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希望能聚集香港所有導演再拍作品|專訪

2022年08月06日17:12

徐克執導了《七人樂隊》中的《深度對話》。

影片《七人樂隊》最後一個壓軸故事《深度對話》由徐克執導,昵稱“老怪”的他一直善於在作品中玩“天馬行空”概念,這次他特別設置了一個讓人遐想無限的未來空間,用有趣的對話和驚奇的劇情反轉來描述未來,以此來致敬香港、致敬膠片。作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從1979年執導電影處女作《蝶變》開始,徐克就一直在創作上不斷嚐試和創新,他執導的新派武俠電影曾將香港電影的特技提升到一個新高度,但除了武俠動作片之外,他有時也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講述不一樣的電影,比如《深海尋人》和《女人不壞》等。談到這次拍攝《深度對話》,他笑著說這部短片的代名詞就是開心,講友情也好,說年代也罷,就是講述關於“我們自己的東西”。同時他也希望未來能夠多有類似《七人樂隊》這樣的作品,“我希望香港導演能走到一起,拍一個同類型的東西。不是一次,也不是兩次,我希望有很多次,可以繼續合作,拍一部或者好多部作品來代表我們的年代,告訴觀眾,有這些人在這裏。”

【創作】

“沒深度”地探討了很多有深度的問題

“要每個導演選一個年代拍攝,說實話,我其實不知道拍什麼,七個人拍七個故事,拍一個年代,但我覺得去碰觸一個年代的話,能講的內容是很寬泛的,因為要在七個不同的時間講述七件有代表性的事情。其實我覺得最好就沒年代。”徐克想了想,笑著說:“其實我沒抽到(年代),他們說我抽到是‘未來’,未來是什麼呢?要做成未來感覺的東西其實很多,作為七個導演之一你去拍一個故事,最重要是將你當時、當下的感覺拍出來,我當時覺得,《七人樂隊》來自我拍《鐵三角》時,三人(徐克、杜琪峯和林嶺東)合作拍一部戲的想法,我就懷著當初那種想法去想。我發現很多問題都會牽扯到電影人為什麼會拍電影?為什麼我們那麼多人會走到一起做這樣的事?我想從創作人的角度看我們周圍環境,看我們自己是怎麼樣的。所以就想到這部《深度對話》。”

張達明和張錦程在《深度對話》中分別飾演醫生和病人。

至於拍攝成本有限這個問題,幾乎《七人樂隊》中每個導演都有遇到,徐克也不例外,他想在一個有限的條件里盡力去做一些能做的事情,他設想在片中設置一個房子,房子講述的是外面的世界,那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呢?那就交由觀眾自行判斷。這段對話講了很多地球的問題,人生的問題,男女性別的問題,到底是誰主控著誰?作為觀眾和創作人的關繫在哪裡?要讓徐克給這個短片做個總結:“其實對話就蜻蜓點水的講了一下,沒什麼深度的,《深度對話》就當作是自己給自己幽默一下吧。(笑)”

【寄語】

我們這些導演終於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

使用膠片拍攝是《七人樂隊》的一個規定,也是電影的一個特色。要問徐克用膠片拍攝有什麼不一樣,他說沒什麼不同,除了攝影機不一樣,其他都一樣。“膠片其實就是有看不到畫面的懸念,其實拍攝起來還是當年的感覺。其實我還原的不是膠片,而是還原膠片的那個年代。那個年代的人拍電影時非常緊張,會緊張膠片夠不夠啊?夠不夠時間拍?到底有沒有預算買膠片?那種緊張感實在是很深刻。現在我們用數碼。其實膠片能做的東西和數碼能做的東西有很大區別,膠片後續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我們拍出來之前會想很多東西,才能讓膠片衝印出來的是我們想要的東西。但現在我們很難找地方衝印膠片,不能看到自己拍的是什麼,就給了大家很大的期待感,膠片就是這樣。”在徐克心裡,經曆了膠片時代,看著前輩走過來,隨著同行走過來,再用到膠片其實內心會有一種神聖感:“做這件事,膠片確實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工具,膠片拍得不好,很多時候就是沒得補救的,我們要想辦法怎麼拍得好才行,這種體驗是最珍貴的。”

《七人樂隊》導演群像版海報。
《七人樂隊》導演群像版海報。

拍完《七人樂隊》,給徐克非常多感觸,他告訴新京報記者,希望《七人樂隊》之後,香港所有的導演都可以聚到一起再拍一個作品,甚至再拍幾個作品也好:“因為我們以前做過這個事,把所有導演聚到一起,拍一個電影,那這部電影,不管拍得好不好,都是會令香港導演有更多加深友情和互相瞭解的機會。而且還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我們這些導演終於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

【專訪】

這麼多年,拍每部戲都像在搏鬥

新京報:這一次《七人樂隊》邀請了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七位導演參與,你們平時見面聊天敘舊的機會多嗎?

徐克:(我們)不是很容易才能聚在一起,我們一起見面的機會很少。像我比如見到洪金寶、袁和平和譚家明的機會都很少。我和杜琪峯、林嶺東聚的機會是多一些的,時常坐在一起吃個飯聊下天,大家互相嘲笑一下。那如果要聚集七個人去聊天,我想只有在一些電影節時會有可能,但現在電影節又不是那麼容易舉辦。你說用視頻(聊天),那又不是很多人喜歡用電腦,那也不是很多人喜歡用手機。那如果說見面的話,有時,我們看大家的上映的作品,就當作是一種見面。

新京報:你曾與杜琪峯、林嶺東合作過影片《鐵三角》,是不是因為這種合作模式促成了日後的《七人樂隊》?

徐克:我和杜琪峯、林嶺東都是電視台出身,在電視台工作時,我們常收工後見面、吃飯、聊天,聊大家喜歡的電影,聊看到哪個導演的戲很好。我們三個人就想著一起拍一些我們喜歡的電影,來紀念一下三個人的知己和兄弟感情,後來就想到不如我們拍一個《鐵三角》,但當時坐下來聊了很久都沒想出來到底應該拍什麼,那不如我們每人拍三分之一,合成一部戲,這是一件開心的事。我們那麼多人拍一部戲,能多接觸,多聊一些天,多些瞭解大家那時候的想法。創作也好,(作品有)性格也好,想做什麼都好,拍個電影我覺得挺值的,拍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

徐克導演在《深度對話》拍攝現場。

新京報:你從業多年,在電影行業里遇到最難忘的挑戰是什麼?

徐克:製作每一部電影都很睏難,每一部戲的困難也不一樣。比如拍《七人樂隊》都是不容易的,為什麼呢?最開始它叫《八部半》,作為8.5分之一,你要講什麼呢?我經常被人問“你拍得順不順利?”拍完當然順利,但事實上拍的時候會遇到不同的問題。比如說(要面臨)自己的健康問題,(面臨)有什麼樣的創意問題,加上戲的難度、技術、預算等,都會遇到問題和困難,難到你很難去分輕重。這麼多年,拍每部戲都像在搏鬥,用盡自己的力量去搏鬥才會讓這個事情有結果。

新京報:大家現在基本在用數碼的形式觀看影視作品,比如傳統電影院也受到了流媒體的衝擊,你怎麼看待這種“更新換代”?

徐克:看電視和電影的方法有很多種,手機也好,電腦也好,電視機也好,投影也好,都有不同的效果。我相信創作人一定會根據不同效果創作自己的作品,所以我不認為電影院會被手機取代。很多人用手機看電影為了方便,電影院也有精彩的地方,要做選擇的觀眾是很清楚這一點的。擔心?是擔心不來,怎麼擔心呢?比如疫情一來很多電影院都需要停業,這輪不到我們擔心。人類的進化程度是我們無法改變的,我們只能應變,根據不同年代的發展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新京報記者 周慧曉婉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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