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可能用“經濟”之外的語言理解世界嗎?

2022年11月26日16:01

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給予“講故事”以非常高的評價,稱人類講故事的“虛構”能力才是文明發展內在的動力。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每個年代都有佔據主導的故事版本,有時是宗教,有時是科學,那麼當今佔據主導地位的故事是什麼?在加拿大批判通識作家邁克爾斯看來,這個答案是“經濟語言”。

經濟語言具體體現為,在個體層面,人們都預設自己的行為動機是最大限度的滿足自身的利益,且每個人都能精準地理解對於自己來說的最大收益是什麼;在群體層面,不斷強化對市場邏輯的肯定,並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理解為純粹的市場競爭關係。邁克爾斯認為,經濟語言對我們理解世界固然有所助益,然而當它日漸成為一種不僅佔據主導地位且變得“單一”的文化,諸如工作環境的不穩定、公共福利部門開始追逐私利乃至藝術的庸俗化等種種問題就出現了。當下中國社會常常討論的“內卷”現象,也是問題的一種表現。

邁克爾斯認為,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具體的行動創造一種與單一文化相對的“平行結構”,在依然與社會結構保持連接的情況下尋求改變。相對於他犀利的分析,這種對解決方案的構想似乎顯得還是有些過於樂觀。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難逃單調》,有刪改。

《難逃單調:當人遭遇經濟浪潮》,作者: [加] F. S. 邁克爾斯,版本: 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2022年12月。

1

為什麼要擺脫經濟語言的單一文化?

單一文化使我們的經驗與期待向經濟故事靠攏,生活面臨的風險也隨之增加。正如生物多樣性反映了許多生命形式與生態系統的健康,價值多樣性也反映了我們的各種生活“方式”與社會系統的健康。一旦失去價值多樣性,我們也就喪失了在經濟領域以外表達自我的能力。我們失去了曾在某些生活領域使用的“語言”——家庭與人際關係的語言、自然世界的語言、藝術與精神層面的語言、衛生與健康的語言、公共利益與共同利益的語言。經濟語言取代了這些語言。

但語言不是中立的。以經濟語言來講述我們所有的故事,最終將改變故事本身的意義。正如語言建構了我們的思想,而我們的思想影響了我們的行為,單一文化也開始改變我們的決定與生活方式。

隨著單一文化的成長,我們也失去了價值多樣性以外的東西。我們失去了存在於市場之外、存在於經濟故事疆界之外的創意。這類創意不只表現在藝術上,也表現在科學、關係、精神與其他事物上,可以說我們生活的各層面均存在著創意。

想像有兩個圓彼此重疊了一小部分。其中一個圓代表你的創意,另一個圓代表經濟故事里的市場世界。兩個圓重疊的區域代表創意在市場世界里獲得的經濟成功。經濟故事說,兩個圓重疊的部分越大越好——也就是說,能生產出人們願意購買的東西才叫創意。事實上,這兩個圓不可能重合,但在經濟的單一文化中,獨立於市場之外的創意通常被視為不值得追求。

在經濟的單一文化中,為了好玩而嚐試各種觀念與事物,甘冒創意風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其危險性都在不斷提高。無效率、浪費與市場失靈——也就是位於重疊區域之外的創意部分可能面臨的問題——的風險高得讓人難以承受。因此,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每個領域的創意都將局限在兩個圓的重疊區域內,也就是兩個圓的交集部分,這裏可以獲得最多人的認同,也會吸引最多人購買。

然而曆史顯示,重要的創意發明往往來自遊戲感,產生創意的人並未預見到自己的成果可以在市場販售。著名的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20世紀後半葉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1918年出生在紐約市,1942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對原子彈研究做出過重要貢獻。戰後,費曼曾先後在康奈爾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教書。1965年,他因量子電動力學方面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除了作為一個科學家,費曼在不同時期還曾是故事大王、藝術家、邦戈鼓手和密碼破譯專家。費曼的思想天馬行空,他喜自闢蹊徑,且從不固執,求知慾極強。他很愛惡作劇,但往往只為點出世間許多荒謬之處。曾有一段時間對物理學感到作嘔。他記得,物理學之所以吸引他,是因為當初他抱著遊戲精神,他鑽研的全是自己感興趣、能讓自己沉迷的部分,他完全不管自己的研究是否在科學界具有重要意義。在發

現自己已經精疲力竭之後,費曼決定重拾初衷,只研究自己有興趣的領域,只為了讓自己開心而再次玩轉物理。

理查德·菲利普·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1988),美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1965年,因在量子電動力學方面的成就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某天,費曼在學校餐廳看見有人閑來無事,把盤子拋到空中玩。他注意到盤子往上的時候會擺動,而盤底校徽轉動的速度比擺動來得快。費曼覺得好玩,於是開始思考擺動的方程式。他的同事承認這些方程式很有趣,但質疑它們的重要性。費曼輕蔑地說,不管怎麼樣,這些方程式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他研究只是為了好玩。漸漸地,他又重新燃起對物理學的熱情。他說:“抱著玩心來研究物理學比較容易,那種感覺就像打開瓶蓋一樣:所有東西都毫不費力地自己流出來。我差點就失去這樣的感受!我做的研究並不重要,到了最後,重要性卻慢慢浮現出來。我能獲得諾貝爾獎,最初的源頭就是我很無聊地對擺動的盤子產生興趣。我對物理的熱情回歸於我。”

這種無所為而為之的創意,單純為了趣味而產生的創意,在單一文化里是充滿風險的舉動。如果創意觀念與市場成功的聯結並非一目瞭然(羅琳的第一本《哈利·波特》小說曾吃了十幾家出版社的閉門羹),那麼單一文化就會反對這樣的創意。大家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因此衍生出規避風險、因循苟且與故步自封的心態。結果,有趣、美妙而優雅的創意觀念或創意表現如果缺乏市場前景,就很難獲得發展或尋得支持。

從事個人喜歡的工作,不理會他人的想法,從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創意,也需要獨立精神的支持。約瑟夫·坎貝爾約瑟夫·約翰·坎貝爾(Joseph John Campbell),美國神話學家、作家、教授,其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神話學和比較宗教學,他的研究工作涵蓋諸多人類經驗的面相。坎貝爾的巨著《千面英雄》討論了全世界神話故事的英雄旅程與其轉化過程。此書出版之後,坎貝爾的理論被許多現代作家和藝術家有意識地運用。他的思想可以用他自己經常重複的一句話加以概述:“從你所好。”相信,如果你追隨內心的喜悅,“你將走上一條早已存在的等待著你的道路,你將過著你應該過的生活……追隨內心的喜悅,不要害怕”,他說,“雖然你不知道道路通往何處,但一定有一個地方,會有一扇門為你開啟”。

然而,獨立精神卻被單一文化的整合要求所阻礙。如果你接受單一文化,相信自己是他們說的那種人,相信世界是他們說的那個樣子,那麼你就喪失了開創自己人生的自由與能力。創造不同的故事,而非只局限於經濟故事,你在面對生活挑戰時就能發揮創意,能表現出真正的自我。單一文化只專注於一件事,它堅持認為,經濟價值與經濟設定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無論這些問題是精神的、政治的、思想的,還是關於關係的。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劇照。

2

不順從單一文化的壓力會遭遇損失,但順從的代價更大

要求我們順從單一文化的壓力並非嶄新之物。這些壓力其實非常類似於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意識形態社會里的居民所體驗的壓力,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把這種現像一一描述出來。

哈維爾表示,在意識形態掛帥的社會里,你必須接受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必鬚根據社會的價值與設定來行動。如果你拒絕與社會一致,你會惹上麻煩。你會遭到孤立、疏離,你會被當成唯心主義者而遭受指責,或者被認定為不合群而受到輕視。你知道你應該做什麼,而你也照著做了,但重點是“讓人知道”你正在做。哈維爾說,你必須跟別人一致,才能生活下去。你必須跟別人一樣,承認某些事一定得這麼做,你才能過日子。如果你無法依照大家期望的方式行動,其他人會認為你的行為異常,認為你生性高傲,自以為能淩駕於法律之上,或者自以為能離群索居。意識形態掛帥的社會讓你跟其他人產生幻覺,把應然當成實然,把自己聽到的故事當成理所當然。他們經年累月反複宣講這套故事,最終每個人都相信且講述同一個故事。

哈維爾說,事實上,這個故事並非理所當然;這個故事的目標與生命的目標之間存在著鴻溝。生命的發展是多元與多樣的,生命是為了實現自身的自由,而系統則要求一致、統一與紀律。哈維爾說,系統“是個表象世界,卻企圖充當現實”。這個表象世界靠著自動駕駛運作,它滲透且塑造了整個社會。表象世界部分是穩定的,但也有部分是不穩定的,因為它建築在表象上。生活在表象世界里,你不需要相信它,但你必須裝出與它一致的樣子。

有時候,整件事看起來似乎沒什麼壞處,你可能聳聳肩說:“跟表象世界一致有什麼不好?”哈維爾說,於是,你接受了遊戲規則,成為遊戲里的玩家,遊戲成立。然而,與表象世界一致的模式也讓你規避真實的自我,你通過僵化的意識形態與世界聯結起來,而這個意識形態創造了幻覺,使人誤以為事物的本質是人類與宇宙秩序的自然延伸。哈維爾說,一旦接受表象世界里的生活,你就開始“活在謊言里”。這最終會造成巨大的人性認同危機:為了在系統里存活,你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脫離表象世界的代價是昂貴的,因為你的行為造成的影響遠超過行為本身。當你打破表象世界的規則時,你顯示了人可以活在真實里,無須活在謊言里。因此,任何與社會不一致的行為都必須被除掉。研究人員得出的結論是,有關市場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的任何討論,“都必須以市場語言加以表達,也就是必須在語言中提到貨幣”。舉例來說:“聰明的水手能調整船帆,利用風力前往他想去的地方……而這正是我們現在必須把握的可能性與面對的挑戰:調整船帆,乘著市場的風,增進我們的工作績效與……改善我們的生活。”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劇照。

別忘了,經濟故事說,人是理性的,人願意採取行動最大化自己的最佳利益。身為理性的個體,你會採取能實現自身目標而且所需資源最少的行動。堅守信念顯然要比什麼都不說與什麼都不做成本更高(你也有可能水波無痕地沉入池子裡),在經濟故事里,堅守信念絕不符合最佳利益。相反,符合最佳利益的做法是願意低頭,不要過於堅持自己的想法,更不要破壞現狀。

然而,在人生關鍵時刻堅守原則卻是最符合人性的事,也是人性時時驅策我們去做的事。因此,雖然就經濟價值與設定來看,計算與選擇最低成本完全合乎理性與邏輯,但合乎理性並非人生的全部。奧斯卡·王爾德說:“人生的致命錯誤並非源自人的不理性;相反,不合理的時刻很可能是人生最棒的時刻。致命的錯誤往往來自人的邏輯性。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

換言之,無論你如何生活,人生都要付出代價。生活在經濟故事之外,成本是昂貴的,但生活在經濟故事與單一文化里,我們依舊要付出另一種形式的成本。當我們一度珍視的本質——如真、善、美、正義——淪為達成經濟目的的工具,並且接受單一文化的生活時,我們就被剝奪了更高層次的人性需求。當更高層次的人性需求無法滿足時,我們就會產生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所謂的超越性病態:“靈魂的病態。”

選擇並不容易。我們該如何生活?我們要遵循單一文化,與經濟故事保持一致,還是從定義我們大部分文化內容的經濟故事中自我放逐?換個問法:如果人生無論如何都要付出代價,那麼你為什麼不做自己喜歡的事,說自己的故事,貫徹你內心深處最深刻的價值?

3

“平行結構”:如何可操作地拓展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要超越單一文化,不是通過特定的活動來達成。哈維爾說,一開始要離開經濟的表象世界,採取的做法很可能是“不”做某些事——不做他人預期的事,不滿足他人的需要。然後,你逐漸以低調的方式,去過符合自己內心深處價值的生活,而不遵循單一文化的有限價值。你開始有意識地做出自己的決定,也更有決心地敞開胸襟,去接受不同生活領域的不同價值。

當你開始遵循內心深處的價值來生活,不去理會單一的經濟價值時,隨著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你的行動會產生更有系統、更有條理的結果,哈維爾稱這個結果為“在社會上過著獨立的精神、社會與政治生活”。這裏的獨立生活並非與生活的其他層面隔離開來,而是在擺脫經濟故事與單一文化後擁有的高度的內在自由。獨立的生活幾乎可以用任何形式來展現。你不需要自主地放棄手上的任何事物,也不需要直接前往能超越單一文化的地方。獨立的生活可以包含在你做的任何事里,你在的任何地方,以及你剛好已經踏入的任何活動領域。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獨立生活自然而然開始組織成某種形式,逐漸產生哈維爾所謂的“平行結構”。哈維爾說,平行結構指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爭取自由、真理與尊嚴的過程——它是真實生活的具體表現。平行結構讓你有空間過不同的生活,從真實的人性需求中成長。你在生活中回應的是由下而上的需求,而非由上而下的指示,因此你的發展是有機的。

平行結構不是反文化結構;平行結構之所以被稱為平行,主要是因為這些結構與單一文化“並存”。即使你參與了平行結構,你仍然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通過既有的經濟結構與價值系統,來與單一文化的表象世界產生聯繫。與此同時,你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持續與經濟故事互動。儘管如此,我們有具體的辦法來超越單一文化中的經濟故事的價值與設定。有三種這類的平行結構:慢食運動、克里斯托弗·亞曆山大克里斯托弗·亞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建築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終身教授。的模式語言,以及馬歇爾·盧森堡的非暴力溝通。

糧食是生命不可或缺之物。根據經濟故事的說法,糧食代表市場。買方希望以最少的資源購買糧食以滿足自身需要。賣方希望以最低的價格(這樣他們才能賣得更多)儘可能將手中的糧食賣出;賣方的生產力與效率越高,就能獲取越多利潤。經濟故事說,當糧食市場達到最佳效率時,供需就會均衡;賣方不會生產無法出售的東西,而買方不會購買自己不需要的東西。這種效率可以避免人們浪費資源,資源是稀少的,因為資源再怎麼豐沛都無法滿足人的慾望。當市場與市場競爭遍及全世界時,就可以達到最佳效率。

經濟單一文化把這項原理運用在糧食上,認為我們在種植與生產糧食時應儘可能提升效率與生產力,與此同時,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糧食的準備與食用上。從單一文化的角度來看,工業化農業是合理的。它有效率。通過工業化農業,我們食用的東西幾乎都能大規模生產——從雞與雞蛋,到牛與豬、魚與蔬菜、玉米與小麥。在大量生產下,我們發展出規模經濟,使我們以低廉的價格生產大量糧食。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凡是能增加糧食生產力,降低買方的價格與不便,以及增加賣方利潤的工具和方法,都是正面的,至於這些工具和方法是否包括使用殺蟲劑,將動物擁擠地圈養在籠子或畜欄里,發展養殖漁業,開發基因工程或申請種子專利,則不是經濟故事關注的,因為經濟故事只在意對買方與賣方有利的故事。經濟學家E.F.舒馬赫表示:“你可以說一件事是不道德的或醜陋的,會摧毀一個人的靈魂或使其墮落,會危害世界和平或未來子孫的福祉;但只要你沒能證明一件事是‘不經濟的’,你就沒能真正質疑它生存、成長和繁榮的權利。”

與之相反,平行結構對糧食的看法完全體現在慢食運動上。20世紀70年代,在意大利,有一群年輕的政治活動分子希望重新發掘食物的美好,以及重新感受生產、準備、烹調與食用的過程。慢食運動自此誕生,然後在1989年從巴黎邁向國際,當時來自意大利的250名成員團聚一堂共同進食。換言之,這場運動落實在全世界所有成員的生活之中,因此獲得有機的成長。

熱衷慢食運動的人認為,食物不只是維繫生命的必要之物,它也是樂趣所在。食物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我們怎麼看待食物,反映出我們怎麼看待人生。慢食作為一種平行結構,它給予我們空間,使我們過不同的生活—— 一種比較緩慢、比較有樂趣的生活,這種生活又稱為慢活。慢活不是放棄日常生活;慢活也不是懶惰或一味懷舊。相反地,溫蒂·帕金斯(Wendy Parkins)與喬弗瑞·克雷格(Geoffrey Craig)兩位學者表示:“慢活是這樣一種過程,面對日常生活—— 包括生活的步調、生活上各種複雜的狀況、平凡的例行公事與令人興奮的時刻——都是認真和專注的,它首先嚐試以一種有意義的、可持續的、深思熟慮的、愉快的方式活在當下。”5通過這種方式,慢食運動作為一種平行結構,能幫助我們活得更自由、真實。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劇照。

大家圍坐在一起分食麵包,這是人類的偉大傳統,它代表的不只是口腹之慾,還有其他的價值。共食可以建立信任與友誼,在眾人陪伴下,我們可以獲得放鬆。讓·瓦尼埃讓·瓦尼埃(Jean Vanier),加拿大基督教哲學家和神學家。1964年,瓦尼埃創辦涵蓋37個國家的國際社區組織——方舟,幫助發育性障礙患者及協助他們的人士。創立方舟這個發育性障礙社群,他說:“用餐時間應該充滿笑聲,因為笑能開啟人的心靈,會笑的團體是能放鬆的團體。大家能夠放鬆,便能一起成長。”7慢食運動鼓勵人們重新發現食物的樂趣與智慧,不僅為你自己,也為你愛的人;你會重新理解簡約、新鮮成分、質量,以及自己的膝蓋在桌子底下與他人的膝蓋碰撞在一起的共同感。慢食運動鼓勵大家撥出時間親自烹調食物,並且與他人一起用餐,借由這種方式感受不同於單一文化的價值與行為。

4

模式語言與非暴力溝通:尊重人的內在本性

關於建築環境,經濟故事傾向於認為建築物的內部與外部都應該模塊化,建築物與土地、環境的關係並不是有機的,採取模塊化組件會比較有效率,而且能有效控製成本。經濟故事的價值與設定很少考慮到因經濟故事而形成的物理空間會對每天使用的人造成什麼影響。在經濟故事中,未來的買方對於空間的重視,不下於其他需求。無論我們未來是否要賣掉自己的家,我們此時都必須要迎合市場。設計師伊爾澤·克勞福德說道:“為了創造自己的家,我們必須忽略我們真實的需要,忽略那些能令家庭溫暖,令居住在裡面的人感到安適的東西。有時候,用來談論家的一整套語言聽起來就像資產負債表一樣。想想那些可怕的晚宴,裡面的人談的全是房地產價格階梯與好的投資,而電視節目討論的全是如何裝飾家裡,好吸引潛在買家。”

與建築環境的經濟取向並存的平行結構,是建築師克里斯托弗·亞曆山大發展的模式語言。亞曆山大的兩部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建築的永恒之道》(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與《建築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針對新的建築語言與規劃提出了理論與指導。新建築語言包括詳細的模式,例如如何建造城鎮、鄰里社區、房子、房間與花園,這些語言完全不帶有模塊化成分,因此會讓我們感到更具生命力與自在。亞曆山大在書中提道,雖然每個人對於物理空間的喜好不同,但對於空間是否具有生命力,“感受”相當一致。儘管建築物經過數百年的風吹雨淋,呈現出千百種不同的面貌,但建築物帶給人的生命感是建築最根本的特徵。亞曆山大解釋說:“建築的永恒之道,在於它經曆了數千年的滄桑,卻依然保有某種永恒不變的特質……除非遵循這種特質,否則你絕不可能建造出偉大的建築物、偉大的城鎮與美麗的地方,也絕不可能讓自己感到自在,讓自己感受到生機。”

與平行結構一樣,亞曆山大的模式語言給予我們空間(如字面所言),讓我們能過著不同的生活,因為模式語言可以幫助我們創造出具有生命力的結構,供我們居住。亞曆山大與他的同事花了八年時間,依據人們覺得什麼樣的空間讓他們感到具有生命力與自在,來辨識出各種模式。這表示這些模式的發展是有機的,就跟平行結構一樣。

亞曆山大與他的同事發展出來的模式共計253個,這些模式相互關聯。每個模式都往上聯結著“更大”的、往下聯結著“更小”的模式,周圍則環繞著“相同大小”的模式。當你想像或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房間里,這個房間讓你感到愉快舒適,讓你覺得放鬆自在,那麼很有可能這個房間里有某些模式在起積極作用。舉例(光線照到每個房間的兩面的模式)來說,人們直覺地感受到當陽光從房間兩側照進來時,會比較舒服;人們也傾向於避免待在只有一面有陽光的房間。你越清楚意識到模式語言,就越能瞭解如何打造自己的空間,讓自己感覺最舒適自在。

電影《華爾街之狼》劇照。

模式語言把人類需求放在建築設計的中心。亞曆山大把這種做法稱為起源取向,也就是創造一個能滋養人類生命的環境的方法。雖然他稱這種理論是“對建築與規劃的一種新態度”,但模式語言絕不是要將某種思想方式強加於人——而是希望人們找到自己的模式語言,並且加以改良。模式語言的理念在於,你比別人(即使那個人是建築師)更瞭解自己需要什麼樣的物理空間,因為你最清楚自己的特定環境。舉例來說,在公共空間,我們經常穿過草坪,而不是乖乖地走在人行道上,因此草坪上往往會被人走出一條小徑;建築師鋪設人行道就是希望我們走在上面,小徑卻顯示出我們日複一日如何利用空間。

關於關係與人際互動的經濟故事傾向於認為,你的人際關係完全是一種交易。經濟的單一文化說,這個世界由市場構成,而人是市場里的買方或賣方。你與他人保持著一定距離,而且有著非人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你跟他人都像理性個人一樣試圖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你預期自己不會承擔與交易無關的義務(就算有,也微乎其微),而且試圖把長期的義務降到最低標準。

馬歇爾·盧森堡的非暴力溝通方法,是與人類互動的單一文化取向並存的平行結構。非暴力溝通是一種與人溝通的方法,它可以產生較佳的結果。非暴力溝通是一種說話與聆聽的方式,能協助我們交換信息與和平解決差異,而非防衛自己、攻擊他人,或在遭遇評判、批評時退縮。這是一套另類的行為,它所依據的價值與設定和以往的溝通方法大不相同。

非暴力溝通認為,在各種行事動機中,最令人滿意的一種,就是豐富生命,亦即,你是為了豐富自己的生命而做一件事,而不是基於恐懼、罪惡感、指責或羞恥。非暴力溝通重視能促進善意的語言,揚棄憎恨或自我貶抑。非暴力溝通支持思想自由,鼓勵你扛起個人責任,不僅應該為溝通負責,更要為改善你的關係負責。

你要專注於非暴力溝通過程的四個組成部分,如此才能重新思索如何表達自己與聆聽他人的心聲。你越能有意識地聆聽與表達,便越能避免漫不經心地回應他人,從而做出深思熟慮的反應。15借由這種方式,作為平行結構的非暴力溝通,可以為你創造空間,使你過著不同的生活。此外,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溝通,也需要化解與他人的差異。因此非暴力溝通正如平行結構那樣,每個人都可參與,而且必須植根於真實人群的需求。非暴力溝通的目標是“加強我們的能力,以維持我們的人性,即使在遭受考驗的狀況下也絕不放棄”。

非暴力溝通方法是從創立者盧森堡自身的生命經驗中有機地發展出來的。20世紀40年代,盧森堡還是個猶太小孩,在底特律成長的他,“猶太人”身份使他在學校里遭受霸淩。這些經驗使盧森堡心生疑問:是什麼使我們喪失同情心,走向暴力?又是什麼使某些人不顧環境險惡,依然保有同情心?盧森堡對於在這些經驗中言語扮演的核心角色深感興趣。研究所時期,他構思了一種表達與聆聽的方法,可以幫助人們在溝通時保有同情心。1984年,盧森堡創立非暴力溝通中心,負責訓練人們使用非暴力溝通方法來避免與化解衝突。

從方法的角度來看,非暴力溝通可以說非常成功。許多人確實因為非暴力溝通而改變了他們的關係,這種方法也運用在一些衝突地區,如塞拉里昂、斯里蘭卡、盧旺達、布隆迪、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哥倫比亞及中東。盧森堡提到他曾有機會在伯利恒難民營的清真寺裡使用非暴力溝通,當時他對大約170名巴勒斯坦人演講。他回憶說:“當時他們對美國人的態度不太友善。當我演說時,我突然注意到底下的觀眾有些鼓噪不安。‘他們低聲說你是美國人!’我的翻譯提醒我,此時剛好有個先生從聽眾里站起身子。他直接面對我,扯開嗓子大聲叫道:‘殺人犯!’隨即有十幾個人加入他,他們異口同聲說:‘刺客!’‘殺害孩子的壞蛋!’‘殺人兇手!’”盧森堡運用非暴力溝通的方法,立即公開與這個人對話了二十多分鍾。

他說:“我聆聽他的話,我不認為他在攻擊我,反而認為這是個禮物,有人願意跟我分享他的靈魂與他受到的傷害。一旦這位先生覺得自己的心聲得到理解,他也願意聆聽我的說法,聽我解釋我為什麼來到這座難民營。一小時後,罵我是殺人犯的這位先生甚至願意邀請我到他家共享齋戒月晚餐。”

儘管非暴力溝通取得了成功,世界各地仍存在著溝通衝突,這表明改革雖然可能,但平行結構的成功無法完全抹殺其他結構。作為平行結構,非暴力溝通可以幫助人們努力活得更自由、真實,並且願意分享彼此的價值與需求。非暴力溝通喚醒人們對世界的責任感,提醒我們溝通的方式會對他人造成影響,就像漣漪一樣逐步向外擴散,也許更好,也許更壞;而這也讓我們瞭解,我們每天都有機會與人溝通,並且創造出更好的結果。借由這種方式,非暴力溝通得以與經濟單一文化的交易性、非人性與短期溝通取向並存,並且基於同情心及對人類內在本性的信念,而提出經濟以外的和平選擇。

原作者/[加]F.S.邁克爾斯

摘編/劉亞光

校對/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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