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馬春華:應當尊重婚姻形式的多元化

2022年05月20日00:10

  原標題:馬春華 應當尊重婚姻形式的多元化

馬春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性別和家庭社會學研究室主任,致力於家庭變遷,家庭政策,貧困和女性就業等領域的研究。

《轉型期中國城市家庭變遷》

作者:馬春華等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5月

  在家庭內部,婚姻關係與愛情觀念呈現著劇烈變化。伴隨城市化進程,城鄉遷移與人口流動給中國人的夫妻關繫帶來了巨大影響,但相關研究大多聚焦於經濟、政治和健康的影響,在家庭研究中,人們往往聚焦於一些量化的指標,比如人口遷移對家庭財富、兒童健康和老人福祉的影響等。相比之下,城鄉遷移與人口流動如何影響家庭成員內部的關係,尤其是夫妻關係則較少受到關注。與此同時,“夫妻關係”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本篇我們採訪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性別與家庭社會學研究室主任馬春華,與她聊了聊家庭內部婚姻關係的變化。

  “男性優勢”的家庭特點仍未有根本改變

  新京報:中國傳統家庭關係的核心是親子關係與父子關係,如今,夫妻關係被更多人提起。關於夫妻關係的變化是否能夠挑戰傳統的父權製,不少學者有各自的觀點。你會怎麼看這個問題?

  馬春華:“夫妻軸”代替“親子軸”,是西方經典家庭社會學變遷理論的結論。西方社會都走過這個過程,中國現在也正在走。隨著家庭的小型化,這是必然的,費孝通先生上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過這些論斷。許烺光先生提過“父子同一性”,這與經濟社會背景有很大關係。工業社會知識傳承,職業選擇,經濟生產突破了家庭界限,家庭更多地不是一個生產單位,而是一個消費單位。這種情況下,中間一層掌握的資源更多,社會階層位置也會更高,會比上一代更強勢。

  “夫妻關係的勝利”是否能夠挑戰傳統的父權製?可能首先要討論什麼是父權製。韋伯將父權製建構為具有父親對兒子的支配、男性對女性支配的支配類型,家庭研究者更多是關注父權製家庭,基於年齡、輩分與性別之上的等級製家庭制度。研究表明,改變從夫居並不必然重創父權製家庭,核心家庭的結構也並不意味著平等的性別關係,“夫妻關係的勝利”也不意味著平等的夫妻關係,所謂勝利是相對於父子關係來說,而不是相對於傳統的不平等夫妻關係來說的。金一虹還特別討論了城鄉流動對於父權製的影響,她發現“流動帶來的個體化和居住模式變化、從原有親屬關係的束縛中抽離等, 雖然部分改變了家庭權力關係以及性別規範, 但就父權製家庭的父系世系核心、男性優勢的本質特點而言,仍未有根本的改變, 家庭父權製在流動變化中延續和重建”,她稱之為“流動的父權”。

  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

  婚姻形式走向多元化

  新京報:一方面,核心家庭越來越多,挑戰家族主義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年輕人中出現了所謂“婚冷戀熱”式現象。你如何看待這種提法?

  馬春華:婚姻是很好測量的,是否領結婚證就能夠說明你是否結婚,但戀愛關係很難定義。很難說現在是“戀熱”。

  中國的結婚率雖然連續7年下降,但和其他國家相比較還是處於高位,中國還是一個普婚的國家,所以也很難說“婚冷”。而且,中國不同社會階層結婚率存在很大的差異,不婚或者拒絕婚姻的女性都是社會階層相對比較高的。這些女性選擇不結婚,很大程度上在於婚姻不僅意味著權利,更意味著義務和責任。而婚姻除了感情,能夠給她們帶來的有限。如果沒有感情,那麼婚姻對她們存在什麼樣的吸引力?其他的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等,她們並不需要通過婚姻來獲得。

  新京報:你在《轉型期中國城市家庭變遷:基於五城市的調查》一書中指出:家庭變得越來越不穩定。這一觀察與研究距今也已過去了15年,15年里這一趨勢是否產生了變化,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馬春華:婚姻不穩定,從離婚率持續上升就能看出來。我曾做過離婚率的東亞比較和全球比較,離婚率在東亞各國中已經很高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婚姻、家庭當然是越來越不穩定的。

  現在同居比例(較十五年前)更多。在同居研究中我們看到,同居指向是不確定的,有的指向婚姻,有些只是同居。社會包容性增加,流動性增大,可選擇性增大,婚姻家庭形式增多,選擇不結婚或者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一方面,這可能導致婚姻家庭的吸引力在弱化,更多的年輕人不願意進入婚姻選擇其他的生活方式;另外一方面可能成為生育率持續低迷的重要原因。雖然民法典規定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有同樣的法律地位,中國更多的生育還是發生在婚姻中的。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的穩定也是社會穩定的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講,生育和婚姻的關係值得討論。雖然沒有明確說生育權可以脫離婚姻,但很多地方的實際操作中已經有可能了。

  新京報:那麼在中國來看,家庭關係走向多樣化、婚姻形式多元化,這會是一個大的趨勢嗎?

  馬春華:家庭關係多樣化,是大勢所趨。首先,結不結婚應該是個人的選擇,婚姻自由,這是明確寫入婚姻法的。當然個人選擇可能會受到社會和家庭的壓力。結婚自由也表現在選擇什麼樣的伴侶,選擇同階層的還是跨階層的,選擇性格類似的還是互補的。其次,結婚以後選擇什麼樣的家庭模式,是獨立的小家庭還是和父母同住的,生育還是不生育,生育幾個孩子,也都是個人和伴侶的共同選擇。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增大,隨著從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社會,個人和家庭的自由度在變大,社會的包容度也在增大。比如,同居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普遍現象,無論是以婚姻指向的,還是只是同居的,大多數人都已經接納這個事實,甚至在法律層面都在考慮把其作為法律規範的對象。

  女性仍然是婚姻當中的育兒主體

  新京報:在城鄉遷移中,有學者關注到這一流動挑戰了許多移民家庭中夫妻關係既定的性別秩序,比如前兩年出版的《男性妥協》。而在另一本相關研究《都市里的農家女》中,作者則提及這一人口流動中的挑戰可能引發諸多家庭暴力。你如何看待這一“男性妥協”的提法?

  馬春華:這可能不僅發生在城鄉流動的家庭。肯定會存在這樣一批男性,通過自我妥協來維護家庭和婚姻的穩定。也會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導致家暴。一些城鄉流動的研究中指出,流動家庭碎片化特徵,特別是夫妻分居,給流動家庭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同時相比較其他家庭,流入地的流動家庭,可能面臨更多的壓力和挑戰,比如收入、居住不穩定、社會融入的壓力等等,都會導致夫妻關繫緊張,繼而變成一種暴力。

  這種情況在城城遷移、普通城市家庭也很多。現在很多女性收入比男性高,這種情況下,有些男性會選擇接受,調整自己,另外有些男性就會拒絕,轉向暴力。這兩種結論應該都存在的。但它不局限在城鄉遷移這個現象里。就我的直觀感受以及研究經驗來說,對這個群體,很重要的夫妻關係特徵是夫妻的分居與家庭的分裂。它不像城市家庭相對完整。他們經常是父親、母親、孩子在不同地方,無論是家庭關係的維繫,還是家庭凝聚力的強化都不是那麼容易。這種現像當然在城市家庭也有,但相對少,所以很多人都在關注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問題。

  新京報:在《轉型期中國城市家庭變遷:基於五城市的調查》一書中,你還提及了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降低。這一研究與數據可能與許多人的猜想相反:許多人原認為女性勞動參與率是不斷上升的。這一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多大程度上與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有關?

  馬春華:國家統計的數據也可以說明,這種趨勢非常明顯,特別是在20歲到49歲這個階段。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很大程度上跟女性要照顧孩子有關。甚至很多高知的女性都會辭職三年,階段性就業,回家照顧孩子。中國的公立育兒方面不足,私立又費用非常高,很多父母就覺得請保姆還不如自己在家照顧孩子。這一點上,中國跟大多數國家女性就業率變動的趨勢是反向而行的。

  新京報:基於此,你如何看待近年廣泛討論的“父職”缺席問題?

  馬春華:有本書叫做“The Second Shift”(中譯名《職場媽媽不下班》),說的是女性在上完班之後還要回家操持家務,開始第二輪工作。公領域的性別平等,比如教育和勞動力市場,已經推動了很多年,取得了豐碩成果。雖然我們現在很不滿,但相對來說比私領域好很多。私領域的推進更難。大家都說應該男性分擔,但育兒責任一直都在女性身上,女性自己都會認為這是自己的責任。

  家庭政策的重要目標,除了改善兒童福祉、推動工作家庭平衡、提高生育率,還有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性別平等。不從性別平等的角度來考慮支持生育政策,效果是堪憂的,因為生育要靠女性去實現。推動父親參與育兒是全球的趨勢。比如瑞典通過“去家庭化”的家庭政策為家庭和個人提供了最大的選擇自由,為女性帶來了在工作場所、家庭和社會中與男性真正的平等。推動父親參與育兒,可能是提高女性生育意願的一個路徑。但是要真正落到實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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