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哪裡

2021年09月29日05:41

原標題:朋友在哪裡

在北京,見朋友是件困難的事情。

9月的一個週六,我約半年多沒見的大學同學吃飯,當天上午8點多,一個朋友說來不了了,領導通知9點半開會。於是,我和另外兩個朋友吃了一個小時,買了一份糕點後分道揚鑣——他們要趕回家加班,一個寫工作報告,一個做PPT。

一週後,我又約一位體制內的朋友看話劇。看完後,我們就說再見了,因為她也要趕回去加班,看劇過程中她的手機仍然不停接收消息。

我的朋友們越來越忙了。這讓我有點沮喪,因為我設想的朋友相聚,應該是坐在一起,不慌不忙,聊聊天,玩一玩。

當然,這不能怪我的朋友們,她們也無可奈何。那位未能如約而至的朋友在教培行業工作,最近,受“雙減”政策影響,她所在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面臨關停,她是一名HR,最近正忙著和員工談解約。

寫工作報告的朋友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工作,她說因為疫情,公司經營困難,年終獎沒了,她正考慮是否辭職。做PPT的朋友在一家國企上班,體制內的工作並不比體制外輕鬆。

這半年,周圍朋友給我的感覺都是滿臉倦容、疲於奔波,沒有耐心去探討更深入的話題,關心公共生活。這或許與快速變化的環境帶來的動盪感有關,因為疫情,不少朋友工資縮水,被迫跳槽。

很多人被一種不確定感包圍,期待更穩定、踏實的生活。這種精神危機在我們這些遠離家鄉、到一線城市奮鬥的青年身上尤為明顯。如果和家人住在一起,或許我們工作不順利、心理上感到孤單時,回家後就順口提了,但因為距離的阻隔,我會覺得,對父母訴說心事只會讓他們徒增憂慮。

只能找朋友傾訴。但在一個忙於加班、見一面要花費1小時路程的城市,人們想維持深度的人際關係,獲得友誼的支援,已經力不從心。缺乏深厚的情感支援時,人的漂泊感加重,快樂感大減價扣。

很多時候,我們投身於網絡,是為了尋求快樂和外界的連接,網購是為享受拆快遞時看到商品的新鮮感,刷短視頻則是迷戀虛擬世界的熱鬧和喧囂。我們還對工作抱有過多期待,放大工作的價值,因為這是我們在漂泊的生活中,唯一能抓住的東西。

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在其著作《工作的迷思》中提到,工作能夠轉移我們的注意力,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氣泡,“它會讓我們將無窮無盡的焦慮不安集中到一些相對渺小、可實現的目標上來,它會賦予我們大權在握的感覺,使我們有尊嚴地感到疲憊。”

但如果工作過度侵入生活,我們將很難因為實現目標而幸福,而是淪為機器中一個齒輪,感受不到人的主體性存在。

是時候反思我們的生活了。今年,不少互聯網公司宣佈取消“大小周”,朋友說,有了完整的週末後,儘管偶爾加班,但她享受到了和男朋友去逛菜市場的自由。

在減少工作之餘,我們需要回歸日常生活,在大都市盡力構建小而深的關係,尋求精神的滋養。正如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里寫的,“要愛具體的人,而不是抽像的人,要愛生活,不要愛生活的意義。”

我的朋友在這點上教會我很多。去年下半年,我去廣州採訪一位兼職說脫口秀的朋友,他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薪水尚可,經濟壓力不大。但工作的意義更多是餬口,很多時候,他需要扮演自己不喜歡的角色,陪領導喝酒,說違心的話。

為了豐富業餘生活,他去看脫口秀,嚐試講開放麥。他每週講兩次,表演期間,將手機靜音,不允許任何人打擾。他說,最開心的時候是站在舞台上講笑話、盡情地做自己,觀眾給他鼓掌。

他所在脫口秀俱樂部的演員大多兼職,有編劇、學生、互聯網從業人員。有一名主業是律師的脫口秀演員,業餘還參加演講比賽,組織律師朋友拍普法視頻,生活安排得多姿多彩。

不久前,我參觀了一個朋友的家。他在東六環邊上租了一個空房,精心佈置每一個物品,大到家電,小到綠植、牆畫。

有些家居用品是在二手網站淘的,他因此交到了朋友。前幾天,他去賣家那裡拿凳子,兩人聊起來,對方請他吃麵,看他穿著人字拖,又送拖鞋給他。他也賣過窗簾,請買家來參觀自己的家,一聊發現是同行,還有不少共同好友,相約一起去攀岩、游泳。

“真是美好的體驗。”我的朋友說。很難說,這些關係是否能有更深的走向,但建立連接的過程,就是我們看見他人、感受生活質地的過程。我們也可以從微小的事物著手。比如,做一次手工、參加一次線下活動、拜訪一位老朋友,在具體的生活中去感受個體存在的主體性。

對身處迷茫中的年輕人,複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的建議是,多讀書,構建自己的精神空間,同時也瞭解自己在歷史中的方位,和世界形成一種“建設性的關係”。對此我深以為然,因為這能讓我們看見自己在時代中的位置,思考我們是誰,我們希望過什麼樣的生活。

尹海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1年09月29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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