角度上,商業代孕分為“妊娠型代孕”和“基因型代孕”。“妊娠型代孕”即“借腹生子”,代媽“出租”自己的子宮;而“基因型代孕”中代媽既提供子宮,也提供卵子。此外,還有一種極端情況,即精子、卵子都不來自委託代孕的一方,而是由第三方提供受精卵並生育,生下來的孩子亦和委託方無血緣關係。

  為何不支援商業代孕:被“物化”的女性

  “商業代孕風波”為什麼引起大面積的輿論抨擊?楊彤丹分析,這與商業代孕中女性被物化、身心健康受影響、權益難得到保障等原因有關。“商業代孕目前在我國倫理道德上很難被接受。”

  楊彤丹分析,在商業代孕中,代媽“出租”子宮,提供生育服務換取利益,實際上是把人當作工具以滿足個體需求,物化了人。

  作為弱勢群體,代媽的生命健康權和經濟收益同樣難以保障。楊彤丹進一步分析,代媽所得經濟利益大部分都被代孕中介機構拿走,所得收益甚少。代媽在懷孕、生產過程中還會面臨健康風險,甚至會有生命危險。因此,基於代媽的社會、經濟地位來看,商業代孕實質上是一種生育剝削。

  再者,商業代孕會給代媽的心理健康帶來負面影響。代孕媽媽經曆十月懷胎後生下孩子,和孩子間會建立起一定的情感聯繫,但她的探視權卻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張迪亦分析,在中國社會和文化中,人們都認為在分娩和妊娠過程當中,母子之間的情感對培育母子關係非常重要。

  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張迪認為,商業化代孕容易導致代孕母親和代孕所產生的後代被視為商品,貶低人的價值和尊嚴。“通過金錢購買代孕服務是將女性僅僅作為實現生育的工具,這種貶低人尊嚴的行為不應當被社會允許的。”

  是什麼讓女性選擇做商業代孕媽媽?楊彤丹分析,部分女性選擇做商業代媽,往往迫於經濟壓力等原因。張迪亦提到,相關數據表明,在國外願意做商業代孕媽媽的女子,她的社會地位、收入也較低。由於社會結構不平等,促使部分女性想通過做代孕媽媽獲取更多的錢。

  專家建議對輔助生殖技術的運用進行更明確的立法

  我國對代孕和商業代孕的現行法規是怎樣的?張迪表示,我國現行法規中提及代孕的,是2001年國家衛生部(現衛計委)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其中第三條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並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在司法層面上,對於目前存在的商業代孕機構,“現在的監管難以觸及到這些方面。”張迪稱。

  楊彤丹分析,如果在沒有相關規範措施的情況下放開代孕,容易助長違規代孕生意發展,甚至會導致拐賣婦女兒童案件增多,對女性群體帶來暴力侵害。

  “拋開商業代孕不談,近幾年,我國對於輔助生殖技術的規製有所加強。”張迪表示,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第1009條以專條形式明確規定:從事與人體基因、人體胚胎等有關的醫學和科研活動的,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不得危害人體健康,不得違背倫理道德,不得損害公共利益。“這是一個質的飛躍,但對於能夠創造人類的輔助生殖技術而言仍應當有更加明確和立法方可對更好的促進技術的善用。”張迪稱。

  在禁止商業代孕的背景下,因為疾病、年齡等原因無法生育的女性是否可以通過非商業性代孕解決問題?張迪表示,作為輔助生殖技術,代孕是基於社會建構的技術,不同於自然生育,國家理應對它的應用進行嚴格限製。若要放開非商業性代孕,需要在嚴格監管、嚴格醫學指征的前提下放開。

  張迪分析,即使未來開放非商業性的利他主義代孕,仍需要核實代孕者是否是出於自願和利他目的進行代孕、是否存在私下商業交易、是否存在剝削等問題。如果非商業性代孕產生的弊端大於益處,即便符合醫學適應症的夫婦生育願望得到滿足,非商業性代孕也不應被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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