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來跳去的歐盟:歐洲的未來取決於德國嗎?

2022年09月02日12:46

  8月29日,德國總理舒爾茨在捷克發表演講,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017年索邦大學的演講相呼應。他對歐盟的未來提出了新的願景與希望,他認為歐盟應當擴張到西巴爾幹國家,並改變曾經的一致同意原則,轉變為多數讚同製。舒爾茨的演講被視作歐盟對外政策的轉向:由昔日對主權的模糊處理,向立場鮮明的“歐洲主權”進行轉變。這意味著歐盟在外交與防務問題上獨立於北約,並且經濟上主動出擊,不再依賴單一的能源和出口市場。舒爾茨的宣言被媒體視作歐盟的主動轉向,力圖成為世界政治版圖的一極。然而如果我們回顧曆史與現實,尤其是作為歐洲地理樞紐與歐盟決策核心的德國在戰後歐洲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就會發現,舒爾茨的雄心壯誌來自於歐盟理念所支撐的美好願景。但是現實往往需要更加審慎的評估與回溯曆史的視野。

  德國曆史學者明克勒在《執中之權》中,對戰後德國主導建立的歐洲格局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與展望。在他看來,歐盟的核心問題都來自於德國對自身曆史作用的定位。無論是希臘債務危機,還是難民問題,以及當下歐洲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機。然而現實政治中的德國卻常常顯得左支右絀,歐盟普遍性的價值追求呼籲著德國進行更多投入以及超越主權視角去介入歐洲政治,而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以及國內政治的掣肘卻經常使得德國領導人在歐盟問題上心口不一。這種窘境與德國在19世紀崛起後特殊的發展道路有關,更取決於二十世紀德國對戰爭責任與歐盟理念的認知。作為一個不情不願的領導者,德國的尷尬不僅源自於對自身政治角色的困惑,還來自於作為後發的大國,德國政治精英怎麼理解民族國家與歐盟這兩種不同的概念。

  然而,曾經作為人類政治史上的一次偉大實驗的歐盟,是否會在地緣政治危機不斷加深的今天,以更積極的角捍衛和平,使二十世紀的災難與戰爭永久地成為過去?這不僅需要政治家們重振自己的理想與誌業,更需要一種尊重曆史的審慎與超越主權的視野和責任感去再次重申那些撼動人類曆史與心靈的原則。這場考驗也許才剛剛開始……

  《執中之權》作者:(德)赫弗里德·明克勒 譯者:李柯 版本:當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5月

  從2010年希臘引燃了歐元債務問題的危機以來,歐洲在過去十二年中事實上經曆了三次重大危機:由歐債危機引發的歐元區財政責任與經濟政策危機;由難民危機引發的歐盟邊界管理與政治認同危機;由地緣政治惡化引發的歐盟外交政策與安全危機。

  這三大危機都被視為可能讓歐盟和歐元區走向終結的重大事件。歐債危機重燃了所謂“北歐集團”與“南歐集團”之間的爭端,在財政緊縮、嚴格的赤字債務紀律和強調自由主義經濟的北歐、低地和英德陣營與財政擴張、以龐大的國家公共開支和舉債維持福利的地中海國家中,圍繞著歐元究竟是富裕國家被迫為相對貧窮的國家紓困還是相對貧窮的國家被迫接受富裕國家所製定的貨幣政策引發了爭論。而在一些觀點中,這場爭論甚至同曾經分裂了南北歐洲的“新教倫理”和“天主教倫理”聯繫起來,從而隱隱照應出歐洲的曆史性裂痕。難民危機直指歐盟的政治身份認同問題:歐盟究竟是一個後民族國家的、以意識形態和共同價值觀為基石的政治聯盟,還是一個必須始終緊抱歐洲基督教文明身份認同的共同體。至於俄烏矛盾而引發的外交糾葛,就更折射出歐洲曆史上的地緣政治困境:面對邊緣的強大鄰國,歐洲是選擇對抗,還是選擇接納?

  2015年7月的維也納,大批難民等待進入德國慕尼黑火車站。圖片來源:Reteurs.

  在政治學家赫弗里德·明克勒的政論作品《執中之權:德國在歐洲的新使命》看來,這三場危機之所以對歐盟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正是因為歐盟自身的戰略定位和認同沒能脫離持續數百年的“歐洲問題”所遺留的裂痕影響。而也正因為此,德國的地位才在歐盟中至關重要;德國的決定才在歐盟決策中舉足輕重;德國的選擇才與歐盟的生死存亡息息相關。在三場危機中,德國都扮演著無法繞開的核心角色:是德國強迫希臘接受緊縮政策,也是德國同意和IMF合作為希臘提供紓困貸款;是德國不能讚同讓歐盟無限制地接受難民,也是德國總理默克爾幾乎是U型轉折的政策讓百萬難民進入歐盟;在俄烏困境中,是德國聯合法國斡旋了明斯克協議,是德國繼續堅持北溪二號管道項目,也是德國在俄烏衝突爆發後投入了歐洲二戰後最大的國家防衛資金充實防務。

  赫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政治學教授,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院士。他寫的很多書都已成為權威學術作品,比如《新戰爭》(2002),《帝國》(2005),榮獲“萊比錫書展獎”的《德國人和他們的神話》(2009),《新德國人》(2016)和《三十年戰爭》(2017)等,這些著作幾乎都曾佔據《明鏡》週刊暢銷書排行榜數月之久。赫弗里德·明克勒還曾獲得過多個學術獎項,包括阿比·瓦爾堡學術獎、弗里德里希·席德爾文學獎、約翰內斯·古騰堡基金會教授席等。

  事實是明顯的:一方面,歐盟的整合和危機化解都離不開德國的參與。另一方面,德國表現出的似乎是一個曖昧不清、猶豫不決的形象。對歐盟的其他國家而言,同樣的悖論也存在:一方面,德國被視為一個歐盟的支配者,一個利用經濟資源和歐盟機制擴充其影響力並將自身的經濟模式強加在其他歐洲盟國之上的“霸主”;另一方面,德國被視為一個對歐盟事業三心二意,缺乏政治領導力和決斷力的“弱勢領導者”。

  德國曾經數度追求對歐洲的領導權。對一個“歐洲中心”的想像,對一個“霸權中歐”的設想曾經是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引燃戰火的動力之一。在歐盟東擴之後,德國似乎又一次成為一個潛在的“歐洲中心”,這次德國卻迴避這一地位所背負的責任和義務。是地緣政治和歐洲現實格局註定要將德國推到這樣的位置上,還是一個“第四帝國”正在掙脫戰爭責任而尋求另類的複活,抑或是歐盟的政治結構導致了“執中之權”的自相矛盾?

  從中心到邊緣:無需執中的歐羅巴

  歐洲曾經是作為邊緣而非中心存在。在古羅馬文明時期,真正的文明中心屬於三洲交界之地的地中海。正因為此,歐洲的曆史邊界是一個和歐盟的身份認同相伴而行的爭議話題:易北河、頓河和烏拉爾山,到底哪裡才能算作是歐洲的東部盡頭。這個問題似乎隨著歐洲自身的興衰而起伏:當東羅馬帝國存在的時候,歐洲似乎只是亞平寧半島西北的一隅;當奧斯曼帝國強盛時,維也納似乎就是歐洲邊界的最東盡頭。而當歐洲隨著經濟增長和物質文明的發展成為世界的中心時,被視為歐洲文明一部分的俄羅斯帝國也就被納入歐洲的版圖。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似乎只有當歐洲作為一個足夠龐大的政治板塊時,“執中之權”才具有特殊的意義。如果文明或政治板塊的分界線就在歐洲的心臟地帶,一個足夠小的歐洲就要麼落入到帝國的支配中,要麼塌陷為一個局限的文明區域。如果沒有足夠龐大而多元的空間,中間位置將難以生存:加洛林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三個法蘭克王國,然而,以亞琛、科隆等地為中心的中法蘭克王國卻沒有能力延續自己的支配地位。兩翼的實力太強又太過緊湊,中間反而成為被蠶食和瓜分的對象:中法蘭克王國正是因此被驅逐到亞平寧半島,成為一個南部的“邊緣勢力”。

  2022年6月,G7峰會上的德國總理舒爾茨。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相反,當歐洲的版圖變得更加龐大時,“中間”便會成為一個認真值得考量的嚴肅問題。在19世紀的後半葉之前,歐洲確實變得更加強大,但是一個政治上的中心卻因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四分五裂而變得衰弱。哈布斯堡王朝在多瑙河流域建立了多民族的大君主國,卻沒有能力對中歐和西北歐產生足夠的影響力;法國曾經將影響力深入萊茵,但卻有著磨滅不掉的大西洋印記,而無法在中東歐產生作用。

  然而,德國的統一第一次將所謂的“中心問題”帶回到歐洲。長期以來,歐洲的格局是被兩翼宰割的:無論是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的對壘,還是英俄的大博弈,概莫如是。對前者而言,神聖羅馬帝國的中歐地帶是兩大家族鬥爭的戰場。對後者而言,歐洲被分割為東西兩個陣營:法國依附於英國,而普魯士和奧地利則依附於俄國。斷裂線從中歐延伸開來,也就是說,中歐反而成為兩翼的從屬。英國和俄國在遠東、在中亞、在近東對抗,歐洲只是大博弈的戰場之一而已。

  然而,德國的統一改變了數百年來歐洲的地緣政治。一方面是隨著歐洲成為世界工業經濟的中心,一方面是一個龐大的中歐被支配在同一個政權之中。相比英國和法國,這個統一的中心屬於同一個民族、使用同一種語言,而且人口規模要更加龐大;相比俄國,雖然其人口規模有所不足,但更加發達的工業生產力和經濟總量卻呈現出碾壓的態勢。在德奧同盟確立之後,西巴爾幹和中東歐的龐大土地也成為德國資本和政治影響力可以發揮的空間。更重要的是,新生的德國擁有越發強大的對外投資能力,這導致巴爾幹國家乃至奧斯曼帝國不可避免地成為願意接納德國投資的市場,也因而不可避免地成為德國在經濟上的“實質勢力範圍”。歐洲頭一次產生了一個強大的中心,而這個中心立刻展現出了對邊緣國家的致命威脅。

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歐洲近代的戰爭和悲劇歸根結底是因為無法處理這個中心問題。法國和俄羅斯都不能接受在地理和勢力範圍上受到中心的支配,而長期以來通過離岸平衡維持歐洲大陸分裂的英國也不能容許一個具有潛在威脅的歐洲政治中心。俾斯麥通過將德國的野心局限在歐洲大陸,甚至是局限在中歐來規避其與大英帝國的摩擦。然而,隨著這個強勢的中心在政治和經濟實力上的發展,“世界戰略”取代了俾斯麥的“歐洲戰略”,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由此展開:雖然世界戰略和“陽光下的土地”引發了英德關係的惡化,但這場大戰的根本邏輯卻仍然是歐洲的支配地位:通過擊垮俄國,德國可以全面控製歐洲的心臟地帶,而法國則再也無法阻止這個“中心”成為歐洲的掌權者。支持自由主義政策的弗里德里希·瑙曼所提出的“中歐帝國”設想,便是這一軌道的最佳印證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伴隨著同樣的邏輯展開:在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崩潰後,中東歐形成了龐大的勢力真空。被兩個龐大帝國支配的東歐心臟地帶現在被超過八個國家所繼承。支配世界秩序的英法兩國無法避免德國控製這個空虛的東歐地區,這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線索之一:德國吞併奧地利、控製蘇台德、侵入捷克、索取但澤都是在以中心地位向這個虛弱的心臟地帶伸出觸鬚,而位在邊緣的前協約國們卻無法阻止這一切。希特勒建立的仍然不是一個世界帝國的圖景,而是一個歐洲帝國的輪廓,其核心則是通過支配歐洲的中心地帶來控製整個歐洲。

  《羅馬條約》於1957年3月25日由比利時、法國、意大利、盧森堡、荷蘭及西德簽署通過。羅馬條約規定立約國之間的關稅須逐年調降,併成立一個關稅同盟。本條約建立了一個在會員國之間對於商品、勞動、服務及資本的共同市場,也建立了共同運輸及農業政策,與歐洲社會基金。本條約也建立了歐洲聯盟委員會。

  兩次世界大戰都以歐洲的中心強化而爆發,其結束則意味著歐洲中心的毀滅。戰爭廢墟摧毀了歐洲的經濟,美蘇冷戰讓歐洲成為戰場的前沿。兩次大戰讓歐洲的中心成為一個政治包袱,任何中心地位可能都會意味著戰爭和支配;冷戰則讓歐洲不再需要一個中心:西歐依附於美國,東歐又依附於蘇聯。即便是歐共體成立,僅包含法德意荷比盧六國的這一政治實體也足夠緊湊,而沒有形成需要一個中心權力的鬆散大聯盟。歐洲的“中心問題”由此被凍結了,在經濟上互惠合作,在政治上尋求和解,而在安全上尋求美國的庇護,這成為了歐共體得以穩固存在的基礎。在冷戰結束之前,“執中之權”都再無意義。

  失敗的擴張:裂痕頻出的歐羅巴

  歐盟在上世紀80年代成功開始擴張。在明克勒看來,正是歐盟的擴張開始重新將“中心問題”喚回到政治議程之中。法德意荷比盧六國在很大程度上擁有相近的文化、經濟制度和貨幣政策,但新近加入歐盟的國家卻未必如此。北歐國家擁有更加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更加節儉鞏固的財政政策,而南歐國家則受困於更高的公共開支和債務問題。所謂“南北歐元”的裂痕問題就此在歐洲上演。以明克勒對歐洲媒體和輿論的觀察而言,這種爭執裂痕又與天主教和新教的曆史分野結合在一起。

  1991年冷戰的結束也開始讓美國逐漸降低了其在歐洲的政治經濟存在。兩德統一之後,歐洲再次出現了一個龐大的中心。這個中心沒有辦法限定其邊界範圍,因為一系列蘇東國家在經濟繁榮程度上與歐共體國家存在巨大的鴻溝,且政局不穩。歐盟如果希望自身有一個穩定的邊界,而不是讓鄰國成為難民、毒品與混亂的發動機,就必須將其東部邊界的鄰國囊括到歐盟之中,通過歐盟如同“磁鐵”一樣的效應穩定其政治、繁榮其經濟。這導致歐盟的邊界擴張到東部。

  1990年兩德統一。圖片來源:Reuters。

  這樣的一個歐盟就不再只是核心歐洲的簡單聯盟。北歐有新教的傳統,地中海世界則是天主教文化,而新囊括進歐盟版圖的東歐國家有許多信奉東正教。這也不再是曆史上基督歐洲的最小邊界:在奧地利和捷克以東的東歐巴爾幹世界,原屬於歐洲和近東文明交界之處,而且它們還在蘇聯體制下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歐洲國家強調共同市場和穩健貨幣政策帶來的繁榮,而對於後蘇東國家而言,自由經濟留下的卻是休克療法的傷痛。

  於是歐洲分割為多個斷裂線。西歐國家將市場化、法治議題視為歐盟的核心價值觀,並指責東歐的新盟國們在這方面做得遠遠不夠。曾經在鐵幕下的東歐國家則喚起了對於“龐大帝國”控製“主權內政”的黑暗記憶,指責歐盟如同曾經的蘇聯一樣踐踏他們的主權,試圖將自身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強加在弱小的盟國身上。北歐國家指責南歐國家不能夠量入為出,而南歐國家則指責北歐國家將自身的資本主義新教倫理強加於人,肆意干涉自身的經濟主權。法國和德國認為新生的俄羅斯是一個友好的戰略夥伴,不僅擁有龐大的市場,還可以提供廉價的能源,而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則確信巨人鄰國仍然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安全威脅,法德綁架歐盟與俄羅斯的合作以犧牲東方夥伴的國家安全顧慮為代價。

  2005年《里斯本條約》簽署。圖片來源:Reuters。

  與許多歐盟研究者,如蒂莫西·加頓·艾什這樣的歐洲主義者不同,明克勒不認為歐共體和歐盟的誕生是基於歐洲和解和聯邦主義的理想。歐共體最初只是一個基於經濟務實角度的設計,以期通過經濟合作化解歐洲鄰國間的潛在分歧。這就意味著,歐洲項目原先只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合作,其設計者並未將其作為潛在的政治實體加以規劃。在歐共體的逐步發展中,歐洲聯盟才作為一個甚至有可能成為超主權實體的存在進入政治家和理論家的視野中。

  超主權實體和政治聯盟並不以相同的方式運作,困擾歐洲政壇數十年的“民主赤字”問題正源於此。通過疊床架屋地增加合作範圍,歐共體和隨後的歐盟囊括的政策領域日漸增加,並進而從單純的互惠貿易上升到政策管製和轉移支付。無論是共同農業政策(CAP)給法國的超龐大補貼,還是歐洲央行的建立,都意味著歐洲的政策開始讓一部分國家受益,而令另一部分國家受損。對主權國家而言,向同胞提供的轉移支付是同為一個民族的應盡之義。不會有太多法國人抗議給予他們南部農村同胞的農業補貼,也不會有太多前西德公民反對在兩德統一的過程中超額補貼其前東德的同胞。

  《十字路口的歐羅巴》編者:李強、段德敏 版本:2022年5月 商務印書館

  然而,民族國家的聯盟就大不相同。在一個領域的損失,必須要通過另一個領域的收益加以彌補。這一邏輯事實上是雙向的:對於付出成本的一國而言,他們的政治家必須以超額收益來說服選民,以使得每一次讓步事實上都增加了國家的整體利益。以利而合者,利盡而散。維持歐盟這一共同體本身的存在並不被選民視為一種身份利益,這預示了一個條件:當支持歐洲的成本高於潛在收益時,放棄歐洲項目才成為理性選擇。歐盟支柱國家的國民因此將歐盟的存廢變成一個數字遊戲,並時刻考慮著何時應當放棄這個負擔。另一方面,受惠國也並不會因此感謝聯盟的維繫者。因為潛在的邏輯表明施惠國一定在其他領域能夠尋求更大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是從受惠國身上索取的。因此,如果法國願意利用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來提高歐盟整體在聯合國的話語權,那一定是因為法國需要借助歐盟的經濟體量和市場規模來謀求其國家戰略;如果德國願意接受額外的財政支出來救濟困於債務危機的南歐盟國,也一定是因為通過歐元機制,德國可以系統性地獲益。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這樣的國家需要支出的償付難道不是已經在德國那幾乎稱得上驚世駭俗的經常項目盈餘中得到體現了嗎?

  於是,沒有任何一方從歐盟項目中感受到榮辱與共。只要歐盟還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聯盟,而無法成為超主權實體,民主赤字問題就仍會擴大。正如明克勒所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政治家們越是在布魯塞爾做出讓步,推進歐盟的整合,他們在國內就越是可能強調這一行動帶來的利益,並因此在其他國家激起波瀾。2005年的歐盟憲法公投在荷蘭和法國的意外失敗中斷了歐盟超主權化的道路,而與歐盟憲法差異不大的《里斯本條約》卻再不敢訴諸全民公決。將歐盟作為超民族國家項目尋求公眾支持的嚐試從這一刻起就徹底失敗了。也許一個“小歐洲”,一個沒有經曆過數輪擴張的歐共體能夠建立起成為超主權國家的基礎,但現在的歐盟似乎已失去了向這一方向急進的可能。於是,在一個撕裂的歐洲中,“執中之權”似乎又成為了曆史的必然選擇。

  泥潭中的聯盟:執中之權與歐羅巴

  執中之權對歐洲而言仍然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其部分原因在於德國的曆史責任。對於記憶猶在眼前的一代歐洲人而言,德國的中心地位是同戰爭和壓迫聯繫在一起的。任何一個德國的鄰國都可以讓曆史責任成為德國施展政治影響力的包袱。即便對於德國人而言,承擔歐洲政治的中心地位也可能成為額外的負擔和壓力。因而,即便是作為歐盟的堅定支持者,德國至少仍在成為歐洲項目的中心力量上不情不願。

  在歐洲的裂痕沒有凸顯時,德國實則已然通過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的影響力以“幕後操縱”的方式影響歐洲的政治。在經濟議題上,德國常常利用英國和北歐國家的財政節儉意願來牽製南歐國家的舉債行為。而在政治和安全議題上,德國又常常借助所謂的“法德軸心”地位來發揮影響。在針對歐盟政策的英法對立中,德國的幫助將使得其中一方佔據上風,因此無論是歐債危機、俄烏衝突還是英國脫歐事項,德國都在不情不願中被事實上推上了主要決策者的位置。

前德國總理默克爾與舒爾茨。圖片來源:Amico Hoop。
前德國總理默克爾與舒爾茨。圖片來源:Amico Hoop。

  英國脫離歐盟進一步將德國放在了焦點之下。歐洲曾經的兩個中心——英國和法國,現在僅餘其一。法國是歐盟僅剩的聯合國常務理事國,使得除了德國享有的龐大經濟資源和市場規模,沒有第二個歐盟國家能夠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和法國類似的作用。法國的公共開支比例和債務結構都更接近南歐而非北歐國家,在親近市場的埃馬努埃爾·馬克龍總統當選之前,法國對國家、市場和自由貿易持有與德國完全不同的態度。一部分西歐政治家和歐盟主義者試圖將親歐的馬克龍視為歐盟的潛在領導者,但與普遍支持歐盟的德國不同,馬克龍在國內面對的政治環境要更加險惡:他面對一個疑歐的極左翼聯盟和一個雖在修辭上變得緩和卻仍然宣稱要選擇性執行“歐盟條約”的極右翼政黨,而親歐的中間派聯盟只享有不足半數的支持率,僅僅是依靠法國特殊的選舉制度才得以維繫其地位。法國身處西歐使得東歐國家相對更不信任他們野心勃勃的總統,而所謂的“節儉國家”(荷蘭、丹麥、瑞典、奧地利)也有理由懷疑法國正試圖將歐洲的共同赤字強加於他們遵守紀律的財政預算中。荷蘭首相馬克·呂特試圖領導一個北海-波羅的海的自由貿易聯盟,維謝格拉德集團早已成為中東歐國家的俱樂部,而意大利的馬里奧·德拉吉也試圖重振這個歐共體創始大國的政治影響力。重拾“德法軸心”反而可能激起歐盟其他小國的警惕情緒,即便德國沒有主觀意願,在脫歐完成之後,他已經事實上被推向了掌握“執中之權”的寶座。

  無論德國政壇和民眾的政治意願是否強烈,默克爾時代的德國已經成為歐盟中不可或缺的調停者。以幾乎撕裂歐盟的波匈法製問題危機為例:西歐和北歐國家認為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政權事實上破壞了歐盟的“民主法製”原則,利用掌握政權的便利打擊反對黨、阻撓司法公正,並指責這些民粹主義的疑歐黨派一面獲得歐盟的撥款來鞏固其執政地位,一面對歐盟一體化的政策推三阻四。而匈牙利和波蘭的右翼民粹主義執政黨將歐盟的干涉和曆史上帝國主義強權對東歐地區的干涉聯繫起來,以煽動疑歐的民粹主義傾向。矛盾時常變得激烈,荷蘭首相馬克·呂特曾因價值觀議題宣稱匈牙利已無法屬於歐盟,但青民盟卻能在國內選舉中擊敗所有反對派的聯盟,贏得前所未有的勝利。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執政黨青民盟屬於歐洲議會的“歐洲人民黨”(EPP)黨團,而默克爾的基民盟同樣也是這一黨團的成員,並在黨團中事實上起到領導地位。這一形象自然可以成為對抗雙方之間的潤滑劑。波蘭總統杜達同西歐國家之間的矛盾異常尖銳,但也更願意聽從默克爾的居中調停。這種折中地位固然是因為默克爾的執政以中道溫和為主,但也與德國在地緣、意識形態、經濟和外交上所處的中心地位緊密相關。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左)與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圖片來源:Europe today。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左)與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圖片來源:Europe today。

  從結構、意識形態和現實優勢的角度,如果歐盟希望存續,德國就不僅必須在實質上,而且必須積極、主動、有意識地承擔執中之權。在歐盟的結構上,德國貢獻了最大的財政資源,又擁有最多的人口,因此必然對歐盟的方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德國位在中歐,既不會被完全置於西歐陣營,又同東歐保持著距離,既在財政和經濟實力上與北歐有相近之處,又願意對南歐國家做出妥協和接濟。在歐盟的意識形態中,德國既屬於相對溫和的陣營,常常以一個中左翼和中右翼的大聯盟執政,又堅持歐盟所固有的價值觀和立場,可以在疑歐民粹主義和親歐中左翼進步勢力之間做出調和。而從現實主義的角度,所有的大型聯盟都同樣要面對一個“中心”危機,那就是擔心一個過於強勢的中心會威脅邊緣的地位,從而將一個聯邦式的聯盟體轉化為中心霸權支配下的政治實體。然而,德國的曆史包袱正好可以抵消這種擔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事實上對所有的歐洲鄰國犯下戰爭罪行,這使得德國在歐洲經濟影響力的擴張都被稱作所謂“第四帝國”加以批駁。即便德國能夠通過其有利地位掌握“執中之權”,這一權力也必然是受到限制的。“弱勢的掌權者”是明克勒給德國地位提供的恰當定義。德國不得不一方面克服其選民不願意承擔歐洲政治責任的惰性,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作為一個擁有足夠砝碼的調停者來彌合歐盟盟國之間的矛盾。歐盟仍陷在泥潭之中,而在這樣的沼澤地裡踽踽前行,卻唯有依靠這樣一種弱勢的“執中之權”。

  歐洲項目是否仍然是一個潛在的超主權實驗?在民粹主義和極化政治席捲歐洲各國的當下,超越民族主義的理念精神是否仍能在歐洲維繫?不同的政治理論家給出的答案大相逕庭。對於那些希望歐洲能夠代表某種超越性理念的人而言,僅僅接受一個實用主義妥協而產生的歐盟是遠遠不夠的。另一方面,民族國家的主權仍受到許多人的珍視,將一切都讓渡給一個看起來缺乏民主決策機制的歐洲,又像是理想主義者盲目自大、好高騖遠的策略。

  2022年6月,法國總統馬克龍與選民交流。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2018年,雄心勃勃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索邦大學展開了對歐盟願景的長篇講話。無獨有偶,就在其講話前兩年,大批歐洲知識分子聯合發佈了一個保守派歐洲願景的宣言《一個我們可以信靠的歐洲》。一者是渴望歐洲整合的自由聯邦主義者,一者是以主權和基督教文化為理由捍衛民族主義的中東歐民粹主義者,二者既有斷然相悖的理念圖景,也享有微妙的共同之處:他們都相信歐洲不僅是一個民族國家間的簡單聯盟,而意味著某種價值願景,某種共同觀念和身份認同。從這個角度而言,明克勒在《執中之權》中的主張顯得過於悲觀了:即便是在歐盟憲法失敗十餘年後,一顆歐洲認同的心臟仍然在歐盟跳動不息。

  但大跨步的理想從來容易導致分裂和齟齬。馬克龍野心勃勃的計劃最終需要通過德國溫和的刹車加以實現,東歐國家針對歐盟的激烈對立最終也需要德國策略性地調停加以限制。明克勒至少為歐盟的穩定存續提供了一種策略——歐盟不能僅僅依靠這種策略性的“執中之權”,卻斷然不能缺少這一策略性的“執中之權”。

  作者/王子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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