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丨專訪鄭永年:誰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

2021年07月22日12:26

原標題:重磅丨專訪鄭永年:誰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

(東西問)重磅丨專訪鄭永年:誰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

中新社北京7月22日電 題:專訪鄭永年:誰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

中新社記者 龐無忌

鄭永年教授。本人供圖
鄭永年教授。本人供圖
鄭永年教授。本人供圖
鄭永年教授。本人供圖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宣告達成。此時,中國經濟總量已邁過百萬億元人民幣大關,占全球經濟的比重提高到17%以上。近兩百年來大部分時間里一直徘徊於國際秩序外圍的中國,正一步步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從清末時被西方強行納入國際秩序,到現在成為國際權力結構中的重要影響因子,中國在世界當中扮演的角色發生了極大的轉變。這種轉變卻引發許多猜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多次指責中國破壞國際秩序。美國國務院近期也在聲明中稱,布林肯同歐洲國家領導人討論了跨大西洋合作,“應對中國經濟脅迫行為”及“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企圖”。

資料圖:集裝箱碼頭。中新社記者 蘇丹 攝
資料圖:集裝箱碼頭。中新社記者 蘇丹 攝

  中國崛起會否對當今國際秩序造成根本性影響?究竟誰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對於二戰以後建立的國際秩序,中國可以說是“最大的擁護者”,中國做的最多的是“接軌”,是規規矩矩地待在這個體系里,而沒有像前蘇聯一樣“另起爐灶”,更談不上是破壞者或者革命者。

  “按照西方的邏輯,隨著中國走向強大,肯定會組建屬於自己的陣營,但恰恰相反,中國沒有搞拉幫結派那一套,中國沒有‘陣營’。”鄭永年說。

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國不是規則破壞者

中新社記者:近些年,不斷有西方輿論指責中國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您認為真相是這樣嗎?

鄭永年:所謂國際秩序主要是指二戰以後建立起來的國際規則。那麼是誰在破壞這些秩序?是美國。美國在前總統特朗普時期就先後退出世衛組織(WHO)、《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一系列聯合國組織和國際機構。此外,美國從來就拒絕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中國一直是保護這些規則的,當然不是國際規則的破壞者或者革命者,甚至連改革都相當謹慎。中國充其量是接軌,也沒有像前蘇聯一樣“另起爐灶”。按照西方的邏輯,中國走向強大肯定是會組建自己的陣營。美國這些年來一直在強調,要組建一個“世界隊”對抗“中國隊”。但是中國並沒有陣營,沒有“隊”。中國就是規規矩矩地待在這個體系裡面,沒有搞拉幫結派。

  但一些西方人把自己的邏輯強加給中國。比如有人指責“一帶一路”倡議或者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說它們破壞了規則。但(就說)亞投行,它完全接受了世界上最先進的規則,主要是為亞洲地區的基礎建設項目提供融資支持。這是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沒有做的事情。所以,亞投行的誕生沒有搶別人的“飯碗”,而是對國際規則的一種補充。

  中國並不是一個國際秩序的革命者,而是一個改革者、一個補充者。

資料圖:工作人員正在使用“龍門吊”將印有“中歐班列”統一標識的集裝箱吊裝上列車。吳正琪 攝
資料圖:工作人員正在使用“龍門吊”將印有“中歐班列”統一標識的集裝箱吊裝上列車。吳正琪 攝

中新社記者:中國補充、改革國際規則的出發點是什麼?

鄭永年:中國看到了問題之所在。西方國家早期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那一套,通過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地方建立殖民地掠奪資源,支撐國內的發展。而現在中國在非洲、亞洲的投資和援建被西方污衊為掠奪資源、甚至被扣上“新殖民主義”“債務帝國主義”等帽子。但這是西方自己的經驗,不是中國視角。中國一直在幫助非洲、亞洲等一些國家建鐵路、高速公路、醫院、體育館、學校等基礎設施。中國為什麼這麼做?因為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中國自己本身也是這麼走過來的。

中新社記者:未來,中國是否可能在國際規則方面做更大的貢獻?

鄭永年:中國的規則不是關起門來自己定規則,不是像美國那樣把自己的規則強加給其他國家,而是先接軌學習西方的規則,之後再形成自己的規則。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學習了西方很多好的規則。

  下一步,中國要真正強大起來,就要繼續消化吸收世界上好的規則,同時,結合自己的情況,完善、強化、補充現有的國際規則。下一步,中國真正對世界的貢獻可能就來自標準和規則的貢獻。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需要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對於非洲、拉丁美洲等眾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規則和方案實際上是提供了一個非西方,而不是反西方的選擇。

鄭永年教授。本人供圖
鄭永年教授。本人供圖

全球化退回40多年前?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疫後世界進入“有限全球化”時代。這一變化與之前的“超級全球化”有何區別?

鄭永年: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曆了一波“超級全球化”。這個概念的提出者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在這一波“超級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各國特別是英美國家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主導推動私有化、金融自由化,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得以在全世界範圍內相對自由地流動。

  伴隨資本從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西方國家也紛紛把那些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低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就帶來了產業鏈和供應鏈在全球範圍的重新配置。

  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創造了巨量的財富,無論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還是西方發達國家均是這波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不少負面效應也浮出水面。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超級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幾乎沒有一個主權國家仍然擁有完全的經濟主權了。要知道雖然我們處於一個全球化時代,但國家單元仍是主權國家,主權國家不能失去所有的經濟主權。

  以英國為例,英國推行撒切爾新自由主義,得到了一個倫敦金融城,但卻放棄了整個製造業,英國脫歐實際上也與此相關。

  再看美國,美國雖號稱擁有最先進的醫療體系,但根據美方的統計,80%多的美國醫療物資靠中國供應,還有90%多的抗生素生產也基本依靠中國,這在疫情暴發後成為一個尖銳的安全問題。另一個失去經濟主權的後果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中產階層比例從過去的大約70%下滑到約50%。

  中國也並非全是受益者。一方面,中國得以引進許多西方先進技術,成為技術應用大國,另一方面卻缺乏原創技術和研發動力。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很多人假定世界市場永遠存在,“缺什麼就去世界市場買”。如今,受到美國的打壓和封鎖,華為等企業面臨困難。

  從長期曆史來看,世界市場不存在實屬正常,存在只是一種“運氣”,迷信全球市場是不對的。所以,現在世界進入有限全球化時代,有可能會回到類似1945年至20世紀80年代這段時間的特徵。這個階段的全球化,資本、技術還是會流動,但是會受到限製,貿易程度會降低,各國家的經濟主權會強化一些。

資料圖:生產車間內,工人在生產線上工作。 中新社記者 馬銘言 攝
資料圖:生產車間內,工人在生產線上工作。 中新社記者 馬銘言 攝

中新社記者:全球化真的會退回40多年前?

鄭永年:類似1945年至20世紀80年代的那個階段,但是有差別的。那個時段,每個國家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還是相對完整的。所謂的美國製造、日本製造、德國製造基本上生產的都是整產品,但是80年代以後,很多產品已難以確切地說出是哪個國家製造的了。人們所說的“中國製造”,更多是中國組裝,零部件可能來自日本、亞洲甚至西方國家,各種零件、原料來到中國最後組裝,再出口。

  比如:美國基本上把附加值、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產品製造都轉移到其他國家,其中就包括芯片製造。現在人們說美國控製了芯片,但實際上只是控製了芯片設計,美國的芯片製造環節已經流到諸如中國大陸、台灣,韓國、日本等國家或地區。

  現在各國還能不能生產整產品?在經曆過了之前那一波超級全球化之後,現在很難了。美國不可能把所有的生產鏈都搬回國內,日本、德國等國家都不可能,所以各國經濟之間、生產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很難徹底改變。簡單地說,現在已經很難想像一個完全脫鉤的世界經濟體。

經濟邏輯打敗政治邏輯

中新社記者:這種有限的全球化會如何影響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格局?

鄭永年:從大曆史看,經濟邏輯最終還是會打敗政治邏輯,所以產業鏈的形態不會完全被改變。在經曆全球化和開放後,每個國家無論遇到多大困難,都不可能再走回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在此次疫情中,歐洲和北美產業鏈受到影響明顯,但亞洲產業鏈、生產力不僅沒有減低,反而強化了。

  產業鏈的形成有其經濟原理,大致符合亞當·斯密所說的比較優勢。一旦失去比較優勢,產業鏈轉移走了,就很難搬回來;而產業鏈一旦形成,也沒那麼容易人為地去強行調整。比如在美國,白宮很難強迫華爾街完全聽它的。白宮可能以所謂國家安全的名義,對產業鏈形成影響,但是也難以改變整體格局。

  過去,全球三大供應鏈分別以歐洲、美國和東亞特別是中國為中心。這種格局不會發生大的變化,未來三塊供應鏈也不可能完全是自給自足的。無論是從比較優勢還是從勞動分工來看,它們還是各有特點,比如:原創性、設計性的東西,還是會留在美國,但是製造環節,美國不大可能把德國、日本等的製造能力搬到自己國家。

  當然,競爭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是美國、德國還是中國,都想往產業鏈的上遊走,競爭也會越來越激烈。

中國機會在哪裡?

中新社記者:全球供應鏈重組是否會“去中國化”?您認為,未來中國的機會在哪?

鄭永年:所謂“去中國化”等說法過於極端。全球化是資本的邏輯,資本是開放的,就是要走向能賺錢的地方。所以,西方資本進入中國的全球化不會中斷,中國同美國、中國同其他西方國家不會完全脫鉤。

  中國是全球產業鏈最全的國家,擁有各種工業門類。同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目前擁有4億中產階層,未來根據官方規劃,這個數量還要翻番,消費潛力巨大。在很多領域,中國人用吃什麼、不吃什麼就能決定許多產品在世界市場的價格。因此要有信心,中國能留得住西方的資本和技術。2020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國。

  在技術上,中國面對西方尤其是美國封堵,不可避免。但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技術領域已有40多年經驗積累。從李約瑟博士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可看出,過去中國的科技也是很輝煌的。(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是應用技術大國,現在要慢慢轉向技術原創大國,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另一方面也容易被忽視。目前,中國國內市場基本還是分割的,規則還沒有完全統一。比如:珠三角的規則跟長三角不一樣,長三角跟京津冀又不一樣,即便是長三角、珠三角內部各種規則也沒有統一,貿易、投資規則等都有很大不同。所以應該利用內循環的機會,把國內規則統一起來。這種通過統一規則釋放出的勞動生產力,是難以計量的。

鄭永年教授。本人供圖
鄭永年教授。本人供圖

未來世界深度多元

中新社記者:在有限全球化下,未來世界格局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所謂“中心國家”的角色會否發生變化?

鄭永年:以前的世界格局被稱為“一超多強”,“一超”是指美國,“多強”是指中國、俄羅斯、歐盟、日本等經濟體。但現在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多極化不足以形容這種變化,未來世界是深度多元化的。簡單來說,美國還是強國,但並不是所有領域都強,有些方面衰落,而有些方面仍然領先世界。中國、俄羅斯、日本也一樣,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是多元的、互相交錯的復合體。

  現在討論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一個國家替代另一個國家,都是非此即彼,是錯誤觀點。所以人們應該走出這種冷戰思維,用真正多元的觀點來看待這個世界。

  從經濟重心來看,近代以後,世界經濟中心曾分別在歐洲和北美。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崛起,加之,日本等傳統強國的存在,世界經濟中心已經轉移到亞洲。未來20-30年甚至更長時間,這個局面不會改變。

中新社記者:中國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鄭永年:從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中國可以說一直是亞洲秩序的一個穩定之源。客觀上看,中國早就已經是亞洲經濟的穩定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在穩定經濟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此後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去年以來的新冠疫情,中國每次都扮演了穩定器的角色。未來隨著中國國內市場的不斷做大,以及向技術鏈條的上部攀登,中國還將起到一個引領作用。穩定和引領,這將是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主要貢獻。(完)

鄭永年,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人文社科學院代行院長、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所長。先後任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克阿瑟基金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2003-2005)研究基金研究員。

鄭永年教授主要從事國際關係、外交政策、中美關係、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近年來,先後出版專著數十部,其中,英文著作9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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