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財副院長:提高生育意願,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的四條基本路徑
2021年06月15日15:30

  原標題:來論丨提高生育意願,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的四條基本路徑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首次提出“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強調要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時隔不到一年,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指出要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再次強調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將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降低家庭教育開支。

  2017年國家衛健委組織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顯示,20-39歲已生育一孩的婦女不想生育二孩的排前位原因是“經濟負擔重”和“沒人帶孩子”。2019年國家衛健委組織的“全國人口與家庭動態監測調查”數據表明,0~3歲孩子母親“最想獲得的育兒支持或福利”排在前兩位的分別是“有便捷的托兒所/托育服務”和“發放托育津貼”。我們看到,在育兒成本持續升高、家庭經濟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已成為優化生育政策、建立友好型生育環境的重要內容。

  一、家庭生育的高成本是影響生育意願的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在低生育率背景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提升生育率方面都困難重重。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生育率的變化多是外生因素所導致。這些外生因素是多重的,既包括政治、文化因素,也包括經濟因素;其關係也是複雜的,僅就生育和經濟關係而言,有生育率變動的宏觀經濟分析,主要研究經濟增長、經濟週期、經濟發展、經濟長波和生育率的關係;也有生育率變動的微觀經濟分析,主要從家庭人口經濟學的角度開展生育率研究,如孩子生產的成本-收益分析、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孩子數量-質量替代理論等。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就是從微觀成本-收益視角來分析的,這裏討論的成本,多是直接成本。

  目前,生一個孩子的直接成本從幾千到上萬元不等。如果是高危育齡人群,生育成本會大大提升。特別是對於“生育力不足”人群,如果採用輔助生殖技術,往往花費更高。以試管嬰兒為例,醫療費用涵蓋夫妻雙方身體檢查費、促排卵藥物費、取卵手術費、實驗室胚胎培養費、驗孕費以及賸餘胚胎冷凍費等。我國常規試管嬰兒一個週期大約需3-4萬元,如果需要反複多次治療,費用更多。

  養育成本上,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公共普惠性托育服務缺乏,而市場化托育成本遠高於其他年齡段教育成本,大約是學前教育的2倍,是小學和初中的1.5倍。導致人們對托育機構望而卻步。2016年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針對城市家庭托育服務需求的調查發現,城市3歲以下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接受正式照顧的入托率僅為4.1%,遠低於歐盟一些發達國家25-50%的入托率。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重視孩子的質量,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教育支出成為家庭的巨大負擔。家庭教育成本中的校外費用體現在父母為孩子報名各式各樣的補習班、興趣班等,校內費用包括購買學區房、支付擇校費等。據中國教育追蹤調查( CEPS)數據,2014年全國課外輔導班的家庭支出均值已達 2268 元/年。

  對育齡人群來講,尤其是流動的育齡人口,高房價也是他們少生育或不生育的重要因素。一項基於2014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分析顯示,房價上漲對生育決策有更大的擠出效應,房價每上漲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降低2.4-8.8%。初次生育年齡上,房價每上漲1000 元,初次生育年齡提高0.14-0.26年。

  二、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的基本路徑

  (一)減輕生育能力不足群體負擔,將輔助生殖治療費用納入醫保範疇。

  如前所述,相對於一般正常的育齡夫婦,採取輔助技術生育的夫婦經濟負擔更重。政府應將輔助生殖檢查、治療相關費用按比例納入醫保範疇,解決他們一部分家庭生育負擔。另外,也可加快探索建立孕育保險製度,將低收入不孕不育患者群體納入社會保障,有效保障每個個體生育權。

  (二)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減輕流動人口住房負擔。

  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人戶分離人口接近5億人,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為1.17億人,流動人口為3.76億人。這些人口多處在育齡階段,但高房價壓力影響他們家庭生育意願。在堅持房住不炒原則下,政府應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大城市,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供給,規範發展長租房市場,降低租賃住房稅費負擔,切實幫助流動人口緩解住房壓力。

  (三)推進托育體系和幼兒園發展,規範校外輔導培訓機構。

  政府和社會力量可依託社區,向居民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臨時托等多樣化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滿足不同家庭對嬰幼兒托育服務的需求。在此基礎上,逐步將托育和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通過稅收補貼、育兒補貼、假期補貼等多種福利舉措增加嬰幼兒托育服務供給。同時,政府應對校外各種輔導培訓機構實行規範化管理,對收費、教育質量開展監督。

  (四)實現稅收製度與生育政策配套,實行激勵生育的稅收政策。

  國家可通過稅收這個“有形之手”,承擔部分養育成本。建立個人或家庭為課稅單位的選擇性模式;將子女教育專項附加扣除的定額計算方式轉變為實際費用扣除方式,依據子女數量構建差異化的個人所得稅扣除額。可依據子女數量構建“階梯式”的房產稅免稅面積計算方式。進一步降低家庭生活用品的增值稅稅率,將育兒用品納入增值稅免稅範圍等。

  (作者係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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