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華“心情史”:薪水、課程和角色轉換

2022年05月30日16:20

  導言

  1919年,美國教育家杜威來華,對中國教育產生了深遠而又持久的影響。自元青出版《杜威與中國》(2001)一書以來,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湧現。2019年,時值杜威來華一百週年,學界更是掀起了一場紀念與研究的小高潮。然而,學界目前的研究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杜威來華”視為一個高度統一的整體進行論述,並基於此闡述杜威來華的影響等等。但事實上,杜威訪華的曆程長達兩年兩月有餘,其間接觸到的人與事紛繁複雜,他本人的心緒有很多波動,中國受眾對他的理解也並非完全一致,這方面的考察還非常有限。丁道勇已注意到了中國學界對杜威的批評意見;顧紅亮編定《杜威在華學譜》一書,通過史料的編排,將杜威在華期間遇到的一些矛盾擺到了讀者面前。但這兩份成果中,前者並不意在做一種史學的考據,後者則較少利用新近發現的英文資料,均存在一定的遺憾。

  本研究基於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新近編定的英文文獻《杜威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及同時期各類報刊、日記、書信與檔案資料,以杜威本人在華期間的心緒變遷為軸,綜合展現他在中國激起的複雜反響,尤其以五四運動發展的後期為重心,力圖揭示出杜威與中國教育界更為複雜和糾纏的關係。

  五四的退潮

  杜威來華事出偶然,他自己並無周密的計劃。因此,杜威的中國之行非常依賴於胡適、蔣夢麟、郭秉文、陶行知等哥倫比亞大學弟子的擘畫,而這些哥大弟子當時均身居學界要職,對擴大杜威的影響起到了很大助益。此外,杜威抵達中國後很快迎來了五四運動的浪潮,並在親眼目睹學生運動的壯闊場面後,與中國產生了情感上的共鳴,這是杜威願意長期滯留中國的一個根本因素。另一方面,五四運動浪潮也助推了杜威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5月3日,杜威在上海做首場演講《平民主義的教育》,將“發展個性和共同作業”這兩項,定為“平民教育的精髓”和“共和國家的要素”。前者要求教育不再施以“灌注的手段”,而是要培養出自動、獨立、活潑、有創造力的人;後者則要求“人人須共同作業”,將學校建設為師生協作的小社會。前者暗合“賽先生”,後者暗合“德先生”,與新文化運動中的主流觀念高度契合,經過胡適的推波助瀾,立即獲得了社會的關注。

  然而,胡適在推崇杜威的時候,不能不說其中有挾師以自重,不願假外人之手的心態。周勇注意到,對於當時年紀輕輕就在北大暴得大名的胡適而言,“重要的就是借杜威之名擴大影響,鞏固自己在新文化教育運動中的思想導師及風尚引領者的地位。”對此,魯迅有過一句頗為辛辣的諷刺:“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誌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如果一切完全按胡適的預想發展,杜威在中國恐怕很有可能如白璧德或泰戈爾一樣,儘管也傳為佳話,但始終和某個知識分子的小圈子綁定在一起,而不會形成一種遍及全國的“杜威熱”。

  打破胡適原先預想的,是五四運動帶來的一些意外效果。首先,學生運動的浪潮使杜威在北大的授課“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受到衝擊,時開時停,越到後期安心上課的學生越少。更重要的是,在五四運動的衝擊下,社會出現動盪,教育部與北大本就齟齬日深,這時更發生了大量欠薪問題,直接波及了在北大擔任教授的杜威。1919年6月22日,胡適曾致信蔡元培,訴“大學動盪,前途不定”之苦。胡適坦言,哥大給杜威承諾的是無薪年假,而北大這邊無力支付薪金,教育部中相對親近杜威的袁希濤因學生運動而去職,“我覺得實在對不起杜威夫婦。”“那時範靜生先生到京,我同他商量,他極力主張用社會上私人的組織擔任杜威的費用。後來他同尚誌學會商定,擔任六千元。林宗孟一系的人,也發起了一個‘新學會’,籌款加入。我又和清華學校商量,由他們擔任三千元。”早在5月22日,身處學生運動漩渦之中的蔣夢麟有北大即將被北洋政府解散之虞,因此致信胡適道:“加侖比亞已允給假,大學如散,上海同人當集萬金聘之。……如北京大學不幸散了,同人當在南組織機關,辦編譯局及大學一二年級,捲土重來,其經費當以捐募集之。杜威如在滬演講,則可兼授新大學。”26日,蔣夢麟在信中表示:“杜威留中國,其俸已由省教育會擔保。任之與弟又要做和尚募化萬餘金。將來預備在滬開演講大會。”到6月24日,蔣夢麟依舊在談籌資的問題。6月28日,蔣夢麟向胡適轉達蔡元培的寬慰,不要太過焦慮於杜威的聘約落空,“就是北大消滅了,政府也不能不有相當的對付,因為這個學校是國立的”,叮囑胡適“不要著急”。

  胡適和蔣夢麟“做和尚”四處化緣,終於在範源濂、林長民等人的幫扶下,依託尚誌學會、新學會、清華學校和江蘇省教育會募得了資金。但這顯然給杜威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在1919年8月1日給哥大友人布殊(Wendell Bush)的信中,杜威抱怨:“我的講課費會由誰來讚助,目前仍不清楚。其中一部分來自一些旨在推動現代教育的中國社團,他們承諾如果大學的形勢還不穩定,會給我提供一份工資。”杜威在信中也批評了當初在東京邀約他的年輕人沒有做好溝通工作,讓雙方大學為難。這個批判當是指向郭秉文與陶孟和的。

  然而,這筆酬金並非一下子到位。在1920年1月2日的家書里,杜威無心享受新年的到來,反倒是充滿愁雲地表示:“我希望有辦法讓我的課重新開始開起來,而不至於無盡地等下去,那將意味著我永遠沒法結課,也沒法領到我在北京的薪水。”而在1月15日給美國友人的信里,杜威更具同情心地描摹了北京的狀況:“北京教師自去年12月展開罷課,因為他們的工資被拖欠了三個月,而且得到的薪水是合同的一半,大概就值50美元。而那個帶著一種美國官僚式愚蠢的教育長官非但沒有表現出一點同情,反而是嘲笑,因此教師們要求他下台。”一直到8月1日,杜威仍然在家書里談到:“學校教師從4月還是5月開始就沒有領到過工資了,大學教授也是如此。”

  北洋政府治下,欠薪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完全解決。1921年3月,“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各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成立,表達索薪訴求。但6月3日,眾人在新華門請願時,遭到衛兵毆打,馬敘倫等人負傷,釀成“六·三”事件。杜威6月11日致信索薪運動中的重要代表李大釗,表達支持。李大釗致函胡適,請其代為回信:“杜威先生一信,大致系感謝杜威先生指示我們的厚意,我們自然應該把教育比個人看得更重,不過政府並沒有正式向我們表示他願和解的意思,而且正在那裡製造加害我們代表的材料。以後進行,還希望他多多指教。弟李大釗。此信不妨稍詳,兄可加入些意思。”顯然,在索薪運動中,杜威站在馬敘倫、李大釗等人一邊。

  欠薪問題固然是一個不小的危機,但這一危機又成為了杜威在華的一個重要轉機。恰恰是出於解決薪金問題的需要,背景各異的團體開始介入到對杜威演講的張羅之中,隨後更有與範源濂關係密切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美國人主持的基督教青年會等機構介入杜威在華的旅程。閻錫山、張學良、譚廷闓等主政一方的大員亦頻頻拋來橄欖枝。1920年以後,杜威才開始更多地遊曆中國,而沒有局限在哥大弟子的圈子之內,其影響由此才能進一步擴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並非胡適最初所預想的。欠薪問題儘管一度讓杜威極為苦惱,但也無形中擴大了他在中國的影響力。

杜威在上海
杜威在上海

  杜威的角色

  除了經濟危機之外,1920年的杜威心中還別有一層焦慮。在1920年4月1日的家書里,杜威坦承:“對年輕人而言,中國太慢了,對老年人而言,倒是輕鬆一些。我常常想,在回國還算一個不錯的選擇時,我是不是該回國了呢?這一年的成功,我是無法複製了,不可能再像這般成功了,因為我已經講完了所有的通識類課程,將我想說的一切都說完了,而且這些內容印成書,傳遍了中國——要記住這裏可是有四億人啊,我明年不可能再把相同的內容重講一遍。”

  在華的兩年間,杜威並不是沒有過提前歸國的念頭。抵華一年以後,他深刻地認識到了自己的尷尬處境,通識類的東西大體都講完了,而且多變為了白紙黑字,再講就顯得冗贅。第一年的成功固然掀起了聲浪極高的“杜威熱”,但杜威深知這種成功不可重複。杜威在華第一年間所做的演講,除了在北大主講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與在教育部主講的“教育哲學”外,其餘多屬於“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往往是對應於具體的場合(如在全國教育聯合會上講“教育上實驗的精神”)、邀約對象(如“與貴州教育實業參觀團談話”)、時局背景(如“世界大戰與教育”),由杜威闡發一點感想而已。當然,因為五四風潮正盛,這一年的主題大多不離“平民主義”與“自治”,但就其本質,多是一些零碎的、場合性質的演講,甚至帶有不少社交性質,如《在祝賀六十歲壽宴上的答詞》,就洋溢著觥籌交錯的氣息。

  在北大主講“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實際上也是基於胡適的建議。近些年,因杜威在此講中打印的英文底稿被發現,學界對此展開了深入研究。彭姍姍注意到,師徒雙方對該講的預設有錯位,“杜威更多是立於一種旁觀的學術立場,而胡適更多是立於一種主動的宣傳立場”,胡適甚至將杜威在英文稿中對個人主義的一些批判之處都過濾掉了。在筆者看來,杜威在政治學領域的準備也並不充分,此講看似面面俱到,但也顯得蜻蜓點水。1920年4月22日,杜威致信同事科斯(John Coss):“我受命寫出了我論社會哲學的講義,供人們翻譯成中文。我還沒想好是否要將它們以英文的形式刊印出來。我只是有點擔心,它們會不會太過於普通(general),因為我只是給政治學這個領域列出了一個提綱而已。”可見杜威本人對這一講義的評價也不算高。

  作為一名嚴肅的學者,杜威也深刻意識到,五四運動推動起來的聲望終有落潮的一天,而他本人也厭倦了這類推脫不掉的邀約和走穴式的演講。儘管聲譽鵲起,但杜威本人卻陷入了虛榮心作祟的愧疚之中。這應該是1920年4月,杜威對是否還要在中國駐留一年之久表示“相當長時間的猶豫”時,非常真實的內心感受。

  這時候的一個轉變契機,就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發來了請杜威主講暑期課程的邀約。從1920年4月4日到5月16日,杜威離開北京,在南高師主講三門課,“教育哲學”、“哲學史”、“實驗論理學”,各十講。這是一個明顯的轉折點,杜威開始尋求在南高師講授一些更為系統的課程,而不停留於淺嚐輒止的泛泛之談。在給科斯的信中,杜威解釋了背後的緣由:“下個年度,我的教學工作的性質會更集中,主要都是在大學,我還會在冬天抽時間去廣東看看——這又是一個我走不開的理由了,我還沒有去南方看看。”杜威在信中還表示,商務印書館已經和他達成協議,會將他的講義拓展為標準的教材,這是中國大學的現代化所急需的。杜威在信中還歡迎科斯將哥大關於考試、課綱一類的信息以及任何可能用到的社科書籍寄到他在中國的住址,因為在中國能看到的書籍非常有限。

  3月28日,杜威在給友人的信里不無興奮地表示:“這周我會動身去南京。春天里的三個月,南高師就將是我的司令部了。”馮建軍注意到,杜威在南高師的演講“占了其在華演講總數的近1/4”。除了演講數量外,杜威在南高師工作時整個心態的變化才是更為重要的。在南高師這裏,杜威不僅重回自己最擅長的教育學領域,而且開始有計劃地考量如何將其轉化為大學教材。

  當然,在南高師的講課從一開始的定位就是“暑期學校”,時間並不算長。同年9月,杜威再到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新成立的教育研究科,為該校招收的第一批教育學學士開展了整整一學年的授課,以極大的耐心帶領他們逐章讀完了自己編寫的教育哲學教科書《Democracy and Education》。學生常道直以《平民主義與教育》為名,將聽課筆記公開發表。這是杜威在華兩年間,持續時間最長、也最具有學術內涵的授課,也是中國高校里第一次如此系統的教育學專業授課,為中國教育學的學科發展奠定了基礎。

  杜威非常滿意自己的這一角色轉變。1920年12月5日,杜威在回顧這一年時表示:“我很高興,今年我都在進行專門的小班教學,而不再是那種泛泛而談的講座,事實上整個春天我都在那種狀態中。我開了兩門課,在兩個機構,都講《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並嚐試將其簡化,從而可以為學生所理解。”

  不難看出,在南高師的授課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杜威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轉變,不再滿足於一些趕時尚的演講,而是開始在中國大學中更系統、更充分、更嚴肅地開展學術授課,在北高師主講的“教育哲學”則是杜威這種心態的典型體現。

杜威在南京
杜威在南京

  聽眾的分化

  杜威會呈現給中國聽眾一個什麼樣的形象,這部分取決於杜威本人的心態轉換,但同樣值得留意的是,在杜威訪華的兩年間,中國聽眾的心態也發生了許多微妙的分化。

  如果說,杜威在中國所宣講的教育理念,一個方面是破除灌輸式的教學,一個方面是將學校和社會聯成一體。那麼,前者其實很快就得到了認同,而後者則激起了相當激烈的反應,無論支持杜威,還是反對杜威,均從後者來。

  僅在杜威抵華後幾天,1919年5月6日,時在中華大學附中任教的惲代英就致信胡適:“聽說先生此次迎接Dewey,要同他從湖北走過,不知能否同到弊校,一齊有所賜教?此間同學能夠‘新’、能夠‘動’的,比較以前多得很了。”杜威來華的消息傳導之快,可見一斑,但更值得關注的是,惲代英很快就認識到,杜威學說的精要就是“新”與“動”。經亨頤聽聞杜威抵華後,也在第一時間趕來聽講,其1919年5月2日的日記云:“胡適之在省教育會演說實驗主義亦為動學說之一義,可助我心得。”黃炎培也在6月8日的日記中記下時人的看法:“博士提倡自動,甚善,其如我國教育程度尚不夠何!”杜威抵華不過一個月,大家就不約而同地用“動”來概括杜威教育理論的特點,也即是打破灌輸式教學,注重學生的自主性。

  其實,這是因為早在1918年,北高師教務主任鄧萃英就在《新青年》上倡導“動的新教授論”。作為曾經的留日學生,鄧萃英所談實則本於日本學者及川平治(1875-1939)一直提倡的“動的教育法”。及川平治恰恰是一位深受杜威影響,較早在日本提倡“兒童中心”教學的學者,這是過去學界很少注意到的。換言之,早在杜威來華前,他的這些觀念已經通過日本知識的轉手,在中國發揮了影響。經亨頤認為,“動學說之一義”,可助其心得,可見杜威的演講與他們心中舊有的觀念高度合拍。

  (鄧萃英)

  杜威真正對教育界形成新衝擊的,是他所講的打通學校和社會的關係,尤其在五四運動爆發後,這幾乎就成為了學生關心時政、投身社會運動的理論背書。以“打倒孔家店”而聞名的吳虞,便將杜威的演講總結為“以學校教育與社會生活及家庭不相聯屬為無用”,並核驗於自己子女所受的教育,讚歎道“誠然,誠然。”因此,杜威初到中國的第一年,發表了諸多與時代風潮合拍的演講,他很容易被時人視為一個教育改革的激進者,或者被激進者視為同道。當時在北高師附中唸書的趙世炎就寫道:“可怕杜威博士真利害!他說‘教育即生活’。我以為中國的學校是些衙門,四班八房,典吏差役,無所不備,造冊子,出訓令,一層一層,森威謹嚴。我們在學校作了囚犯,出了學校,也就不免一個土匪!”據蔣夢麟回想,“胡漢民先生有一次對我說,各校風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學說的影響。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對於杜威影響的估計。”

  胡漢民的這一看法不無道理,也道出了很多對杜威持反對態度者內心的感受。例如,1919年末,當時有山東駐京議員延請杜威赴魯的消息傳出,但山東督軍張樹元旋即致電阻止,其中表示“本省人士極為反對,如果實行,竊恐別生事端,懇為阻止”。即便一年以後,持有這般想法的人依舊不少,在湖北,某教員聽杜威演講後驚呼:“請他演講,是請他勸學生用心讀書,聽我們教訓;哪曉得他總在叫學生革我們的命,真是豈有此理!”實際上,當時一些高校的掌權者也對杜威頗為忌憚。女高師校長方還就在邀請杜威夫人演講時,還暗暗請英文教員轉告杜威夫人道:“請杜威夫人今天演講時務必注重學生服從的緊要。”在當時不少教育者看來,所謂讀書,當然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杜威的演講未免太過於“革命”了。

  故事的收場

  然而,杜威的理論本質上仍是偏向“改革”,而非“革命”,杜威本人,也都自承是個書蟲式學者。因此,他的教育理論,在1919年的中國和學生運動高度契合,算是一個曆史機緣下的特殊產物。進入1920年,他的影響醞釀擴大,但他本人卻顯著地往後退了一步,回到了嚴肅的學院派講壇,這種誤會就漸漸顯露出來。

  1920年10月,杜威受邀到湖南演講。據1920年10月26日的家書,杜威說:“湖南是中國有代表性的、最獨立、最革命的省份。我被告知,在一所學校,學生們在兩個月內已換下了21位老師。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就是那個據說換了28次老師才讓學生滿意的地方。他們貼出告示,所有人都不得被稱作‘先生’或‘老師’,或任何一種頭銜了,因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杜威當然提倡“學校即社會”,但杜威從來都只設想了一種漸進的、由學校去改良社會的發展路徑,而非由學校推翻一切現行社會制度。很難講杜威會認同這類連“老師”稱謂都要拋掉的做法,他在信中所流露出來的更像是一種不安。但杜威知道,官員對他的印象亦未改觀。在1920年4月11日寫於南京的家書里,杜威談到:“我念了我非常著名的一篇講稿,談新生活的概念。在官員中間,我頗受歡迎。但我被告知,當我的題目付印到紙上時,那個‘新’字被刪去了,為的是不引起爭端,因為這個詞極具煽動性。”南京是杜威演講最多的地方之一,但當地官員顯然還是另有心思。夾在青年和官員之間的杜威,處境尷尬。

  當然,從更宏大的背景來看,從1920年4開始,俄國十月革命及隨之而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在歐洲和美國蔓延的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一些更為激進的革命思潮開始在中國醞釀。相當一部分中國青年的興趣,開始從相對溫和的教育議題,轉向了社會革命,一個表徵就是,這個時候訪華的羅素要比杜威更受歡迎了。而另一個杜威不容易感受到的趨勢是,馬克思主義也在此時傳入中國,並且在李大釗的“亢慕義齋”中播下了火種。

  面對這一處境,杜威本人實際上並沒有做好應對的準備。從1920年4月起,杜威信心滿懷地展開了一些更有學術意味的授課,他甚至都在南高師專門講授“論理學”,也即“邏輯學”,這都減弱了他過去一年間所扮演的那種時代弄潮兒角色。在大學課堂,為中國的學術建設添磚加瓦,自然就不能只圖振臂一呼的群眾效應。杜威在北高師為時一學年的授課,正式註冊選課的也不過教育研究科的一、二班共32名學生而已。

  此外,杜威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形式也值得注意。杜威抵華時,中國的現代報刊業剛剛成熟。經過胡適的精心翻譯和幕後推動,杜威的演講內容多以連載的形式在各類報刊雜誌上競相出現,這是沒有先例的,某種意義上也充分地檢驗了現代傳媒的巨大能量。就連杜威都在離華前夕感歎:“我有多不情願離開一個將教育學授課內容都能當成新聞來採訪的國家。”實際上,杜威也更適合紙面傳播方式,因為杜威本人的現場演講水平並不高明。胡適並不諱言:“杜威不長於口才,每說話時,字字句句皆似用力氣想出來的。他若有演稿,尚可作有力的演說;若不先寫出,則演說時不能動聽。”因此,隨著1920年杜威遊曆的範圍更大,反而讓大多數聽眾發覺,眼前這個杜威,與那個在一年前鋪天蓋地的輿論中所呈現的杜威有不小的落差。這也是一部分中國學生會在親眼見到杜威,或者親耳聆聽到他的演講後,反而心生失望的原因。一些地方官員也會覺得詫異,這個並不擅長於演講的杜威,講的東西何以能在一年前掀起那麼大的浪潮?1920年,以改革家姿態歡迎杜威、羅素等人來訪的湖南省省長譚延闓,曾備下酒宴,並親臨他們的演講,但在日記里,譚延闓記下的卻是:“杜威來,演說教育,語皆平實,老生常談也。四時,羅素來,演說博爾雪維(多數主義)主義與世界政治,於俄過激黨曆史甚詳盡,惜楊端亦不善譯。五時半散。”對很多地方官員而言,“語皆平實,老生常談”這八個字恐怕是他們對杜威普遍的印象。

  杜威在華的第二年,從他本人的角度來說,能在南北高師將幾門嚴肅的課講完,把教育學的學科基礎打好,心態上已足夠自得;但對逐漸趨於革命氛圍的中國社會而言,杜威從一個時代弄潮兒的角色滑落下來,竟多少變得有些“落後”了。

杜威在南京
杜威在南京

  餘論

  1920年11月15日,杜威曾向友人表示:“來中國是我所做過的最有趣,也最讓我在智識上獲益的事情,但等到回國的時間到了,我仍然很樂意回國。”杜威在這裏流露的心緒是真實的,他當然對中國有很深的情緣,但經過1919年的欠薪風波,以及1920年後中國社會氛圍的顯著激進化,杜威本人的理念和中國社會間的矛盾之處也逐漸暴露出來。到1921年6月,耗費了最多心血的“教育哲學”課程結課,他終於踏上多番延宕的回國的旅程,也在情理之中了。

  作為一種外國傳入的理論,杜威的教育學說有如此持久的影響,實在是非常罕見。杜威在華的前後兩年,留給中國教育的遺產其實是不同的。前一年里,他的理論深度介入了學生運動,使他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後一年里,他明顯轉向了學院授課,注重對教育學學科的建設。這兩個矛盾的面向相輔相成,實際上才是杜威能夠持久影響中國教育的重要原因。當然,不同的受眾在前後兩年間對杜威的觀感也各有差異,這恐怕是曆史中最有趣的一面。

  (本文首刊於《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原題為《在激進與保守之間:論杜威在華的角色轉換》。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原文註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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