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接近問題”到“接近讀者”: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暢銷書之路

2022年08月07日12:22

在圖書市場上,進入暢銷榜單的大多是文學、哲學、傳記和曆史等類型的書籍,與經濟學相關的比較少見。當我們一提到經濟學暢銷書,在閱讀記憶中浮現的似乎都是一些投資理財指南,在大眾閱讀市場是“不值一提”的。

電視劇《馬大帥》第二部(2005)劇照。

這幾年,隨著《大國大城》《薛兆豐經濟學講義》《置身事內》等書的暢銷,使人開始注意到讓經濟學書暢銷的方法還有通識寫作。實際上,在過去四十餘年,是湧現過一些經濟學暢銷書的。最早的是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

論學科規模,經濟學遍佈各個院系,經過積累,這門學科已經高度標準化、規範化。若說開闢的分支疆域,它素有“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叫法,對人類一切行為、現象、制度和文化都可以作經濟解釋。

然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能在大眾閱讀領域產生影響力的經濟學讀物卻是稀缺的。一方面,經濟學研究主要還是通過論著、報告表達。另一方面,即便在讀者中有較大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往往也是因為他們的觀點——如對某個熱點問題發表經濟學意見——而不是因為他們關於觀點的論述。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可以快速表達他們的經濟學看法,卻不太容易傳播其“經濟學分析”(借用約瑟夫·熊彼特的概念),無法讓讀者瞭解這些看法究竟是怎麼得出的。讀者也並無可能和興趣去搜索專業論文翻看。許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誤會也就產生了。

暢銷書是比較成功傳播“經濟學分析”的一個例子。當然,有的分析審慎,有的分析粗暴,印數隻意味著一本書在某個階段某個範圍內受到的接受程度。而一本書之所以暢銷,其原因有時是模糊的、偶然的。將過去四十餘年的經濟學暢銷書放置在一起,在時間線上,有著從“接近問題”到“接近讀者”的轉變特徵。早期的,文獻參考比較單一,卻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在本世紀初,以暢銷為目標的經濟學書籍湧現,在選題、封面設計、推薦語等方面都加以考量,試圖以此增加吸引力,讓讀者多看一眼。再到最近十年,通識寫作興起。

“接近問題”“接近讀者”其中之一就能滿足暢銷的必要條件,剩下的就交給其他條件了。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週刊》8月5日專題《在偶然與必然之間: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暢銷書之路》的B02-B03版。

破土而出

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暢銷書開山之作,是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

1979年12月(薛暮橋本人回憶是1980年初),《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由人民出版社發行,印刷五萬冊。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熱”即將形成的前夕,這個數字雖算不上唯一,卻也是為數不多的發行在三萬冊以上的幾種學術專著之一,若限定在經濟學之內,則“只此一本”。在隨後三年間,經過修訂、加印,印數達三百萬冊。另據《讀書》雜誌1984年第2期刊登的陸定一《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修訂版序言》等文章統計,當年在全國各地,這本書供不應求,人民出版社曾向多地提供內容和紙型,由各地翻印,而這部分的印數約六百五十萬冊。兩個印數相加,共計接近一千萬冊。英、法、日、德、塞爾維亞和西班牙等國家翻譯有外文版。在經濟學界,在它之前沒有先例,之後也沒有同等印數的來者。

1980年12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第2次印刷版權頁。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是在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改革的曆史語境中破土而出的,這是它成為一個出版奇蹟的必備條件。全書十章,近20萬字,基本內容是探討自1949年至1978年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曆史,“並研究現在還沒有解決或者沒有完全解決的一系列重大的經濟問題”,提出遵守經濟價值規律的新看法,旨在改變曾長期受蘇聯影響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制度,故此,與經濟改革的實踐形成呼應關係。

不過,我們還需要看到的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何在傳統社會主義制度之中發展商品經濟這個問題意識,是主張改革的經濟學家們共同持有的。當初,《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不是唯一對此進行闡釋的新書。比如,卓炯在1981年10月出版的《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廣東人民出版社)還開宗明義集中論述了商品經濟。不同的是,這是一本論文集,呈現作者思考商品經濟的曆程,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是一本專著,站在改革節點回顧曆史、提出問題和方法。經濟改革前期的重點是在農村地區,實踐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城市的經濟改革只分佈著一些零星式試點,到1984年才轉為重點。在1979年初版中,薛暮橋已經論述了“不能勉強地去實行清一色的公有製”,到了1983年修訂版,也即經濟改革重點轉向城市的上一年,他轉而考慮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的複雜性,在怎樣分離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問題上繼續往前走了一步,其看法是使這兩種經濟形式都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經營者。

上映於1982年的喜劇電影《星星星》通過一家國有鞋廠市場化轉型中發生的父子兩代人的矛盾衝突,展現了當時的經濟生活面貌。

與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最接近的,其實是孫冶方撰寫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兩人是堂兄弟關係,都是經濟學家。他們和於光遠等經濟學家在60年代接到任務撰寫政治經濟學教材,因為提出“講企業利潤”等觀點而挑戰了當時的經濟制度和路線,在“文革”期間,薛暮橋被關入“牛棚”,孫冶方被捕入獄。在這期間,薛暮橋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初稿,孫冶方則搶救此前已經寫了一部分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截至1975年4月出獄,他用默憶的方法對書中內容在腦海中過了數十遍。“文革”結束,孫冶方同薛暮橋一樣重啟寫作計劃,遺憾的是,他在1983年2月病逝,遺留下未完成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書稿。1985年,書稿以《社會主義經濟論稿》為書名由人民出版社發行。

薛暮橋與孫冶方。

孫冶方在書中的《流通篇》認為,企業不再是只具有技術獨立性的車間,而是經濟上亦相對獨立的經營主體,擴大自主權,“由於相互間進行交換的千千萬萬個企業都是獨立核算的企業,所以它們的產品交換,必須是等價交換”。這與薛暮橋關於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改革的看法,內在邏輯是一致的。然而,他在實際論證過程中卻一直碰壁。他用“價值”這一範疇推動經濟體系重建,可“價值”是來源於另外一種社會經濟形態,有基於貨幣體系的商品生產、交換和消費,也即商品經濟。在當時,如果要研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價值”,稍不留意就可能“犯錯”。他在邊界內無數次徘徊,一旦踏入禁區,又掉頭無功而返,而這是他最終並未完稿的根本原因。

薛暮橋也遇到同樣的“價值”論證困境。1986年,第10期《經濟研究》雜誌刊登了薛暮橋寫的《修訂版日譯本跋》,他提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在論述價值規律上的挫折:“本書的一個缺點是過分強調自覺地利用價值規律,忽視有必要充分利用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作用。書中較多強調的是計劃價格必須符合價值和供應關係,而對於許多商品價格應讓市場自發調節則沒有展開闡述。”

薛暮橋和孫冶方都主張擴大國有企業經營的自主權,讓國有企業之間的生產、交換符合價值規律,同時竭力說明這與既有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框架並不衝突。而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隨後,讓人怎麼也沒有預料到的是,從1985年左右起,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等十分邊緣的經濟形式反而創造出市場化環境,成為經濟增長奇蹟的一種關鍵力量。無奈,此時出版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稿》已經與經濟改革現實產生了距離,無法再現《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那樣的出版景象。如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在1985年以後出版,或許也不大可能出現“印數一千萬”的結果。當然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出版意義完全是由時間節點塑造的,薛暮橋已經在那個年代無限接近了經濟問題,拓展了論述商品經濟的空間,他和孫冶方、於光遠、卓炯等一批經濟學家的艱難探索,還有他們做學問遇到問題不迴避的坦誠、審慎,都成為無可比擬的精神遺產。

走向新世紀

1988年3月,另一本經濟學暢銷書《賣桔者言》簡體版面世。這是經濟學家張五常的一本文集,或者可以叫作短文集。《賣桔者言》是其中一篇,結集出版也取了這個書名。張五常是借用了明朝詩文大家劉伯溫的《賣柑者言》,只不過把“柑”換成了“桔”,這是因為他跑到香港街巷叫賣桔子,獲取經濟材料。他的短文讓內地讀者看到,原來,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方法和敘事還可以如此另類,並且充滿“反叛”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某種趣味性。

1988年,在張五常《賣桔者言》熱銷之時,電影《頑主》上映,講述三個年輕人在北京開了一家“替人排優、替人解難、替人受過”的三T公司,是一代年輕人“下海熱”的縮影。

《賣桔者言》的繁體版1984年11月在香港出版,再版二十五次,印數約八萬。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引入內地發行簡體版,共印三萬餘本,一售而空。《書城》雜誌曾在2000年8月刊登了一篇文章《賣桔者的回顧》,原為香港花千樹出版社增訂本的序言,張五常在其中提到《賣桔者言》是他賣得最好的書。至於其原因,他本人認為是它擺脫了學術體例的束縛,不“科”而“教”。

除了正式版本,《賣桔者言》還有許多手抄本、打印本、複印本。在內地簡體版以前、在簡體版沒有再版後,朋友或同學之間彼此借閱《賣桔者言》都是一種讀書風尚。經濟學家周其仁在《真實世界的經濟學》(2004年初版,此處引用自2021年再版)一書中就曾回憶,他1985年從北京一位朋友“私印”的《賣桔者言》那裡知道張五常其人,並首次瞭解到他的產權與合約理論。

在《賣桔者言》出版之後五年間,並沒有發行數萬的經濟學暢銷書出現。值得一提的是《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這是吳敬璉和劉吉瑞的對話集,在市場經濟改革失敗論泛起的時候主張“除了改革,我們別無選擇”,闡釋了市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雖然印數比不上其他年代的暢銷書——1991年12月初版六千本,1992年4月重印五千餘本——卻在當時引起巨大反響。1992年10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同年12月,《論競爭性市場體制》被國家新聞出版署等有關部門的評委會授予“中國圖書獎”一等獎,評委會認為它為“目標模式的輿論準備作出了曆史性貢獻”(參考李京文等主編《中國經濟科學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年11月)。其在當年讀書界、政策界中的實際影響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1994年9月,《顧準文集》出版,印數上數萬的經濟學暢銷書再次產生。貴州人民出版社初次發行三千,緊接著加量,到1995年9月第4次重印時,共計三萬四千冊,隨即掀起“顧準熱”。經濟學家戴園晨在《經濟研究》雜誌1995年第1期刊文還提到身邊朋友到書店已經很難買到《顧準文集》了。

《顧準文集》收錄了《古希臘城邦制度》《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等文章,以及顧準與其弟陳敏之的通信。《顧準文集》使許多人第一次知道了顧準,還有他的故事、學識與堅守,被稱作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典範。顧準和孫冶方都是較早提出“必須研究社會主義下面的商品生產問題”的經濟學家,他更是被稱作“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也有觀點認為是卓炯),令人無限感慨的是他未等來經濟改革就逝世。“顧準熱”是一個文化現象,但是從顧準作為一位經濟學家的角度看,這也是上世紀90年代對經濟改革精神的一種迴響。在這之後,時間來到本世紀,經濟學的暢銷書市場進入了下一個篇章。

“作家”年代

《大腕》(2001)劇照。

在本世紀開端第一年,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引進出版了美國人羅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窮爸爸》,在金融業改革和“炒股理財”、財富焦慮等現象興起的影響之下,迅速售罄,此後十餘家出版社發行。然而這個時候,圖書的版權頁不再像上世紀那樣都統一註明印數,有的有,有的無,具體的印數無從統計。《富爸爸,窮爸爸》成為超級暢銷書預示著,在新世紀初,暢銷書的圖書市場已經變得多元,更加商業化,在取名上運用技巧策略,從封面推薦語、選題到內容都在揣摩讀者需求,進入“讀者民主”年代,最終泥沙俱下,而這本就是圖書市場的必然規律。

再說回本土經濟學暢銷書。2007年1月,財經作家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上冊出版(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次年下冊、合訂本出版。《激盪三十年》通過文學式語言回憶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史,刻畫人物的心理、情緒和選擇,這讓當年的讀者看到一種不一樣的經濟發展史寫法。而其寫作的主觀性也受到一些爭議。《激盪三十年》很快成為印數上百萬的暢銷書,在2009年由《長江商報》《成都商報》聯合發佈的“中國作家富豪榜”中,吳曉波以750萬元的版稅收入位於第5名,高於韓寒、於丹等當年的暢銷書作家。

2007年還湧現了另一本百萬級銷量的經濟學暢銷書,它的書名可能是所有本土經濟學暢銷書中流傳度最廣的——這就是《貨幣戰爭》。初印是2007年6月,到11月,中信出版社已經重印第13次,平均下來,不到半個月即加印一次。編著作者宋鴻兵成為名噪一時的金融史作家。

《貨幣戰爭》將不同來源的金融和貨幣材料拚湊在一起,認為自1694年英格蘭銀行成立以來,包括林肯被刺殺等各種世界變故,都是金融資本勢力操縱的後果,或至少有其身影。這種縮短的、單一的因果關係鏈,將金融史講述成一部陰謀史,必然喚起各路讀者試圖快速理解世界變動的慾望。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也加速了它的暢銷。自2009年起,宋鴻兵陸續出版了《貨幣戰爭》五個系列,並有法、俄、韓、日和越南等外文版。

2009年8月,經濟學家陳誌武的《金融的邏輯》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時代光華出版。《金融的邏輯》雖是文集,但經過作者本人的編選,其基本內容都是在論述人類何以必然需要金融市場,與《貨幣戰爭》的“金融陰謀論”形成駁斥之勢。《出版商務週報》在2009年10月刊登報導《走紅的邏輯》,《金融的邏輯》出版一個月的銷售量逼近十萬冊,此後漲至五十萬冊。

回顧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投資理財成為城市中產階層的某種“必備課”,金融危機席捲全球。由此,人們對金融既有實現“財富自由”的內在渴望,又有不信任的恐懼,而這些都構成必然條件,使《金融的邏輯》這樣一本比較專業而算不上完全通識的書能得到關注。而橫空出世的《貨幣戰爭》則提前鋪墊了議題,這本書從一開始就因為暗含“陰謀論”而被吐槽。出版方也順勢而為,在推廣上突出兩本書的對峙關係,成就了一本文集的意外暢銷。

“通識”年代

《我不是藥神》(2018)劇照。

2010年9月,“郎鹹平說”之《我們的日子為什麼這麼難》(東方出版社)出版,談論食品、房價、醫療等熱點話題。郎鹹平是電視年代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郎鹹平說”系列圖書基本上都賣成了暢銷書。由於無從統計其具體印數,只得找到噹噹、京東、豆瓣等網絡平台的數據。《我們的日子為什麼這麼難》可能是該系列引起關注最多的一本。截至本文刊發,單個版本在噹噹和京東的自營條目下,賣家評論都在一萬條以上,在豆瓣條目下有七千餘人參與打分。

這本書的封面設計在當年是“專家式暢銷書”的典型模式,把作者作演講或思考狀的照片作為封面大圖,並附上關鍵詞和推薦語。之後,這種誇張的模式就不多見了。

時間轉到2013年。這一年1月,在經濟學領域出現了兩本比較暢銷的書。

第一本是經濟學家張維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發行的《博弈與社會》,用通識寫作的方式論述博弈論的基本方法和結論。2013年1月第一版出版,同一個版本到2015年6月第7次印刷。第二本是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學者溫鐵軍,在東方出版社出版了《八次危機》,2013年1月初版,2016年12月第9次印刷,印數累計三萬六千本。2017年至2019年溫鐵軍錄製視頻課程《經濟危機及其應對的中國經驗》(增加了兩次“危機”),此後他的講座和問答視頻在嗶哩嗶哩等視頻平台走紅。《八次危機》也持續暢銷,到2020年12月已經是第28次印刷。

接下來,2016年7月,陸銘的《大國大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兩個月加印8次,第5年印數達到約二十萬。在中國城市化建設將近二十年之際,《大國大城》用實證數據、案例敘事和普遍規律探討交通、空氣、住房和教育,而觀念影響著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和改變。陸銘認為中國需要更大、更多的大城市,讓土地配置、勞動力流動由市場需求調節,形成統一市場。當讀者思考2022年提出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或許會想起當年的《大國大城》。

接著是《薛兆豐經濟學講義》(中信出版社)。薛兆豐因為錄製付費課程和綜藝節目而名聲大噪,《薛兆豐經濟學講義》在2018年6月、7月出版,到2019年5月,一年內銷售約一百萬本。此後,他還在某場直播中創下一次售完六萬餘本的驚人記錄。

到此,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就結束了。這個階段的經濟學暢銷書,除了《八次危機》都是通識寫作,而上次暢銷的通識寫作還是上世紀80年代的《賣桔者言》,與《賣桔者言》不同的是,這幾年的通識寫作少了浪漫的、不拘一格的論述風格,作者受學科專業化影響明顯,從章節、論證到註釋都呈現出專著化的趨勢。本世紀20年代的第一本經濟學暢銷書《置身事內》(上海人民出版社),其通識寫作也有這樣的特徵。這本書在綜述學界的研究基礎上,向讀者講述了過去幾十年地方政府如何參與、推動經濟的發展。該書2021年8月出版,在5個月內重印13次,到2022年上半年印數達六十餘萬。這個印數在經濟學暢銷書中算比較可觀的,但在過去幾十年,包括《貨幣戰爭》在內,並沒有任何一本能接近《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印數。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處在經濟改革共識形成的關鍵時候。當市場化環境最終產生,圖書市場也會像其他市場一般,在那裡,讀者作為買家依照其知識結構、職業、興趣和性格挑書。書籍泥沙俱下,讀者各有所好。

不再可能有印數神話了。

撰文 新京報記者 羅東

編輯 李永博 李陽

校對 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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