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特稿｜全球人口下降“海嘯”將至？
在不久的將來，地球上的人類是否將變得越來越少？
這聽上去像是天方夜譚：數十年來，人們一直被灌輸著“人口爆炸”的理論——不斷膨脹的人口將消耗完地球的資源。聯合國2015年的報告預測：2023年世界人口將衝破80億大關，到21世紀末將達到峰值110億，之後才開始下降。
然而，人口的“峰值”和“下降”都可能比預期的更早到來。
從東亞到歐洲、從美國到巴西，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出現了新生兒數量大幅下滑的現象——美國人口增長率80年來最低，韓國則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
在過去一段時間里，越來越多的政府和人口學家意識到：未來的30年將出現本世紀的重大決定性事件(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決定性事件)，那就是全球人口總量開始下降。而這個過程一旦開始，就不會結束，且我們這一代人有生之年就將見到這一拐點。
正因如此，實際上我們要面臨的挑戰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蕭條——種群無情“敗落”下去，它跨越了人種、民族、文化、地域，是 “人類”物種的一個大趨勢。
這是以前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全球人口下降的趨勢是否屬實？若是如此，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人類社會會發生怎樣根本性的變化？這又意味著什麼？為此，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專訪了歐美亞多國已研究該問題數十年的人口專家、求教親自考察多國實況的民調專家、翻閱權威科學研究報告，試圖向讀者展現對這一問題的初步求證結果。
許多人或許認為，人口減少是一件好事。然而，答案可能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麼簡單。人口減少的影響極為複雜而深刻，是一個會影響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
今天出生的兒童將在成年時遭遇人口下降的全面衝擊。專家告訴我們，那時的他們不一定更易找工作或變得更富裕，他們將生活在一個慢慢變老的城市化世界中，鄉村和地方將日趨凋敝直至消失，世界的格局也將發生變化。
“人口減少就像是地平線上已可以望見的海嘯，轉眼就將衝到我們眼前。”一位人口專家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
全球將面臨人口結構巨變
“空蕩蕩的地球”太誇張嗎？
人們覺得全球人口下降的消息令人震驚這一點其實並不奇怪。
“要人們認識到人口減少的趨勢很睏難，因為所有的輿論都仍在強調人口爆炸的理論，就連《復仇者聯盟》電影中的滅霸都認為要消滅宇宙中一半的人口來恢復自然的平衡。”全球最大的調研公司之一益普索（Ipsos）公共事務CEO 達雷爾·布里克（Darrell Bricker）對澎湃新聞說。
早在兩百多年前，英國著名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就曾預言，由於人口的增長快於食物供給的增加，人類將面臨“人口爆炸”的災難。在他的那個時代，地球人口首次達到了10億。一個世紀後，全球人口達到了20億。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一度被許多國家所接納。直到上世紀60年代，美國斯坦福大學保羅·R·埃里希教授還在暢銷書《人口炸彈》中預測，人口過剩將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引發全球饑荒，並主張立即採取行動限製人口增長。
今天，全世界人口已達到78億。然而，如今大部分人都比馬爾薩斯時代的英格蘭窮人更長壽、更健康。事實證明，馬爾薩斯忽視了科技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解決人口增長問題的作用。
2015年，聯合國預測，地球人口總量將在今後三十年里增加20億，2050年將達到97億，並在2100年達到110億的峰值，隨後再開始下降。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口統計學家認為，聯合國的數字高估得太多了。他們認為，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地球的人口將在2040-2060年之間的某個時間點達到90億上下的峰值，接著便開始減少。到21世紀末，全球人口或將回到現在的人口數量，並穩步走低。
改變這一切的關鍵在於全世界幾乎所有地方的生育率都在暴跌，而且進展的速度比大多數人想像中的要快得多。這種現象被人口學家形容為“歷史上最令人震驚的全球性變化之一”。
去年7月，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國際頂尖醫學期刊《柳葉刀》（Lancet）上發表了題為“2017年至2100年195個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死亡率、移民和人口情景的預測”，他們分析稱到2100年，全球人口將達88億，這比聯合國目前的預測少了20億，而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齡化會重新塑造人類社會和全球格局。
柳葉刀研究預測2017-2100年間，這些國家人口變化
研究稱，到本世紀末，除非有大量移民湧入，全球195個國家中有183個將跌破保持人口水平的替代率臨界值，包括中國、日本、泰國、韓國、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波蘭在內的20多個國家的人口將減少一半。
2019年，布里克和加拿大《環球郵報》的資深記者、專欄作家約翰·伊比森（John Ibbitson）在花了三年時間環遊全世界後得出了相近的結論——到2050年前後，或者更早，人類將迎來全球人口拐點。
“未來人口下降趨勢幾乎是不可遏製的。在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口下降已經是進行時。我們正在面臨一個急劇縮水的地球村。”布里克對澎湃新聞說。布里克早年畢業於加拿大卡爾頓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是社會調研以及政治選舉預測領域的專家，曾作為公眾意見研究總監服務於加拿大總理辦公室。
布里克對於人口問題的思考，最早開始於自己過去數十年工作中的所見所聞。“世界各地的人們告訴我和傳統人口爆炸理論相反的事實，我心中一直在問，這是真的嗎 ？”足足三年時間里，布里克和他的同伴利用工作出差間隙調查，足跡遍及六大洲的多座城市：布魯塞爾、首爾、內羅畢、聖保羅、孟買、北京、坎培拉和維也納等地。他們與當地政府官員、大學校園、研究機構和貧民窟里形形色色的年輕人進行了深度交流，其研究成果最後彙成了一本名字令人打冷顫的書——《空蕩蕩的地球》（Empty Planet）。
在布里克看來，人口萎縮趨勢對人類文明的影響，要遠比氣候變化更加確定，也更加深遠。“在未來一兩百年里，雖然環保努力可否拯救亞馬孫雨林不得而知，但巴西人口的大幅減少則是確定無疑的。”他說。
全球人口減少的徵兆最早從歐洲開始。
布里克指出，一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研究者注意到了歐洲正在進行的兩場並行的變革：人口結構變化和世俗化潮流。他們最初認為那是歐洲特定情況下的特定產物。然而，事情很快變得明朗了——歐洲只是一股更宏大的全球潮流的先鋒，這股潮流從上世紀70年代起在世界範圍引發了眾多變化。
上世紀50年代，歐洲的總和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生育的子女數量，簡稱TFR）處在“嬰兒潮”水平（baby boom，指1945年二戰結束至1960年代中期歐美國家的生育率的大幅升高）：平均每位婦女至少有3.0個孩子。
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數字急劇下降。到1980年代，一些歐洲國家的總和生育率跌至前所未有的1.3，甚至更低。今天，一個典型歐洲國家總和生育率大約在1.7到1.8之間：大致與美國相當。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人口學的觀點，2.1左右的TFR在人口學中被稱為更替水平生育率，意思是一對夫婦平均生育2個子女以實現對自身的替代，就是人口簡單再生產。倘若一對夫婦平均生育不足2個孩子，就是人口減縮再生產，總人口則會不斷減少。
法國今年1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該國正在經曆45年以來的人口出生最低穀，2020年總共出生人口約為73.5萬人，比上一年下滑了7%。去年，法國的總和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婦女平均1.84個孩子，而2019年為1.86個。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同樣經曆了生育低潮。上個月，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估計，新冠疫情及其伴隨的經濟衰退將會使得2021年美國新生嬰兒數大幅減少30萬至50萬，產生所謂的“生育低穀”（Baby Bust）。
美國的生育率於2018年下跌到歷史新低：總和生育率僅1.7，已經低於更替水平生育率。
這一趨勢在東亞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印證，上述地方生育率和新生兒人數連年走低。
今年3月，韓國首爾市政府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首爾市人口數量32年來首次跌破1000萬。2020年，韓國首次錄得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這意味著韓國人口已達到峰值，開始下降。有學者稱，韓國未來可能成為“全球首個消失的國家”。
類似的情況在鄰國日本已經發生多年，並不斷惡化。說到今天日本的人口情況時，人們經常會使用“災難性”來描述。2010年，日本人口達到峰值1.28億。僅僅5年後，這個數字就跌到1.27億，5年時間日本就失去了近百萬人口。 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為84.8萬人，降至歷史最低。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日本的懷孕人數與2019年相比也有所減少，預計2021年日本的出生人口將跌破80萬人，再次創下新低。
然而最讓布里克最感到意外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發現。
今天，在中國或印度出生(或者沒出生)的孩子，將塑造全局人口格局的未來。由於全球超1/3的人口都生活在這兩個國家，故這兩個國家的新生兒將成為世界未來人口的重要基準。但是，中國和印度發出的信號表明，兩國的人口很快就會達到增長的巔峰，接著就會跟全球的其餘地區一樣，進入人口增長遲滯的狀態。
2020年12月，中國民政部部長李紀恒就撰文表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儘管疫情對中國經濟生活的影響遠弱於其他國家，但這仍未改變中國出生率不足的問題。
上述《柳葉刀》報告對中國的分析和預測稱，中國的人口將在四年內達到14億的峰值，然後開始下降，到2100年將減至7.32億。
2018年在印度調查期間，許多地方人口統計學家和政府官員們反反複複地對布里克說，他們懷疑印度的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假使如此，那麼印度的情況就比聯合國預測早了10年。它的人口也不太可能在2060年超過15億，而且，還將在2100年跌落到12億。”布里克說。
目前印度約半數的邦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2.1，包括旁遮普（Punjab）、西孟加拉（West Bengal）在內的人口大邦，其生育率已經低於丹麥的水平。
此外，最驚人的生育率下跌發生在一些伊斯蘭世界的國家，如伊朗。1982年，伊朗的總和生育率大約為每個婦女生育6.5個孩子，但是今天這個數字在1.7以下，低於丹麥。如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北非國家的生育率也同樣下降。
不過，全球生育率的變化並不處處同步：北半球的下跌趨勢已明顯，而南半球尚有最後幾個仍在快速增長的國地區，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但布里克預測稱，他們很快也將迎來下降。
布里克表示，倘若以肯尼亞為代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可得到長足發展，和其他大洲的國家走上同一條全球化的發展之路——城市化，且婦女接受教育，那麼生育率的降低將不可避免。
南美的巴西是另外一個讓布里克吃驚的例子：這個人口數量排名全球第5的國家，本應是“一口人口增長的高壓鍋”，但它居然不是。巴西從20世紀60年代每名婦女生育6個孩子的典型發展中國家水平，一路走低，到2000年前後達到2.1的臨界線，並進一步下降到今天的1.65左右。即使不再繼續下降，到21世紀末，巴西人口也將從目前的2.1億減少至1.4億。
這不僅僅是在巴西發生的現象——西半球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在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平均生育率為5.9。今天僅為2.1，剛好達到替代率。在這一地區的38個國家中，有17個國家的生育率約等於或低於替代率。該地區人口第二大國墨西哥如今也在步巴西的後塵，其生育率為2.3，而且還在不斷下降。
人口為何減少？
為什麼人類會越來越少？
按照人口學理論，在沒有外來遷移人口補充的條件下，假使一個地區的人口生育率水平長期維持在更替水平以下，那在人口正增長慣性徹底消除後，該地區人口必然負增長，人口結構也必然老齡化。
布里克認為，馬爾薩斯的爆炸性人口增長理論並未在現實中出現，其根本原因在於近幾十年來全世界城市化的進展和女性權利意識的提高。
“幾乎在所有國家，城市化都是生育率降低最重要的因素。”布里克說。
城市化從根本上改變了生育經濟學的賬本，它把孩子從農業時代的“資產”變成了“負債”，養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高。與此同時，城市化往往賦予了女性更多的權利，她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加自主，有更多避孕措施可供選擇。同時，在傳統社會文化中對婚姻和育兒有著重大影響的家族和宗教的權威影響在下降。
布里克舉了一個上述各種因素均發揮影響的例子：菲律賓，這個深受天主教傳統影響的西太平洋發展中國家1960年時農村人口(1900萬)是城市人口的兩倍(800萬)。今天，菲律賓的農村和城市人口大致相當，到2030 年，城市人口將占到65%。
與此同時，1965年菲律賓的生育率為7，如今是3，並以每5年降低0.5的速度迅速下降。菲律賓的例子進一步證明，不單單發達國家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生育率持續下降，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亦同樣如此，而且用不了多久這些國家也將步發達國家的後塵。
從內羅畢到首爾、從聖保羅到新德里，布里克在與許多年輕人的交談中發現，即使結婚也不願意生孩子或者只想要1到2兩個孩子的小規模家庭的想法已經非常普遍。
現年65歲的歐洲人口學家，維也納經濟與商業大學的人口學家沃爾夫岡·魯茨(Wolfgang Lutz) 頭髮灰白，略微謝頂，出生於1956年的他在美國接受教育，是個典型的“嬰兒潮”一代。
魯茨和維也納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一些人口統計學家認為，聯合國預測之所以不準確，在於未將發展中國家因為城市化而實現的教育進步納入未來人口預測的考量。他和同事們修正這些因素後預測，全球人口到21世紀中葉將趨於穩定，接著就開始下降。魯茨相信，早至2060 年，全球人口就會萎縮。
聯合國的預測和部分人口專家認為的第二種可能
魯茨認為，生育率的下降，首先在1900年前後的歐洲發生，背後最重要的推手是因為教育的普及，而之後的東亞在1960、70年代也重複了這一過程。
“一言以蔽之，大腦是最重要的生育器官。一旦女性進入社會，接受教育，有了事業，她就會想要擁有一個規模比較小的家庭或者不生孩子。”魯茨對澎湃新聞解釋說，“這件事開了頭就沒有回頭路。一旦只生一兩個孩子的做法成為常態，就不會再輕易變化。夫妻也不再認為生孩子是自己必須承擔的義務。”
更重要的是，生育率的下降導致的人口減少幾乎是不可逆轉。一旦一個國家和地區進入這種狀態，它幾乎不可能停下來——因為每一年育齡女性的人數都會比前一年更少。而更難以逆轉的是伴隨著低生育率而來的心態變化，人口學家將這種心態稱為“低生育陷阱”。該理論認為，假使一個社會有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於1.5，那麼這一比率就會成為新常態，而這是一種幾乎無法改變的常態。
魯茨進一步指出，新冠疫情中的經濟因素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生育率的斷崖式下跌。由於疫情導致的巨大不確定性，人們在考慮是否要生孩子時，會先考慮會否失業或財務可否保持穩定。因此，人們可能比從前更加可能放棄生孩子的願望，“推遲要孩子”有可能成為“放棄要孩子”。
人口減少有何影響？如何應對？
“韓國的未來沒有任何希望。”48歲的首爾國立大學人口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車永泰（Youngtae Cho）對澎湃新聞說。
這一判斷聽上去讓人難以理解。2020年，擁有5100萬人口的韓國GDP全球排名第九，人均GDP排名第39，首都首爾是亞洲最發達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然而，在車永泰的眼中，韓國的未來已然“註定黯淡”。他用兩組圖表向澎湃新聞形象地解釋了韓國人口的嚴峻現狀和未來。
1992-2061年韓國人口年齡構成變化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1973年）韓國有100萬嬰兒出生。1991年，這一數字降到70萬，2002年降到48萬，2016年降到36萬，而去年2020年，只有不到28萬人出生。”車永泰說，“問題的關鍵是沒有人想到在如此短的時間里人口下降如此之劇烈。”
事實上，韓國已然連續好幾年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僅為0.84）。2020年，韓國首次出現了人口負增長，死亡人口首次超過新生人口。從今年開始，韓國人口每一年都將減少5萬人。車永泰預計，10年後，韓國人口會開始劇烈下降，到本世紀末韓國人口將縮減到1700萬（其中1400萬集中在首爾地區）。
2100年韓國人口將僅剩1700萬
“這就像是原子彈爆炸後的蘑菇雲，一切都隨之逐漸消失。”車永泰指著示意韓國人口演變的圖表說。
決定一個國家人口多少的只有兩個因素：死亡人數和出生人數。今天的人口已經決定了未來死亡的人數，唯一的變量是出生的人數，而全世界沒有一個陷入低生育率的國家可成功扭轉出生人數的減少。因而用車永泰的話來說，韓國人口未來減少的軌跡已經“被決定了”。
韓國政府獎勵鼓勵生育孩子
劇烈縮減的人口對韓國未來會帶來哪些影響？
30年後，韓國的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都將發生巨大的變化。今天車永泰所生活的社會是基於5000萬韓國人口的市場需求，而未來大大縮小的人口意味著對於許多專業技能的需求將縮小。目前韓國社會令人羨慕的律師、公務員、會計師、醫生等專業技術崗位都會遇到求職挑戰。
“比如說大學，未來除了首爾以外的地方大學將招不到足夠的新生入學（事實上這已發生），隨之而來的是大學規模縮小、教職員工薪酬減少甚至裁員。”車永泰說，“現在我的學生們未來若想要繼續做教授，將會更加的困難。”
在車永泰看來，人口減少的“海嘯”已然形成，這一結果已經無法改變。目前唯一可做的是在還有十年左右的時間窗口裡做準備。
布里克認為，“雖然人口下降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但它是一件大事。”
“當今天出生的孩子步入中年時，他們面對的將是一個與今天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可能會發現，地球變得更加城市化、犯罪率更低、環境更健康，但有更多的老年人。儘管他尋找工作或許不難，但收入很難維持生計，因為為了支付所有老年人的醫療保健和養老費用，稅收將吃掉他的大部分薪水。學校也不會像現在這麼多，因為孩子不多了。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慢慢變老的城市化世界中，鄉村和地方將日趨凋敝直至消失。”布里克這樣描述著未來。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新生人口的減少意味著社會面臨勞動力減少以及消費減少的風險。同時，隨著年輕人的減少，富有創造力的思想也會減少。
這種假想並非完全不可能。30年來，日本的經濟基本停滯不前，部分原因是日益老齡化的人口消費越來越少，隨之導致需求也越來越少 ，這與工作人口的減少一樣，是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的最大原因之一。
不過，人口減少也不只有負面的影響。“對於環境來說這是好事。人口減少會減少碳排放，同時更少的森林會被改造成農地。”布里克補充道。
眼下，許多國家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並開始積極進行“干預”。布里克和車永泰總結了兩類主要措施：福利政策鼓勵夫婦多生孩子；或者借力移民來補償人口。
對於前者，許多國家曾嚐試過如增加產假和陪產假、免費的育兒服務、額外的補貼福利等刺激育齡夫婦生孩子。然而，歐洲、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例子都表明，這樣的做法代價是昂貴的，並且收效甚微。
“尚未有一個國家成功地將生育率恢復到維持人口數量所需的更替水平（2.1），更不用說在經濟衰退期間（例如遇到疫情）生育率時常下降。而且，對於政府來說，說服夫婦養育一個他們原本不樂意生的孩子，也存在道德上的 爭議。 ”布里克說。
對於後者，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正是依靠著長期以來的外來移民增加他們的人口，補償下降的生育率。然而，假使一個國家沒有接納多元文化的精神，那這樣的做法只會引來災難。更重要的是，一旦幾乎所有國家的人口都在下降的時候，這就不再是解決的辦法。
車永泰也認為，對於一些國家來說，引入國際移民非常困難，例如東亞國家傳統上就很難接受其他民族的移民。
車永泰的建議是：對政府而言，應該盡快採取政策減輕人口降低所帶來的影響，去適應新的社會人口結構，比如延遲退休和盡快製定扶持鄉村地區發展的政策。“不過，光延遲退休就不簡單，這要涉及到薪酬改革、晉陞製度改革等，而且通常來說，隨著年齡增大，人們的勞動力水平也會下降。”他說。
對個人來說，要盡快製定計劃，比如對於自己的女兒和學生們，車永泰建議他們早做計劃，在縮小的韓國國內市場面前，未來的他們應當努力培養自己可以在國外的市場上尋找工作的能力。
“一些人認為，人口減少對環境好，所以是個好消息；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而我的回答是，人口減少對每個人的影響將是不同的，要達成共識是極為困難的。但是若不能達成共識，人口減少將會帶來更大的社會不平等、不公平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你無法忽視它，因為等你意識到嚴重性的時候再反應，就已經太晚了。”車永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