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刊文:生育或者升職不該是道單選題
2021年03月03日07:06

原標題:中青報刊文:生育或者升職不該是道單選題

寶寶初次睡整覺那晚,沒把吸奶器帶在身邊的我,感覺就像有兩塊巨石壓在胸口。想起生產以來,開奶、堵奶、漲奶、為復工存奶的一系列經曆,我在朋友圈寫道:“每個能在母嬰室自來熟地交流喂養經驗的媽媽都知道,當體系性的支援缺失或是無法觸達個人時,一味提倡母乳喂養如同枷鎖。”

剛生產完那段時間,是我得到最多關心的日子。出院後,醫院會發來調查問卷並進行電話回訪,我所在的社區衛生院也派來醫生,為我的身體恢復和新生兒的養育問題答疑,還和我簽約了一項名為“家庭醫生”的服務——說到“家庭醫生”,這無疑是個好政策,但醫生超快語速的介紹,明顯只把這當成一項推廣任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遺憾。

醫院牆上那些關於母乳喂養、輔食添加、發育訓練的宣傳海報,讓習慣應試教育的我快速轉化為腦海中的知識點,並輸出為一條條行動方案。為此,我時常想,社會能不能和我建立這樣一種關係,依據不同孩子的情況、不同的成長階段,把零散的、不體系的知識變成持久的、有針對性的指導?

除了育兒本身的艱辛,工作與生育的衝突,也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在我128天的產假即將結束之際,公司突然宣佈“業務調整”,絕大多數同事被迫另謀出路,餘下的同事則要承擔超高強度的任務。儘管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不得辭退哺乳期員工,但在巨大的育兒壓力和公司的尷尬現狀面前,我經過權衡,還是選擇了主動辭職並領取補償。一方面,這個決定讓我免於承受一邊通勤加班、一邊喂奶帶娃的艱辛,但另一方面,這也給我的事業帶來了巨大的變數,以至於我至今都無法確定,自己何時才能重返社會,又能否找到對口的工作。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辭職後,一位已育一胎同事來問我如何掛產科門診的號,我的“恭喜”二字還沒發送出去,這位3歲女兒的媽媽就語氣平淡地說:剛進新公司就發現懷孕了,孩子來得不是時候,只能打掉。職場對年輕媽媽的不友好,從這件事可見一斑。

在以孩子為絕對中心的新手媽媽生活中,上網刷視頻是我主要的娛樂。其間,我在B站關注到了一位芬蘭UP主,她有一個中國丈夫,也是兩個混血寶寶的媽媽。芬蘭以高福利而聞名,在她生育之後,當地法律允許她休假一年。與此同時,新一屆芬蘭政府還計劃給所有父母同等的育兒假,並將生育後的帶薪津貼增加到總共14個月,相當於父母每人164天。

當時,彈幕里很多“羨慕“飄過,而我想的是:倘若我也能這樣休假,而不必辭職,那麼,164天后,公司的業務發展方向已經調整幾次了?過去一年的年終總結怎麼寫?明年的晉陞名額,不出意外會給到同期入職的其他同事吧?在我想這些的時候,突然發現:生孩子這件事,似乎有點沒意思了。

我的寶寶是2020年出生的中國1000多萬名新生兒之一。這個數字,這幾年與過去相比有明顯的下降。數據說明,謹慎看待生育這件事的家庭越來越多。這是一個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參與到家庭以外生產的時代,我們通過教育、就業、戀愛體會著前20多年的人生,當生育不再是女性的必要職責,年輕女性躊躇了,退卻了。其實,這並不意味著年輕女性不想做媽媽,也並不代表新一代人不願承擔撫育後代的職責,只是現實的壓力實在太多,才讓很多人難以輕易作出生育的決定。

兩會在即,社會各界都在熱議各種政策話題。如果要問我和身邊的同齡人關心什麼,與生育保障有關的話題,恐怕承載著最多的期待。我期待可以享受更充分的產檢假、產假和哺乳假,期待家附近能有門檻低、收費低的公辦托育機構,期待有更多的關於如何做一個父親的社會教育,期待通過製度性的協助、認可和獎勵減輕自己身上巨大的犧牲感。在大學室友紛紛生子後,我們聊天群的交流主題基本都圍繞育兒展開。在媽媽這個身份降臨後,大家似乎都變了個人,把孩子擺在世界的中心——不過,沒有一個人表示想生二孩。

當下,鼓勵青年生育,似乎是政策方向的一項共識。要做到這一點,顯然不能只靠精神層面的勸導激勵,面對實實在在的壓力,我們更需要實實在在的支援與幫扶。

(原題為《生育或者升職不該是道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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