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護士成為偵探
2021年06月16日22:25

  原標題:當護士成為偵探

受助者們在護士的引導下回病房大樓。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受助者們在護士的引導下回病房大樓。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文 |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6月11日上午,李廣山擦把臉,鬍子刮得干乾淨淨,穿上一件紅底繡黃龍的唐裝。

  幾個護士領他向外走時,他駝著背,盯住自己一側的腳,走得還有點稀里糊塗。

  到了衡水第七人民醫院門口,有兩個年輕男子在等著和他照面。三人站到一塊兒,都是瘦臉尖腦殼,“眉毛眼睛是像一家人。”護士長王海雲說。

  李廣山遲疑地抬眼看。王海雲問他,認識吧?這是誰呀?李廣山只是笑,含著下巴不說話。王海雲又說,來擁抱一下吧!

  兩個年輕男子衝上去攬住李廣山的肩膀,很沉默地抹開了眼淚。抱了會兒,兩人一左一右將李廣山攬著,走到院門口的車上。李廣山全程很順從,但一直沒說話,只是張著嘴笑。

  王海雲說,李廣山平時是愛憨笑,但從沒見他笑得這麼久。所以那一刻她就知道,“他也準是認出來了!”

  這是闊別十四年後,李廣山的兩個兒子來接他回家了。李廣山六十歲不到,患有精神障礙,2007年在雲南楚雄老家走失。後輾轉多地,2011年被北京某救助站救助,又於2019年7月轉入衡水七院。

  2016年1月31日,由北京市民政局、河北省民政廳等單位統籌,衡水市第七人民醫院(原衡水市精神病醫院)開放接收長期滯留北京的智力及精神障礙流浪受助者。同年,院內醫護開始為這些受助者們尋親。

  來到衡水七院之前,李廣山不叫李廣山,他只有救助代號“順救68”。他在衡水七院找回了李廣山的身份,併成為院內第653個找到家人的受助者。

衡水第七人民醫院病房大樓。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衡水第七人民醫院病房大樓。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跟偵探一樣做地毯式的排查”

  每天早上六點半,當受助者們集中到衡水七院的病區活動室里吃早飯時,護士們一面分著餐,一面見縫插針地問:你最近想起些什麼沒?你叫什麼?你老家在哪兒?

  而後的一天中,飯前飯後、玩遊戲、看電視、散步運動時,受助者們還將多次被問詢。

  李廣山就是在回答了這些問詢後找到家人的。護士們認為這說簡單也簡單——只要這個曾經的“順救68”明確說出自己叫李廣山,老家在雲南楚雄的某某村,護士們據此找到當地政府,幾個電話就替他聯繫上了家人。

  說難也難——和李廣山一樣,這些精神渙散的受助者們從全國各地而來,滯留短則數月,長則數年,其中大多數鬧不清自己的身份。被從北京的救助站送到衡水七院時,他們多半沒有大名,往往以其被發現並救助的地區為代號,像李廣山是在北京順義區被救助的,因此叫“順救68”,還有如“通民48”“豐405”“昌六十三”等,又或者叫“南苑”“大屯”“交道口”。若受助當日比較特別,則可能被稱作“雪夜”“除夕”。

  被問起叫什麼名字,有的受助者一會兒說姓張,一會兒說姓劉;問家是哪兒的,有說在國外,有的說自己從天上來。李廣山2019年就轉入了衡水七院,但直到最近才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家庭地址。“從前不是名字對、地址錯,就是地址對、名字錯。”王海雲說。

  醫院內有一本彩頁精裝中國地圖冊,足有五六公分厚,涵蓋國內各省,精確到個體的村落位置。有時受助者們答一個村名,醫護們就在地圖上用鉛筆勾出,再排查附近的村子及風景名勝,找到官方的電話,一個個打過去問。這冊子買了兩年多,裡外已被翻得捲了邊兒。

  “跟偵探一樣做地毯式的排查,總會有結果。”王海雲說,“只要受助者說一個相對詳細的地址,我們都會很重視。因為有些東西他編不出來。比如他說他是浙江的,這可以編。再往下,哪個鎮、哪個村?這些也能編嗎?”

  但凡問出些新信息,通通記到“問詢簿”上,再作分析、排查。王海雲說,這問詢簿和病例本一樣,是每個受助者各有一份的。

  大家逐漸總結出許多問詢技巧。最基本的是和受助者們搞好關係,分水果的時候多給一塊,發零食的時候多給個小蛋糕。“很多有智力障礙的受助者就和小孩子一樣,對吃非常有興趣,你給他吃東西,他就願意和你說話。”

  醫護們私下會學幾句各地方言,試圖靠聽口音判斷受助者的籍貫:四川人管鞋子叫“孩子”,陝西人的玉米叫“苞穀”。有過於難懂的方言,就錄下來放到誌願者群裡,讓全國各地的誌願者聽來分辨。實在分不清南北方人時,護士們就問“你們那兒有暖氣嗎?”“平時吃米飯還是吃饅頭?”

  護士曹美曼曾照料過一個羅姓受助婦女。來院兩三個月,羅姓女子總是嘟嘟囔囔說些聽不清的話。唯有一次,曹美曼聽到她說了句“弄啥嘞?”

  曹美曼一想,這不是河南話嗎?便試著用河南話和她又聊了兩句。“我說你大叫啥?你叫啥?她就說,俺叫羅啥啥,俺大叫啥啥。我又說你河南哪兒的?她說俺是河南商丘某某村的——這麼就對上了。”最終成功聯繫到了羅姓女子的弟弟。

  若口頭問答困難,就找別的途徑溝通。曾有個叫林學斌的受助者,進醫院時插著鼻飼、尿管,纏了一身的病。王海雲問他姓名地址,他張嘴說不出一句囫圇話,但眼睛直勾勾瞪著,“能感覺出他是非常想告訴我的。”拿了紙筆給他,他顫巍巍寫下自己的名字和家庭地址。醫院由此聯繫上當地公安,成功為他尋親。

  但問詢也有不靈光的時候。護士李晶的病區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說自己叫鄧某英,籍貫河北秦皇島某村。醫院聯繫當地,得知村里確實有這麼個鄧某英,但其人正好端端在家呆著呢。

  後來,彼鄧某英舉著身份證拍了張照片傳到醫院,而此鄧某英還是堅稱自己才是真正的鄧某英。

  “有時候受助人員說自己的名字,其實是他媽媽或者兄弟姐妹的名字,甚至可能只是他聽過的名字……他們不是想騙你,是他們自己也深陷在自己想像的身份中,自己都深信不疑了。”李晶說,問詢靠堅持,也靠運氣,“堅持問下去,可能哪天受助者看到有病友回家了,他自己就也想家了;或者有一天他突然心情好了、記憶恢復了——他就會和你說真話了。”

女性受助者在醫院後花園做遊戲。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女性受助者在醫院後花園做遊戲。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離家的人們

  走在衡水七院的公共區域,有時能看到受助者們聚在一起玩遊戲。跳繩、扔毽子、拍皮球。要回房時,就兩兩拉著手,結成四五個對子,由兩個護士前後護送。

  他們很容易被新鮮的事物吸引,口罩上露出兩隻眼,打量來院的陌生人,有的會發笑,走遠了還要回頭看。

  “照顧他們就像照顧小孩一樣。”王海雲說。

  2016年1月31日,衡水七院接收了第一批150名智力及精神障礙者。

  按醫護人員的說法,這些智力及精神障礙者都是長期滯留北京的流浪受助人員,滯留的原因五花八門:有個中年男子隻身到北京打工,突發腦梗塞、併發精神障礙,逐漸流離失所;有人二十歲不到時偷了父親的手機賣錢,怕被責怪,外出遊蕩近十年,中途精神錯亂;有婦女因患精神障礙被丈夫關禁閉,自己強闖出去,流浪之中,病又更重。更多的是發起病來,毫無理由就自己跑走的。

  “長期滯留者,指被救助站救助三個月以上,還是找不到自己家在哪裡的人。”北京市接濟救助管理事務中心副主任張正中解釋,“像這些有精神病的滯留流浪受助者,是最困難、最脆弱、最邊緣、最複雜的社會弱勢群體,我們肯定就要給他們托底保障,對他們進行無償的托養。”

  張正中說,2016年,為響應京津冀協同發展號召,北京與河北簽訂了合作協議,逐步將在北京數量趨近飽和的2100名智力及精神障礙托養人員轉移到河北分散托養。

  衡水七院因醫療條件好、床位充足,承擔了一大半的異地托養任務。在院內,最早的尋親則是無意之舉。

  婦女“南苑”是衡水七院第一批尋親成功的受助者之一。入院不久,護理部主任張士巧將“南苑”的肖像照掛在尋親網站上。“南苑”的丈夫看見了,立刻聯繫上醫院。

  原來“南苑”是陝西人,隨丈夫北漂時無意走失的。彼時她丈夫已在北京苦尋了好幾年,尋人傳單印發無數。來院接人時,他對著張士巧九十度鞠躬。

  張士巧說,那一刻她相當震動。

  她回憶,那陣子,有病人無意中說出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她都會記下來,向上級部門彙報,由上級協調聯絡其家屬。2016年,衡水七院統共為20多個受助者找到了家人,

  2017年,在河北及北京兩地民政單位的支持下,衡水七院逐漸加大為受助者尋親的力度。

  據張正中介紹,2100名患有智力及精神障礙的滯留北京者被分散托養在各機構中,其中成功尋親的已有1065人,而在衡水七院的有653人,“可以說衡水七院的功勞最大。”

  據衡水七院數據,五年來,653個尋親成功的受助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依靠人臉識別,靠DNA比對的更是個位數。醫護們提供的人工問詢依然是最有效的尋親方法。

  情況也從另一方面向好——近兩年,收治托養的受助者越來越少,張正中形容“幾乎是斷崖式的下跌。”

  “原先北京每年能滯留120個左右的智力及精神障礙者,最近每年只有個位數。”張正中說,“這一是因為現在出行規範了,現在都要身份證才能坐火車、汽車。二是全國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的社會救助、托底保障都做得更好了,流浪的人本身也少了。”

男性受助者在做操。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男性受助者在做操。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依賴

  托養智力及精神障礙受助者,有許多場面都像打仗。

  早上五點半,護士把受助者一個個喊起,穿衣、洗漱、有序上廁所,統共要折騰一小時。

  病人中,情況最好的,能自己如廁、更衣;稍差些的,要換紙尿褲,幫著穿衣服;還有些臥床不起的,得為其翻身、擦身子、端水喂飯。

  而後的一整天里,護士們陪著受助者做操、唱歌、摺紙、畫畫;還要穿上雨衣幫受助者衝澡。到了晚上,值夜班的護士每過二十分鍾就需要巡一次病房,看看有沒有睡錯床的、不肯睡的,或是身體不適的。

  長年的漂泊經曆讓許多受助者極度缺乏安全感。曹美曼病區有個八十多歲的老爺子,有高血壓,但總不肯吃藥,“就覺得是有毒,有人要害他。”護士們不敢硬勸,就採取“迂迴的方法”:先試著把藥碾碎了放飯裡,或是安排兩個護士演雙簧,盛飯的時候,你遞給我,我遞給你,神不知鬼不覺地把藥夾到菜裡頭。但最終都被老爺子發現了,未果。

  最後想到把藥加進牛奶里。但那老爺子連喝牛奶都怕,只肯喝自己親手開封的奶——護士們便用注射器把藥注射到未開封的牛奶包裝里,終於哄他喝下。

  “其實這些病人的世界是很簡單的。”曹美曼說,“關繫好的,就喜歡挨一起講話、吃飯。自己碗裡的肉一動不動,留給對方吃。”

  醫護們記得,剛入院時,每個受助者身上都像有個百寶箱,帶的東西七零八碎:針線包、衛生紙、破布條、釘子、手鏈、戒指等等,他們視若珍寶,要多番哄勸才能替著暫管。“回頭還老問我們要。”李晶說。

  而在院內待久了,他們的“要”變成了“給”:收到加餐的水果、蛋糕,受助者會藏起來,找機會塞給最喜歡的護士吃。李晶的病區有個老太,得到好心人捐贈的一件皮毛衣服,愛不釋手,又不肯穿,“說要留給我們病區的巧瑜護士穿……那衣服毛茸茸的,她也知道護士值夜班會冷。”李晶說,那老太太八十好幾,來院已有五年,除精神障礙外,心臟病也重,搶救台上下八次,一直是“巧瑜護士”照顧著。

  張士巧說,時間長了,不少受助者和醫護人員產生了一種依賴的心態,有時,家屬來院,受助者反而不肯走了。有人曾躺在地上嚷“我就跟著美曼唄!我跟著她挺好!”張士巧勸說:“她能領你回家咋的?”對方就答:“她不領我回家,但她天天來。”

  遇到這類情況,曹美曼先哄,哄不住,就自己往車里一鑽,“我說走,我跟你一塊兒回家吧!”受助者高高興興地坐上車,曹美曼趕緊從另一側開門下車。“很多時候我們心裡也難受,但是沒辦法,你總得讓他回家去。”

  忙的時候,張士巧一天接好幾十個尋親相關的電話,手機總占著線,家裡有事都找不著她。她就起用兩台手機,分家庭、工作兩用。

  每送走一個受助者,家屬哭,醫護們就跟著哭。“從開始到結尾,發現線索、打電話,經過了太多的波折……心裡真和中彩票一樣高興。”李晶說。

  但醫護們碰過的釘子也不少。有時,他們打電話給家屬,會被誤解為騙子,要和家屬視頻,也可能連遭拒絕,“對方說現在技術那麼發達,很多視頻可以合成。”有一次,李晶打電話給受助者的哥哥,問他認不認識某某某?“對方直接回我,認識你妹!”

  李晶說,剛開始大家也生氣,後來就釋然了,“知道自己沒錯,就專心做好自己的工作。”請當地的派出所、救助站聯繫,讓其出面代為溝通。

  大家分析,這類家屬是被騙怕了。“可能他早登過尋人啟事了,接到過許多電話,被騙錢、騙時間。”

  張士巧說,正是這樣反應激烈的家屬,反而更容易對醫護人員們感激涕零,“因為這些人是真的費心找過失聯的家人,他們內心是有期待的。”

  來接人時,有的家屬隨身帶著厚厚幾摞車票,證明自己多年來未斷過尋找。有的家屬確定過後,一夜沒睡,第二天緊趕著開車過來,一見面,眼淚鼻涕一大把。

團圓後,李廣山及其家人與醫護人員合影。受訪者供圖
團圓後,李廣山及其家人與醫護人員合影。受訪者供圖

  家裡家外

  曾有家屬來院接自己失聯多年的表妹,訝異於她容貌的變化:皮膚糙了,頭髮毛了,嘴角聳落下來,老了。而他的印象還停留在她年輕漂亮時的樣子。

  張士巧記得當時的情景,“他就一邊掉淚,一邊對我說,他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把尋人啟事的照片放得太好看了。要不然他可能早就找著她了。”

  衡水七院大樓的二層有一排“京冀民政救助尋親成功幸福榜”,印著六百多個尋親成功的受助者肖像,有男女老少、樂著的、發愁的、眼神無處放的,看得出個個是風裡來雨里去過的;其中只有一張未經世事的臉。

  2017年,有個來院的婦女娜娜,帶著出生不到一個月的小女兒。女兒原是在麥當勞廁所生下的,起名叫麥生。醫護們覺得不像常人有的名,就改叫她妮妮。

  院里從來只接收成年受助者,妮妮是個例外,她太小,原則上不能和生母分開。而娜娜的精神障礙症狀很重,情感淡漠,對女兒不管不顧。妮妮就由護士們管著。

  而後通過問詢,醫院及民政部門安排妮妮母女回雲南老家。曹美曼不放心,坐了四十多小時火車陪送。一路上,妮妮都裹著王海雲做的小褥子。

  “小女生回家的時候也只有四個月,又乖又漂亮。當時消息傳出去,很多人甚至跑到醫院說想收養她,但是程序上肯定是不允許的。”醫護們至今對妮妮唸唸不忘。而自雲南一別後,大家與妮妮母女就再無聯繫。

  曹美曼有時候會想,妮妮該是上幼兒園了吧?

  “我們想聯繫,又不太敢聯繫——知道他們過得好,那最好,但如果不好,我們也會不開心。”五年來,醫護們見證了六百多個家庭的離合,深知這家家戶戶中,難念的、好念的經都有。

  有個男子漂泊半生,回家後,孩子認為缺失了幾十年的父愛,不願意再認他。張士巧從中調和了許久,雙方的關係才逐漸融洽。

  有的病人家屬在外打工,實在沒有陪護條件,更無法監督病人按量服藥。病人便又發病,把家砸個稀巴爛。不多久,朋友圈里再次貼出這病人的尋人啟事。

  還有個年逾古稀的老太,萬千辛苦下找到了她的戶籍地,卻發現她是年輕時插隊,自個兒將戶口遷過去的,現早已找不回老家。且她一直未婚未育,是徹底的孑然一身,只好交由當地民政部門照顧。

  也有許多美好的案例。

  有的受助者回到老家,全村都沸騰了。家裡大擺酒席,地方電視台趕過去拍攝。家屬生怕把人再弄丟了,每天換人寸步不離地照料著。

  有的老夫妻吵了一輩子架,幫走失的妻子找回家後,做丈夫的回頭和醫護們說,“這輩子沒有這麼融洽過。”

  有個受助者的弟弟剛接到電話,也不說來,也不說不來,只推說“要和另一個兄弟商量一下。”這也是受助者們回家前常要遇到的狀況:“倆親兄弟都結婚了,各自有了家庭,那麼這個姐姐接回去後誰對她負責呢?”但最後倆兄弟還是都來了,三個人抱頭痛哭,“血畢竟濃於水。”

  給張士巧印象最深的是一個老太太,丟了近十年,尋回家去後,兒子常陪她畫畫,拍下視頻傳給張士巧看。視頻里,老太太的精神面貌不錯,情緒也穩定。

  今年過年,那家人又傳來一個拜年視頻。老太太穿著紅衣服,她丈夫說一句,她跟一句:感謝黨、感謝政府、感謝醫院。而後兩人深深一鞠躬。

  “多好!”張士巧指著手機屏幕說。

  (文中受助者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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