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眠:陪現代人度過漫漫長夜
2021年03月19日00:38

原標題:失眠:陪現代人度過漫漫長夜

  2001年,國際精神衛生和神經科學基金會主辦的全球睡眠和健康計劃發起了一項關注人類睡眠的全球性活動,並將每年的3月21日定為“世界睡眠日”。2003年,世界睡眠日正式進入中國。每年的世界睡眠日,人們都會賦予它一個獨特的主題。

  什麼是當下人們睡眠的主題?恐怕是“失去睡眠”。根據2020年喜臨門中國睡眠指數,我國國民平均睡眠時長僅為6.92小時,相比2013年減少了1.58小時。人們的入睡時間通常遲至淩晨,同時,擁有深度睡眠的人數比例不到1/3。

  我們可能是最不重視睡眠的一代人,“別睡了,起來嗨!”,“生前何必久睡,死後自會長眠”成為一句句流行的調侃,甚至有人會問出“人類為什麼需要睡覺”這種問題。

  這個問題可能會令你我驚愕,然而它確實是一個科學界難解的真問題。從解開DNA雙螺旋之謎的諾貝爾獎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無法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如果從常識去理解,在睡覺時人類不創造任何社會生產價值,也無法進行自我提升。同時,睡著的人類還毫無戒備,極易受到各種外部危險的威脅——以至於在政治哲學家霍布斯那裡,社會契約對於人類的重要意義之一,居然是保障每個人都能夠在睡覺的時候,能不被人突然陷害。也難怪美國睡眠科學家赫特夏芬會不無嫌棄地說:“如果睡眠沒有提供絕對重要的功能,那麼它一定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最大的罪過”。

  有如此多名人大家背書,似乎睡眠的意義是很成問題的。但此時如果我們問一句:你能多久不睡覺?可能以上的各位一時間又都要噤聲了。想想我們自己,誰不是一邊遲遲不願入睡,一邊在無數個失眠的漫漫長夜想念丟失的睡眠呢?

  時至今日,這種對睡眠的“欲拒還迎”是如此的普遍,已經當之無愧地成為現在人們睡眠的另類主題。為什麼當代人對睡眠的態度如此曖昧矛盾?睡眠和失眠背後,有著怎樣的科學規律和文化觀念?

  現代社會與被剝奪的睡眠

  為了回答睡眠意義的問題,人類曾做出看似不可思議的冒險。位於美國肯塔基州的猛獁洞(Mammoth Cave)是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這裏黑到伸手不見五指,爬滿了各類大大小小的生物。1938年,兩名睡眠研究者納塞尼爾·克萊德曼(Nathaniel Kleitman)和助理布魯斯·理查德森(Bruce Richardson)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待了整整32天。他們發現,即使在完全感受不到白天黑夜的洞穴中,人類依然可以依靠身體內部的晝夜節律安排自己的作息,且這個節律的週期比一天要長,而非正好一天。

  雖然人可以不僅僅依賴光照來調整作息,但光照依然是我們最經常使用的參照物。在我們大腦的中央,有一處名為“視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的區域,它位於視神經在大腦交彙處的正上方,通過分析兩隻眼睛接收到的光信號,來調整大家所熟知的褪黑激素的濃度水平——褪黑激素的濃度上升,就彷彿給了身體一個入夜的信號,它讓我們在白天進入清醒的狀態,而在夜晚安然睡去。光照條件也因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的作息規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托馬斯·愛迪生為人類驅散了黑暗,也同時把我們拋向了另一片黑暗。白熾燈的發明讓城市的大街小巷燈火通明,也讓我們的大腦逐漸習慣於把黑夜當成白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馬修·沃克指出,電燈對人類24小時內部生物鍾的推遲大概是每晚2-3小時。他同時發現,在推遲人們的睡意這方面,更先進的LED燈對褪黑激素的抑製能力是白熾燈泡的兩倍以上,讓夜晚的我們更加難以入睡。

  2014年,LED燈泡的發明者中村修二等人因其“充分地降低了照明的能耗”而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份評價如此應景地說明了人類的睡眠如何被對效率的追求所剝奪。效率是啟蒙現代性的核心主題,而啟蒙(enlightment),顧名思義——就是“告別黑夜,讓世界亮起來”。如果我們翻開這些奠定了現代性基礎的啟蒙哲學家們的著述,會發現前面提到的霍布斯對睡眠的態度還真算客氣。比如,在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笛卡爾那裡,思考是一種必須連續的過程,不能有絲毫的間歇。睡眠對思考的打斷,也意味著存在的中斷。休謨更是在《人性論》中公然寫道:“睡眠,與瘋癲、狂熱一道,成為人類追求知識的障礙”。而即使到了反啟蒙主義的尼采那裡,睡眠的地位依然沒有明顯提高,這位天才哲學家甚至發明了一個為存在主義者們津津樂道的詞:“睡眠恐懼”(Hypnophobia)。——不過有些諷刺的一點是,這些哲學家們不斷告誡人們不要睡覺,保持思考,可他們寫出來的書,卻常常成為當代人最好的安眠藥。

  奧斯曼改造後敞亮的巴黎大道,機器轟鳴聲中燈火通明的工廠,視野一覽無餘的全景監獄……在啟蒙的旗幟下,人們高唱著對效率的禮讚不斷升級著各類技術,追逐那奮進的“光亮”,驅散那慵懶的“黑夜”,睡眠,則成為無辜的犧牲品。從白熾燈到LED,人類睡眠剝奪的進程只會加速,從未停歇。iPad和智能手機,成為了升級版的LED燈——沃克展示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睡前2小時使用iPad,褪黑素的上升水平將下降23%。如果此時此刻你在深夜裡在散發著幽幽藍光的屏幕前劈劈啪啪敲著鍵盤,這可能又是一個無法入睡的夜晚。

  20世紀90年代蘇聯開展的一項秘密工程,更是充分地說明了殘忍的人類對剝奪睡眠一事的想像力可以走到怎樣的地步。為了給西伯利亞等高寒地區提供工業照明,這項計劃妄圖通過發射軌道衛星來增加太陽光的反射,亮度可以接近月光的100倍之多。美國技術史學家喬納森·克拉里就將這種用睡眠交換效率的現代社會描述為“24/7”式的社會,不過,在他那裡,睡眠剝奪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它象徵著現代資本主義對人體晝夜節律的強製改造。

  想想普遍睡眼惺忪的現代“打工人”們,你就會覺得克拉里所言非虛。如果你生在古羅馬,完全不可能適應一份“996”工作:你會在中午的陽光里打著哈欠醒來,躺在長椅上聽奴隸唸書中的故事,快速用完一份午餐,再洗一個短促的冷水澡,然後坐在書桌前寫寄送給遠方的信件,並在黃昏初露時昏昏睡去。不過僅僅睡到淩晨,你便會自然醒來,穿上正式的服裝,精神抖擻地開始寫一些嚴肅的文字,或者出門去和其他人一起吟誦詩歌、做愛,或者只是漫無目的地遊蕩。在晨曦接近到來時,你會帶著精神和身體的滿足,再次甜美地進入夢鄉。

  這正是羅馬一世紀時的行政長官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真實的作息,而在那個時候,這種在一個晚上擁有兩段睡眠的“雙相式睡眠”在羅馬極為普遍。史學家Glenn Reed Storey在對古羅馬時期的睡眠行為進行考古後評論,這種時間節律的獨特尤其為現代人無法理解。我想,我們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能夠如此自然地在淩晨自然地醒來和睡去,更無法在一個手機幾乎全天候待命、上班普遍要打卡的時代理解,居然有工作能夠容忍人們睡到中午才起床。

  不斷加壓的KPI、看似靈活彈性實則極其打亂生活節律的工作節奏,現代資本主義對人體節律的徵用和改造,已經成為當代最流行的生命政治。當然,“睡眠剝奪”的政治性並不止於此。漢娜·阿倫特素來以反思啟蒙的暗面著稱,在她看來,“暮色的消逝”也意味著公共空間的大肆擴張與私密空間的摧毀。睡眠不僅意味著休養生息,它同樣也意味著關上燈、拉上窗簾,與秩序和效率隔絕,在黑暗中享受與自我靈魂的對話。

  然而,古羅馬的故事卻讓我對阿倫特的這番論述產生了些許懷疑,同時也再次意識到現代人的睡眠是多麼地具有矛盾性。如果說睡眠象徵著私人性的摧毀與公共性的擴張,那麼這種公共性能夠和羅馬人那種歡娛的“秉燭夜遊”相提並論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2013年,在接受哈里斯調查公司訪問中,美國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將壓力和焦慮視為失眠的首因,而在導致焦慮和壓力的原因中,除了金錢的匱乏,還有工作的倦怠、感情的不順、家庭矛盾等等。看看,在睡不著的那些夜晚,我們想到的是永遠不懂自己的上司和女朋友,永遠還不完的房貸和親情債——是那些如此無趣又如此孤獨的白天。如果要說“公共性”,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睡眠剝奪,充其量體現了一種被動的公共性,它把關燈後的房間變成了深淵,而非和我們的自我對話的小天地。它只是讓我們的身體在更大程度上屬於一個集體,但在精神深處,我們的靈魂早已在那些失眠的夜晚支離破碎。

  從卡夫卡到納博科夫,作家們真的在逃避睡眠?

  不過,我們的睡眠真的只是被外在的事物剝奪的嗎?在近期翻譯成中文版的《我們為什麼要睡覺?》一書中,馬修·沃克就指出,睡眠不足和失眠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前者指的是:有足夠的睡眠能力,卻不給自己充足的睡眠時間,後者才是真正的想睡而不能——仔細想想,生活里主動熬夜的人們還真不少。其中比較典型的,除了哲學家外,還有一類人常常旗幟鮮明地“主動逃避”睡眠——作家。

  當格里戈爾·薩姆沙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甲蟲,他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很可能是,我昨晚沒睡好。他一邊發現自己錯過了火車,一邊抱怨即將到來的工作,這不僅是小說里人物的行為,也是小說作者內心的寫照。獨立寫作者克里斯托弗·霍騰(Christopher Hooten)如此評價卡夫卡這則有關現代體驗的怪誕寓言:“從卡夫卡最富盛名的作品中,我們讀出位於其中心的卻是睡眠的缺乏”。

  卡夫卡不僅長期失眠,而且也常常為此深感焦慮,他曾在日記中寫道:“睡眠的人是這世界上最純潔無邪的生物,而失眠的人,則背負著最深重的罪孽”。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卡夫卡對這種失眠的痛苦,同時還抱有一種近乎斯德哥爾摩式的情結。他在寫給一位德國作家的信中說:“也許我是害怕,在睡眠中我的靈魂離開自我,無法返回”。失眠時的負罪感,獨自凝望黑夜的無邊恐懼,成為了他另類的靈感來源。

  意大利醫學研究者安東尼奧·佩爾西卡坎特(Antonio Perciaccante)與阿萊西亞·科拉利就曾專門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過卡夫卡的各類未刊手稿和作品,他們近期在醫學頂級期刊《柳葉刀》上發表的一項成果意在論證,卡夫卡的大量作品都是在一種“清醒夢”的狀態下創作的。在這種狀態下,作家本人在真實與虛幻的邊緣遊走,他一方面在睏倦中焦躁,卻又極度抗拒徹底睡去,這些情緒激發出的邊緣情緒很難在日常完全清醒的狀態下體驗,而它們最終也幻化成卡夫卡筆下那些奇形怪狀的意象。佩爾西卡坎特甚至認為,如果克服了失眠問題,卡夫卡恐怕會少寫許多廣為流傳的經典。

  類似的這種診斷,作家嚴歌苓的醫生也曾對她說過:如果治癒了失眠,你可能會因此無法保持創作的靈感。眾所周知的是,因為長期高強度的寫作,嚴歌苓長期遭受失眠的困擾,在旅居美國期間更是曾持續30多天沒有真正入眠過。與卡夫卡的焦慮和恐懼相比,深入骨髓的孤獨感則是嚴歌苓失眠的主題。“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臉,看見一大攤黑色在白床單上。我不認識我的頭髮,但我認識我的失眠”——在這篇《失眠人的豔遇》中,她筆下的那個自我夜夜盯著對面高樓里那扇總是亮著燈光的窗子:失眠者唯一的陪伴,永遠只有另一個素不相識的失眠者。

  與嚴歌苓和卡夫卡對待失眠的糾結相比,俄羅斯作家納博科夫則直截了當了很多:“睡眠是世界上最白癡的事情,它扼殺著人類的天才和理性”。他把睡眠看作是想像力的天敵,認為前述提到的那種失眠時半夢半醒的狀態,反而能夠打通人和一個超現實世界之間的通道。另一位聲名顯赫的女性作家艾米莉·勃朗蒂同樣歌頌過黑夜賦予了她更為澄明的雙眼,幫助她看見那些平日裡看不見的事物:“回來吧,夜晚和群星!為我遮擋那不懷好意的日光。它那裡沒有溫暖,只有灼傷!”(《群星》)。只是,學者瑪麗安娜·本雅明(Mariana Benjamin)發現,即便如此稱頌黑夜,勃朗蒂也逐漸開始厭倦了它,“她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歇斯底裡地希望擺脫失眠,盡快入睡”。看來,作家們也都不過只是凡人,沒有辦法完全直言不諱地逃避睡眠。

  為什麼要寫這些作家們的故事?作家們面對的糾結其實與我們現今絕大多數人失眠的體驗十分相似:我們一邊不想睡覺,一邊總覺得睡不夠覺,如此循環往複,陷入當代睡眠的死循環。

  當代睡眠死循環:一邊不願睡,一邊睡不夠

  也許有人會說,作家們睡不好和他們的工作有關,寫作費腦,容易讓人睡前興奮。這種說法當然也有道理,但是不是所有的寫作都會讓人難以入睡,近期刊登在美國《實驗心理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就告訴我們,除瞭解數學題,寫寫日記可能也能助眠。

  當然,這不是普通的日記。論文的作者邁克爾·斯庫林(Michael K. Scullin)發現,如果人們在睡前進行五到十分鐘有關明天“待辦事項清單”的寫作,會更容易擁有一夜好夢。相比於寫“已經發生過的事或已經完成的任務”,這種寫作能夠讓人們入睡的速度平均加快9分鐘,這種助眠成效簡直堪比現在市面上的許多助眠藥物。

  “當你的大腦中有大量記憶片段在循環,並且你抑製不住地對它們進行反思時,你就很難入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斯庫林如是說。

  儘管這一研究的普適性也遭到了一些專家的質疑,但我個人卻莫名地覺得它直戳當代人失眠體驗的真相。作家們說失眠讓他們看到“白天看不見的事物”,這句話的普通人版本,正是當代人直到夜晚才會去思考那些人生的大問題:我們在失眠的輾轉反側中思索生活的意義、工作的價值,想起久未聯繫的親人,為那些因境遇所迫不得不做的選擇而內疚。然而,所謂生活的意義、工作的價值,難道不應該在白天的生活和工作中去踐行和思考嗎?

  失眠正是在這一點上成為現代社會人們生存的縮影:不論是在生活還是工作里,我們都感受到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感,感到孤獨和焦慮。這些不確定感就像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講述的“風險”,來自四面八方,彷彿近在咫尺卻又不可捉摸。它們存在於技術、政治、工作、人際關係之中。那些在失眠時縈繞在我們腦海中的有關人生意義的追問,折射的並不是黑夜帶給我們的煩惱,而是有關白天意義的迷惘。在去年華東師範大學的一份有關失眠的調研中,一位正在考博士的受訪者甚至表示,自己將失眠看作一種“試煉”,覺得這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一種表現,在獲得成功之前,這些是必要的磨難——我們的不確定感是如此之強,以至於失眠的夜晚竟成為了我們唯一感到能夠掌控自我的時刻。

  這正是現代失眠者的睡眠悖論:我們抗拒睡眠,卻是因為我們渴望睡眠——渴望擁有安全感和生活的依託。失眠者們在夜間渴求的那份確定感,其實也可以理解為正是睡眠本身——就像克拉里將睡眠視作一種安全感的隱喻一樣:一個人人都能安心入睡的社會,意味著人們可以在相互不設防的環境下入睡。這種安全不僅僅在於人身安全,更在於價值感、意義感以及與他人的聯結。過去的人們恐怕很難想像今天的東亞社會會興起一種名為“陪睡師”的職業,人們找陪睡師僅僅是為了求一晚好眠嗎?恐怕遠遠不止於此。

  不過,把失眠當作尋求安全感和意義感的解藥,無異於飲鴆止渴、緣木求魚。已有的實證研究已有力地證明失眠帶來了更不穩定的情緒、更高的阿爾茨海默病、癌症發病概率,也顯著地影響了我們的工作效率。早在1984年,W·B·韋伯和萊維就已經通過研究證明,較少的睡眠量會降低人們提出工作方案的準確度和產生創新想法的頻率。而蘭德公司2016年的調查數據發現,因為員工睡眠不足、創新乏力,美國公司每名員工平均每年喪失的生產力成本接近2000美元——可以想見,當我們在白天發揮如此失常,夜晚的懷疑人生恐怕只能變本加厲,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當代睡眠的死循環。

  我們如何能擺脫空虛、迷惘、不確定感,不在夜晚的懷疑人生中失眠,並走出這個死循環?這是個世紀大哉問,不過,這個答案一定不包括借助失眠本身。雖然薩特、加繆這樣的存在主義者都很鄙視睡眠,但存在主義在幫助我們尋找安全感這件事上並非毫無貢獻:他們說,現代人註定要做一個推石頭的西西弗斯,如果白天的世界本無意義,那麼就為它賦予意義。如果你在失眠的時刻反思的諸多事項之中還包括開頭提到的那個問題:人類為什麼要睡覺?那麼建議回顧一下上世紀的睡眠學者威廉姆·德門特(William Dement)的一句話,在經過了五十年的睡眠研究後,德門特返璞歸真:“我們需要睡眠的唯一理由其實非常牢靠,那就是我們會犯困,會變得想睡覺。”

  撰文/劉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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