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急性肝炎之謎③新冠病毒既往感染是否有影響?疫情難辭其咎?

2022年07月07日07:37

COVID-19大流行下,不明原因兒童急性嚴重肝炎病例短時間內在部分國家激增。這一異常現象和新冠病毒感染相關嗎?疫情防控又會是謎團拚圖里的重要一片嗎?

“大量患者存在既往感染新冠病毒的情況,但在出現肝功能衰竭或急性肝炎時未出現活動性感染。”英國倫敦國王學院醫院(KCH)兒科肝臟、胃腸及營養中心主任,肝細胞生物學和移植組組長Anil Dhawan教授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採訪時如是表示。

此前的6月10日,英國倫敦國王學院醫院(KCH)兒科重症監護室的研究人員在《INTENSIVE CARE MEDICINE》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兒童肝炎暴發:重症監護病房收治的急性肝衰竭兒童的臨床病程”,Dhawan是這篇文章的通訊作者之一。國王學院醫院也是全球最大的兒科肝移植中心之一。

Dhawan等人研究了國王學院醫院兒科重症監護室里8名出現肝衰竭的兒童,其中6名接受了肝移植。8名兒童全血中均檢測到腺病毒,但能獲得肝臟標本的6名兒童(接受肝臟移植者)肝臟中都檢測不到腺病毒。同時,8名兒童中有6名感染過新冠病毒(SARS-CoV-2抗體陽性),占比為75%。

Dhawan等人認為,移植患兒肝細胞中缺乏腺病毒,嚴重的肝損傷導致急性肝衰竭可能與宿主肝臟免疫系統的異常免疫反應有關。然而,異常的免疫反應因何導致?新冠病毒既往感染、還是新冠病毒感染和腺病毒的共同影響,抑或是其他原因?

“新冠感染直接引起的可能性,目前的證據基本是不支持的。”國家兒童醫學中心(上海)複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傳染感染科主任、肝病科主任王建設教授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表示,“那牽涉到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會不會感染過新冠之後,人的免疫反應改變了,所以產生這種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最先向世衛組織報告病例的國家,英國各地儘管持續有新病例,但英國衛生安全局認為,即使考慮到報告的滯後,每週報告的新病例數量總體上有所下降。6月17日的詳細披露中顯示,英國的病例數(包括新報告病例和回顧病例)在第13周(3月21日當週)達到頂峰,隨後呈下降趨勢,第20周以來(5月9日當週)每週報告病例數在10例以下。趨勢統計截至第22周(5月23日當週)。

“新病例的數量已經顯著下降。”Dhawan表示,由於這些兒童患者的總數在下降,因此需要進行肝移植的病例數也顯著下降。

“會不會它就是一過性病例的激增,也許我們不必過於驚慌?”北京大學醫學部病原生物學系主任魯鳳民在近日的一場講座中如是談道。所謂的“一過性”指的是某一臨床症狀或體徵在短時間內出現,又很快消失。

“我們恐怕很難找到真正的原因。”英國諾丁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微生物學和傳染病部的William Irving教授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表示,截至目前,我們不能就如何預防這些病例給出具體的建議,“因為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的。”

Irving同時談到,“那些病情嚴重的孩子送到醫院,我們會做很多事情,只是為了讓他們度過急性期。幸運的是,肝臟可以再生,所以如果他們熬過了嚴重的損傷期,他們的肝臟就會好起來,它會重新開始做所有肝臟需要做的事情。”

新冠病毒感染在前,腺病毒觸發在後?

Dhawan等人在此前的研究中指出,對英國病例的病因調查發現,腺病毒呈陽性的發生率很高,主要樣本來自血液,最常見的是41F型腺病毒。然而,他們的研究發現,6例移植患兒的肝臟和少數活檢的組織病理學研究並沒有證明肝細胞中有腺病毒,儘管都顯示肝細胞壞死和肝實質萎縮。

Dhawan等人提到,肝細胞中缺乏腺病毒,但嚴重的肝損傷導致急性肝衰竭可能與宿主肝臟免疫系統的異常免疫反應有關。目前提出的一種假說是:第二種病毒,即腺病毒增強的SARS-CoV-2超抗原介導的免疫反應。不過,他們在文章中也指出,需要緊急肝移植的患者存在異常免疫反應的假說也正在研究中。

“這目前也只是一種假說,可能會引起異常的免疫反應,導致肝炎和肝衰竭。”Dhawan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

與新冠病毒的超級抗原相關,這一假說由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免疫學和炎症系教授Petter Brodin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 Cedars Sinai 醫療中心兒科、傳染病和免疫學部的Moshe Arditi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柳葉刀·胃腸病和肝病學》(The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上撰文提出。

Brodin等人認為,SARS-CoV-2感染後有極少的兒童存在病毒駐留在胃腸道情況,釋放出與已知超抗原葡萄球菌腸毒素B高度相似基序的刺突蛋白,也就是在新冠病毒的超級抗原存在下,隨後的腺病毒感染會引發高炎症反應,導致IFN-γ介導的肝損傷。

所謂超級抗原(super antigen,SAg)是一類只需極低濃度(≤10的-9次M)即可激活大量的T細胞複製、產生極強免疫應答的物質。超抗原與普通抗原相比,不需要常規的細胞內抗原提呈,無MHC限制性。

腺病毒(AdV)增強新冠病毒超級抗原介導的嚴重急性肝炎的病理學示意圖。
腺病毒(AdV)增強新冠病毒超級抗原介導的嚴重急性肝炎的病理學示意圖。

魯鳳民認為,目前對這一假說的支持證據包括:第一、不明原因肝炎兒童暴發高峰和新冠感染高峰的相對吻合的滯後發病曲線;第二、既往有研究證實,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上一段特殊氨基酸基序具有類似金黃葡萄球菌腸毒素B這樣超抗原的作用;第三、有研究報導,腺病毒感染能夠加重超抗原誘導的損傷;第四、咽拭子及肺灌洗液COVID-19轉陰後,約20%腸道樣本的核酸檢測可持續陽性,最長達7個月之久。

如果該假說成立,則前提情況是這些兒童患者均感染過新冠病毒,但實際上這方面的檢測仍遠遠不夠。同時,正如不是所有的患兒都檢測出腺病毒陽性一樣,在已做SARS-CoV-2 PCR檢測或血清學檢測的患者中,也並沒有全部顯示陽性。

世衛組織6月24日發佈的通報顯示,截至2022年6月22日,世衛組織5個區域的33個國家報告了920例原因不明的兒童嚴重急性肝炎可能病例。實驗室檢測排除了這些兒童中的A-E型肝炎病毒。雖然向世衛組織報告的數據不完整,但在一些病例中發現了其他病原體。根據現有數據,腺病毒仍然是病例中最常發現的病原體。

報告指出,在歐洲區域,有55%的病例(203/371)通過PCR檢測出腺病毒。來自美國的初步報告表明,在現有結果中,45%的病例(113/252)檢出腺病毒。另外,SARS-CoV-2已在部分病例中檢測到,在歐洲地區,15%的病例(47/307)通過PCR檢測出了SARS-CoV-2;來自美國的初步報告表明,10%的病例(8/83)檢測到SARS-CoV-2。

報告同時指出,SARS-CoV-2的血清學結果的數據仍然有限。在此前5月27日披露的報告中曾顯示,在當時報告的650例病例中,進行SARS-CoV-2血清學檢測的僅26例,其中19例(73.1%)為陽性。需要指出的是,核酸檢測只能確定患兒當下是否感染了新冠,而要看過往是否感染過新冠,則需要靠血清學檢測。

另外,對上述假說,魯鳳民也總結了當下的疑點:新冠病毒的變異較大,不明原因肝炎暴發前同時有奧密克戎和德爾塔毒株的流行,與原始毒株差異較大,是否能夠維持原始毒株的超抗原特性?這還有待證實。

他同時提出,Brodin等人提出的這一假說的邏輯中還缺少一環。

Brodin等人此前提出假說中詳細談到,新冠病毒在兒童胃腸道中的持續存在可導致病毒蛋白在腸道上皮細胞中反複釋放,從而引起免疫激活。這種反複的免疫激活可能是由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中超抗原基序介導的,該基序與葡萄球菌腸毒素B相似,能觸發廣泛和非特異性的T細胞激活。這種超抗原介導的免疫細胞激活已被認為是引起兒童多系統炎症綜合徵(MIS-C)的機制。

“但沒有去解釋為什麼現在這些病例只是表現在肝臟上。”魯鳳民表示。

王建設也同樣提到,“超抗原介導的假說需要去進一步觀察,儘管此前有報導MIS-C病例,但現在報導的這些病例中,他們的多系統炎症反應的指標並不高,這是目前不是特別支持這一假說的一方面。”

“長新冠”兒童肝炎?

不同於Brodin等人提出的新冠病毒超級抗原介導的假說,有部分研究直接將病例歸因於可能是“長新冠(Long COVID)”帶來的罕見表現之一。

6月10日,國際兒科胃腸病學、肝病學期刊《JPGN》發表了來自以色列的不明原因兒童肝炎研究,該研究通過徹底病情檢查後,排除了其他已知病因,將具有共同臨床、放射學和組織病理學特徵的兒童病例進行分類,提出了兒童“長新冠”肝炎表現的兩種不同的模式。

該研究題為《Long COVID-19 Liver Manifestation in Children》,研究團隊包括營養學和肝臟疾病研究所、以色列代謝疾病診所、施耐德兒童醫學中心、拉賓醫學中心病理學系、蘭巴姆醫療中心胃腸病學研究所、特拉維夫大學等。

該研究報告了5名從新冠感染中康複但隨後出現嚴重肝損傷的以色列兒童。研究者將其分為兩種類型的臨床表現的“長新冠”肝炎:急性肝功能衰竭和肝炎伴隨膽汁淤積。

和世衛組織自4月起開始披露的病例不一樣的是,這5名不明原因兒童肝炎重症患者均來自以色列施耐德兒童醫學中心在2021年診治的病例。

研究者報告的第一類“長新冠”肝炎出現在2名年齡分別為3個月和5個月的嬰兒身上。他們之前身體健康,但迅速進展急性肝功能衰竭,需要肝移植。他們的肝臟表現出大量壞死,伴有膽管增殖和淋巴細胞浸潤。第二類肝炎伴隨膽汁淤積出現在3名兒童(兩名8歲,一名13歲)身上。研究者對其中2名兒童進行了肝活檢,淋巴細胞門和實質炎症以及膽管增殖顯著可見。這3人都接受了類固醇治療,隨後肝酶得到改善,並已經可以結束治療。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對所有5名患者進行了感染和代謝病因的廣泛病因檢查,均為陰性,排除了其他已知原因。報告的這5例病例,其平均發病時間為新冠核酸陽性之後的74.5天(範圍為21天-130天)。

以色列的這一團隊還表示,在近期描述的不明原因兒童急性嚴重肝炎病例中,腺病毒發病率的增加促使他們想進一步確認,是否可能與腺病毒感染有關。因此,該研究對所有進行肝活檢或肝臟移植的患者進行了腺病毒免疫組化染色。腺病毒染色結果均為陰性,組織學特徵不提示腺病毒性肝炎。三名患者從全血中進行了腺病毒PCR,其中一名患者呈陽性。然而,由於肝臟組織學沒有提示腺病毒感染,以色列的這項研究不認為腺病毒是不明原因兒童肝炎的罪魁禍首。

在此次不明原因兒童急性嚴重肝炎引發廣泛關注後,以色列的專家也針對最開始報告的12例病例進行了分析,病例來自全國不同地點,沒有呈現出聚集性感染的特點。其主要症狀為嚴重的肝臟感染和肝酶顯著升高,通常伴有黃疸,部分病例出現消化道症狀。目前,這些病例均已出院,其中施耐德兒童醫院的2個病例因肝功能衰竭實施肝移植,其餘病例在接受類固醇藥物治療後迅速好轉。當時的12例病例,施耐德兒童醫療中心報告7例,沙雷澤德克醫療中心報告5例。

而在這12例病例中,有11人曾在一年內感染過新冠病毒。儘管沒有明確證據表明這種不明肝炎與新冠病毒相關,但多名以色列專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懷疑兩者間存在聯繫。施耐德兒童醫療中心小兒肝移植中心主任格拉斯伯格稱,在排除了各種可能性之後,發現的所有病例的共同點都是在肝炎出現前三個半月左右感染了新冠病毒。已知嚴重的新冠病毒感染可能會損害肝臟,因此這種不明肝炎可能是新冠肺炎的長期症狀之一。

實際上,早在2021年7月,印度邦德爾坎德醫學院等團隊的研究人員就提交過一份預印本研究,該研究稱:在臨床上發現了兒童SARS-CoV-2無症狀感染後的另一種表現,即一種獨特的肝炎形式,他們將其命名為 “兒童新冠相關肝炎”(CAH-C)。研究還著重分析了CAH-C病例與疫情中早已引起大家關注的另一疾病——兒童多系統炎症綜合徵(MIS-C)之間的區別。

研究團隊回顧了2021年4月至2021年7月,也就是印度第二波COVID-19大規模暴發期間,印度中部一家三級醫院所有SARS-CoV-2檢測呈陽性的兒童。他們對CAH-C的定義為新冠感染兒童“突發肝炎、轉氨酶升高、非阻塞性黃疸、缺乏明顯的炎症反應,且沒有證據表明其受其他已知原因導致急性肝炎或既往潛在肝病的,同時又沒有出現多系統受累情況的”情況。

在針對15873例篩查兒童中,475例(2.99)為COVID-19 RT-PCR陽性,有肝炎特徵且符合納入標準的為47例。其中37例(男:女,23:14)表現為CAH-C,即僅有肝炎症狀,其他炎症標誌物未升高,支持治療後恢復順利。而剩下的10例(男:女,3:7)MIS-C型肝炎有長期疾病,多系統受累,需要進入重症監護室,死亡率為30%。這些兒童中的大多數屬2-6歲年齡段。

37例CAH-C 病例出現典型的肝炎症狀,包括噁心、嘔吐、食慾不振、虛弱和不超過38 ºC的發燒。2 例有急性肝功能衰竭的跡象。5例超聲檢查提示門靜脈周圍和膽囊受累,1例伴有膽囊壁增厚。胸片檢查均無明顯發現。

這37例患者在入院時SARS-CoV-2 RT PCR檢測陰性,但所有37例CAH-C患者((100%)均感染過SARS-CoV-2,檢測顯示高滴度抗N蛋白抗體。但在17例檢測腺病毒患兒中僅3例(17.6%)為陽性。此外,這些病例還檢測出部分存在水痘-帶狀皰疹病毒(VZV)IgM抗體陽性、EB病毒(EBV)IgM抗體陽性、沙門氏菌陽性、登革熱IgM陽性等。

印度邦德爾坎德醫學院等團隊的研究人員於5月9日在預印本網站再次更新了他們的倫恩,更新的內容之一就是,作者們對最新的國際事件,即不明原因兒童肝炎進行了討論。他們指出,在這項研究中,兒童COVID-19 病例為無症狀或出現輕度症狀,但在感染後2-6周突然出現CAH-C。然而,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為這是此類案件的初步和早期報告。

他們指出,表面上看,CAH-C病例的結果與MIS-C並不相似,他們缺乏明顯升高的炎症標誌物或系統性紊亂。研究人員分析稱,SARS-CoV-2 是一種有效的免疫刺激劑,在CAH-C病例中,通過分子模擬導致兒童的多複製B細胞活化,並表現為短暫的自限性過程。而MIS-C則更為嚴重。

與此類似的是,兒科胃腸病學、肝病學期刊《JPGN REPORTS》的5月刊也曾報導了一例罕見的健康女童感染新冠後症狀輕微但隨後出現急性肝衰竭的病例。美國辛辛那提兒童醫院醫學中心、辛辛那提大學醫學院報告,一名3歲健康女童,她之前新冠感染症狀輕微,但隨後因自身免疫性肝炎(2型)而出現急性肝功能衰竭。這名兒童的病毒性肝炎檢測呈陰性,同時也不符合MIS-C的診斷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對女童的肝組織進行活檢發現,她的肝組織出現了急性次大面積肝細胞壞死,並伴有活躍的CD3+T淋巴細胞浸潤。對患兒的肝臟活檢沒有發現纖維化或慢性肝病的證據。

診斷性肝活檢突出大量CD3+T細胞浸潤和急性亞大面積壞死。A)急性亞大面積肝細胞壞死和塌陷(黑色箭頭),伴有替代性纖維化、再​​生性變化和以單核為主的炎症(紅色箭頭),與代償性增生性再生結節(非炎症區,黑色箭頭)交替出現(H&E染色)。B)殘餘膽管(紅色箭頭),在小葉實質中具有雙表型肝細胞(藍色箭頭),在CK7免疫染色上很明顯。C)三色染色突出大量壞死後纖維化(藍色)、再生肝細胞(淺紅色)和膽管(紅色箭頭)。D)CD3免疫染色突出顯示主要是CD3+T淋巴細胞浸潤。E)CD79a免疫染色顯示混合的B淋巴細胞。

醫生對這名患兒進行大劑量的甲基潑尼鬆龍治療後,她的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國際標準化比值(INR)和血氨水平快速恢復正常,從而避免了肝移植。

作者們認為,這個臨床個案研究揭示了兒童感染新冠病毒後與隨後發展為急性肝衰竭的自身免疫性肝病之間可能存在關聯。該研究的提交時間為2021年10月,考慮到這項研究的時間跨度為1年,因此研究中的3歲女童感染新冠並出現急性肝功能衰竭時間至少在2020年10月之前。

而對於新冠病毒感染後對兒童肝臟帶來的影響,此前也有相關研究作出了提示。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於5月14日在醫學預印本網站medRxiv上發表一項論文研究,研究者發現,與感染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兒童相比,新冠感染兒童出現AST(天門冬氨酸轉氨酶)或ALT(丙氨酸轉氨酶)以及總膽紅素升高的風險比顯著提高。

研究人員提到,之所以進行這項研究,是因為最近美國疾控中心(CDC)發佈了一項不明原因兒童急性肝炎的全國性健康警報,引發了人們對新冠感染潛在後遺症的擔憂。研究者隨後對美國的全國患者電子健康記錄(EHR)數據庫進行了回顧性隊列研究,主要收集了兒童感染新冠後的血清肝酶和膽紅素升高風險數據。研究人群包括796369名1-10歲的兒童,其中245675名在2020年3月11日至2022年3月11日期間感染了新冠,550694名在同一時段內感染了非COVID的其他呼吸道疾病(ORI),後者是對照組。

結果具體來看,出現AST或ALT升高風險比例是感染非新冠呼吸疾病患兒的2.52倍(95%置信區間或CI:2.03-3.12);出現總膽紅素升高的風險比例是感染非新冠呼吸疾病患兒的3.35倍(95%CI:2.16-5.18)。ALT、AST和總膽紅素是肝功能重要指標。

研究者表示,這些結果表明兒童在感染新冠後,存在急性和長期的肝臟後遺症。他們同時提醒,需要進一步調查以確認研究中描述的COVID-19感染後相關肝損傷是否與目前不明原因兒童急性肝炎增加有關。

COVID-19大流行下的“免疫欠債”?

在這場針對不明原因兒童急性嚴重肝炎的可能病因的討論中,不容忽視的一種聲音是:COVID-19大流行使得部分幼兒的免疫系統發育受到影響,換言之,這些兒童缺乏馴化免疫。

英國衛生安全局(UKHSA)此前即表示,英國的疫情防控可能造成部分幼兒與常見病原體的接觸減少,導致其免疫系統的發育不同於新冠疫情前的同齡兒童,於是患兒被腺病毒輕而易舉地擊倒了。世衛組織在5月27日發佈的通報中也總結稱,有很多可能的發病機制都有待進一步研究,包括: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較低水平的腺病毒傳播增加了幼兒的易感性;可能出現一種新的腺病毒;SARS-CoV-2合併感染或SARS-CoV-2既往感染的併發症,導致超抗原介導的免疫細胞激活等。

王建設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英國這些集中報告的病例基本是在他們解除防疫措施之後明顯增多,至少從流行病學上來說,這中間可能是有一個聯繫的,這種聯繫是不是和新冠有直接的關係目前並不好說。”他分析認為,一旦解除防疫措施,很多的病毒感染都會增多,包括腺病毒以及其他病毒,和過往相比都有一個明顯的增加。

“這些病毒之前引起肝臟疾病的機會很少,但是也是可能存在的,那麼在解除防疫措施後,可能存在幾種病毒共同感染的情況,導致肝炎的幾率也增加,這也許是一種解釋。”王建設表示。

早在今年1月底開始,英國便開始不再強製要求公眾佩戴口罩,不再建議遠程辦公,去夜店或參加大型活動不再要求持有“健康通行證”。 2月21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宣佈,2月24日起將逐步取消英格蘭地區一切防疫措施,包括感染者隔離措施。同日英國政府發佈一份命名為“COVID-19 Response: Living with COVID-19”的文件。

英國衛生安全局的報告中指出,自2021年底以來,英國10歲以下兒童中腺病毒、腸道病毒、人偏肺病毒、鼻病毒和諾如病毒的實驗室檢測有所增加。報告分析認為,腺病毒流行率顯著升高,這些檢測主要在糞便樣本中得出,同時主要發生於1-4歲年齡組。

與之前的5年相比,英國1-4歲兒童在任何地點的腺病毒檢測呈陽性的報告都更高。在2021年11月-2022年4月期間,每週向SGSS報告約200-300份腺病毒樣本,而大流行前為每週50-150份,2020年3月-2021年5月期間則為每週不到50份。

6月14日,來自德國慕尼黑大學醫院兒科、海德堡大學醫院等單位的13位德國兒科消化病學、肝病學和營養學學會兒童肝移植工作組(GPGE)成員在國際肝臟病學期刊《肝臟病學雜誌》(Journal of Hepatology)聯合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們的分析中指出,關於引起這些病例的人腺病毒(hADV)感染的討論尤其有爭議,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腺病毒浸潤肝臟的病例報告。

但他們預計,社會行為的改變,以及由於COVID-19大流行期間的各種措施而減少與病原體的接觸,可能會導致現有的病毒感染傳播模式以及個人免疫反應的變化。作者們援引了來自中國鄭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以及比利時、瑞士、荷蘭等團隊去年發表的兩篇文章談到,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兒童群體中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和流感導致的呼吸道發病率大幅下降。他們認為,這些觀察到的現象和數據支持了這一假設。

13位作者還援引了頂級醫學期刊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在192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研究人員發現,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後,嚴重肝炎和胃腸道症狀病例數上升。

作者們還著重指出,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報告的這些不明原因兒童嚴重急性肝炎病例與之前的SARS-CoV2感染的潛在關聯可能導致肝炎,這可能會導致肝臟的更高易感性,以及被任何其他病毒感染的情況下出現壓倒性的炎症。

Irving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在經曆了兩年的重大社會行為變化後,我們彼此隔離,我們與他人保持距離,我們知道這樣做的影響是減少了社區的病毒感染數量,這是預防傳染病的有效方法。”他進一步提到,“突然之間,我們解除了封鎖,但是這些孩子還很小,也許他們的免疫系統還沒有完全成熟,他們走出封鎖後,正在遭受病毒感染的密集襲擊。”

Irving強調,不僅是腺病毒感染的上升,“事實上,從去年冬天開始,我們在英國看到了一系列不同病毒感染的大幅上升。”

他同時談到,這仍然只是一種假設,“但如果這是真的,或者至少如果我們被封鎖的事實是這些病例的重要原因,那麼預計在未來幾個月,病例將會下降,它們會下降到背景水平。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一個巧合,它發生在封鎖結束之後。”

Irving反複表示,“這個現象目前很難解釋,我認為有很多很多因素會導致這些病例,要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是非常困難的。”

Dhawan也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我認為這不是一種新的疾病,在隔離期間,兒童受包括腺病毒在內的常見病毒感染的機會減少,但在COVID-19隔離結束後,這些發病率增加了。”

他同時表示,“我希望並相信,至少在英國,更糟糕的情況已經過去。但我們不能自滿,要繼續研究,更好地瞭解不明原因兒童急性肝衰竭的機制,以避免肝移植及其發生。”

總體來說,業內有專家將上述現象稱為“免疫欠債”。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假設也有著鮮明的質疑。例如,有國內專家指出,截至目前,中國始終堅持“動態清零”,民眾一直處於很好的保護狀態下,但我們國內的兒童,甚至是曾經經曆過所在地方封控、隨後恢復正常生活的兒童中,並沒有看到不明原因兒童急性肝炎病例在短時間內異常增多的情況。

“這是不是也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這些病例的激增還是可能跟新冠病毒感染相關?因為我們現在還是在‘動態清零’的一個階段,不管是成年人還是兒童,都沒有大的感染流行。”該專家表示,國內兒童的新冠抗體陽性率是極低的,所以如果沒有感染過新冠病毒,那無論是 “長新冠”肝炎的問題,還是新冠超級抗原介導的問題,都不存在。

王建設也談到其個人的一個觀點,兒童嚴重肝炎中本身有很高比例是病原不明的,“那麼如果說有幾個因素共同發生作用,有一個波動,可能就會造成這段時間病例就多了,過了的這段時間又沒有了,你很難說這一波是因為什麼。”

他認為,“即使在這一波裡面,病因也可能不是完全一樣的,混雜著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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